严济慈：慕光而行的物理人生

在中国现代物理学的拓荒路上，能以学术建树与家国风骨同时服膺后世的前辈并不多，严济慈先生是其中一位。他的字“慕光”，就像他一生的注脚——追慕科学真理之光，也守护民族前途之光。

1901年1月23日，严济慈生于浙江东阳一户清贫农家，家中子女五人，他是家中长子，也是唯一有机会读书的孩子。

7岁入私塾，13岁小学毕业，14岁考入东阳中学，成绩始终稳居榜首，尤其在数学上显示出过人天赋。

据外甥何爱冬在《漫谈舅舅严济慈的轶事》中记载：读三年级时，一年级数学老师因故请假，校方一时找不到代课人选，他的数学老师便直接向教务主任举荐了严济慈。站上讲台的小老师只比台下学生大了几岁，却把知识点拆解清晰、推导严密，竟比许多成年教师讲得还要通透。

这份早慧与成熟，深得当时在校任教的著名翻译家傅东华赏识，特意为他取字“慕光”，期许他一生追慕光明。

1918年夏，18岁的严济慈赴杭州参加全国六所高等师范学校联合招生，初试、复试均拔得头筹，顺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入学之初他就读商业专修科，次年转入工业专修科，第三年索性深耕数理方向。

严济慈先生全家福

旁人看来近乎“任性”的调整专业，底气来自无可挑剔的学业成绩。数学家何鲁、物理学家胡刚复都对他青眼有加，允许他自由出入家中。严济慈也借此把何鲁教授的英文、法文藏书尽数自学完毕。

大学尚未毕业，他已是校办《数理化》杂志主编，同时兼任中学与暑期学校的数学教师。22岁那年，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王云五登门约稿，他独立编著的《初中算术》与《几何证题法》随后出版，成为民国时期广为使用的数理教材。

1923年，严济慈修满数学、物理两科学分，成为改制后的东南大学第一届唯一的毕业生。谈及治学与育人，他后来留下一句广为流传的话：“学习要浅入深出，教学要深入浅出。”

同年秋，在何鲁、胡刚复、熊庆来三位教授的资助下，加上两本的稿费，严济慈终于可以远赴法国留学。

中国赴法国留学会

抵法后他先补习数月法文，随即凭借扎实的数理基础，直接报考巴黎大学主科学业考试。

多年后，严济慈回到东阳中学，为学生们讲课时，回忆起了自己的学习生活：

我到法国，法国大学不分系，没有什么数学、物理等系，不分年级，他们没有，只有二十几个课程，物理、化学、动物等，一门课程是一年，听课什么人都可以去听，座位坐不下就站着，一门功课就是一张文凭。

年年考，考到三张文凭就算毕业了。1923年，暑假毕业，到了法国时是1923年底，1924年上半年到法国一家乡下中学读几个月的法文。1924年暑假我巴黎大学一课也没听，就去报考普通数学，实际内容是微积分系，还包括一部分力学，法国早把力学作为数学的一部分，去考，考及格了，而且是择优等。

严济慈与家乡小学师生在一起

仅用一年时间，严济慈便先后拿下微积分学、理论力学与普通物理学三张优等文凭，这名中国青年的成绩单，一时震动法国学界。

凭借出色的学力，他得以进入著名物理学家、法布里-珀罗干涉仪发明者C·法布里的实验室从事研究。

早在1880年，J.居里（Curie)和P.居里（Curie)兄弟便发现了晶体压电效应的“正现象”——石英受压后产生电量变化；后续学者虽从热力学理论推断出“反现象”——石英在电场下会产生形变，却始终无法通过实验精准测定数据，难点在于晶片厚度的变化仅有亿分之一到百分之一厘米，普通机械手段根本无法测量。

严济慈耗时一年半反复摸索实验，最终采用单色光干涉法攻克了这一难题。他通过实验证实：在垂直于电轴的晶面施加电压时，晶片形变量与厚度无关，仅与电压强度相关；低压下形变与电场强度呈线性关系，系数为6.4×10^-8，与理论推导高度吻合；电压升高后则偏离线性关系，达到16000伏时形变趋于饱和。而在垂直于光轴的晶面施加电压时，晶片厚度变化极微，近乎绝缘体。

严济慈在法布里实验室

同时他还发现，水晶的电压形变具有瞬时性，无滞后现象，这项成果成为严济慈的博士论文。

1927年，法布里教授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在就任后的第一次科学院会议上，他亲自宣读了这位中国学生的博士论文。

同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严济慈启程回国，居然与徐悲鸿同船。两人一见如故，途中徐悲鸿为他画下一幅素描，题赠“科学之光”四字，两位各怀绝学的青年由此结下终身友谊。

回国之初，严济慈同时受聘于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与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数学、物理学教授，同时兼任中央研究院理化实业研究所筹备委员。

1928年，为推动科学研究在中国本土扎根，也为进一步深耕学术，他携夫人再度赴法，先后在巴黎大学光学研究所、法国科学院大电磁铁实验室开展研究，还曾到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协助安装调试显微光度计，完成测试工作。

居里夫人（Curie）十分赏识这位中国学者的才干，在他回国前夕，赠予他放射性氯化铅样品，支持中国开展放射学研究。

带着这份珍贵的馈赠，严济慈回到北平，出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兼所长，一年后又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

1931年秋，他在天津主持接待法国物理学家P·郎之万访华讲学，并采纳郎之万的建议，与李书华、梅贻琦、叶企孙、吴有训等人共同发起，于1932年创建中国物理学会。

1935年，他与法国学者F·约里奥-居里、苏联学者П·Л·卡皮察一同当选法国物理学会理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严济慈正于巴黎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会上他以中国学者身份发言，义正词严谴责日本侵华行径，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军轰炸北平古都的暴行。

当时吴玉章从莫斯科抵达巴黎，严济慈主动担任他与郎之万之间的联络人，在巴黎多地安排群众集会，由郎之万主持、吴玉章作报告，向法国社会宣传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日军暴行，争取到了广泛的国际声援。

也正因这些公开的抗日言论，他被日方列入监视名单，归国时无法在上海登陆，只得取道香港、越南，辗转抵达昆明。

在昆明黑龙潭的破旧古庙与平房里，严济慈带领物理研究所全体人员，在设备极端简陋的条件下，亲手研磨镜头、校准焦距、装配检验，将学术研究全面转向战时应用。

几年间中，团队先后造出1000余具无线电发报机稳频用的石英振荡器、300多套步兵用五角测距镜与望远镜，供应中国军队与驻印英军使用。眼见后方医疗器械匮乏，他又带领团队从零开始研制显微镜，从光学计算、镜片磨制到整机装配检验，全流程亲力亲为，一共造出500台1500倍显微镜，源源不断送往后方医院与科研院校。

这批战时科研实践，不仅支撑了抗战需求，更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光学技术工人，为日后国内光学精密仪器事业的发展埋下了种子。

1948年9月，严济慈在北平研究院第二届全国学术会议上发表题为《科学工作者的愤慨》的讲演，痛陈时局对科研事业的摧残。

同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大会上，他公开抨击当局政策，抵制威逼科学家迁往台湾的图谋，随后辗转多地，最终回到刚刚解放的北平。

1949年，受中央军委委托，他带领物理所成功研制出一批军用瞄准镜，性能媲美美式装备，直接供给南下作战部队；同时还为新华社广播电台研发大功率广播用石英振荡器，开办技术培训班培养相关人才。

严济慈一生的身份，不止是物理学家，更是杰出的科学教育家。他授课逻辑清晰、讲解透辟，待学生宽厚热忱，门下走出了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中国物理学界的中坚力量。

上世纪50年代初，他与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并称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家”，是公认的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开拓者之一。 1980年1月26日，年近八旬的严济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在《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入党》一文中写道：“解放前，我曾怀有科学救国的志愿，认为从事科学研究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因此，我不问政治，整天埋头科学。但是，旧社会的现实，使我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

解放后，由于社会性质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科研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并取得较好的成效。工作的实践，生活的比较，使我悟出这么一个道理：实现四个现代化，离不开科学；而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离不开党的领导。” 严济慈夫妇共育有七子一女，其中长大成人的五个儿子，名字皆带“光”字——长子名“又光”，取继承“慕光”之志意，其余诸子也依次以光为名，寄寓着他对后辈的期许。

严老身居高位，却一贯自奉节俭。逝世后，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的衣着十分简朴，有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被褥毛毯也是补了又补。

西装也仅有两套，一套是严老八十年代常穿的淡青色隐纹毛料西装，边角已磨损，许多地方已皱皱巴巴。另一套是近些年才添置的青灰色西装，用料和做工都较一般。

据严老家属介绍，严老晚年在公众场合穿的那套是最好的一套，已伴随严老一起火化了。

从寒门少年到学界先驱，从实验室里的追光者到烽火中的守路人，严济慈的一生，始终循着“慕光”二字前行。他所求的从来不是个人的声名，而是科学的光明、民族的光明；他自己最终也化作了一束光，照亮了中国现代物理的拓荒之路，也照亮了后辈学人的前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