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赵明昊：美国正在滑向“非自由主义民主”

无论美国朝什么样的国家形态转变，与中国的关系都已深度嵌入其国家核心议程，成为影响其未来走向的最重要外部因素之一。我们需要积极探索“特朗普变革”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新机遇，妥善把握自己对美国影响力、塑造力的增长。

本文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明昊接受记者采访的观点实录，文章来源于《世界知识》2026年第13期。

本文大约3700字，读完约9分钟。

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力图推动一场“革命”，以凌厉之势推进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大幅调整，以实现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然而，特朗普及其政府对美国的改造基本是受意识形态和“重商主义”驱动的，方方面面都走向事与愿违，“民主衰败”不断加深，美国的国家形态朝着“不那么美国”的方向演变。

“美国式威权体制”与“民主衰败”

从国内政治看，“非自由主义民主”在美国兴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特朗普力图削弱以“多元、公平、包容”理念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利用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维护和扩展其权力基础，实现保守民粹主义理念的长期化、制度化。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等美国政治学者指出，特朗普试图确立“美国式威权体制”，即不同政党仍会通过选举展开竞争，但当权者通过滥用权力打击反对派，谋求对美国国家形态进行不可逆转的深塑。“自由民主”一直是美西方国家标榜自己政治体制的惯用概念。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纷争与裂变加剧，“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张力日益显著。在全球化受到质疑、贫富差距拉大、族群矛盾加剧、技术进步加速、媒体生态极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之下，“非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在西方世界不断扩散，“民主衰败”已成为美欧比较政治学界中的重要研究议题，为思考未来美国的走向提供了关键视角。

“非自由主义民主”在美国的兴起不仅是特朗普个人行事风格使然，更是美国深层次社会矛盾、制度缺陷和意识形态变迁的集中反映。同时也要看到，这一趋势在发展进程中也面临不少制约。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扩张和滥用权力的声音不绝于耳，很多社会机构仍在推进针对特朗普政府的诉讼。美国“非自由主义民主”的演进是一个尚未定型的复杂历史进程，其最终走向将取决于多重因素的互动：保守民粹主义能否维持其社会基础，制度制衡机制能否发挥作用，反对力量能否予以有效反制，以及外部突变如何影响美国国内政治格局。

2026年2月12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启程前往德国出席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前对记者表示，“坦率地说，旧世界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缘政治的新时代”。

“掠夺性外交”与“灵活现实主义”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MAGA国内政策的延伸，因此需要在“内政优先、以内谋外”的视角下加以探究。

特朗普将美国获取的实际利益作为推进外交政策的首要标准，强调“赢家”与“输家”、“有牌”与“无牌”的分野，展现出根深蒂固的零和博弈观。很多分析人士用“掠夺性外交”或“勒索式外交”来描述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认为他通过强硬手段迫使别国妥协，以让美国单方面获利，试图退回到倚强凌弱、划分势力范围的世界。与第一任期类似，特朗普继续大搞“退出外交”，将此前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视为“糟糕的交易”，认为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联盟防务的成本远大于收益，并对美国的盟友和国际多边机制进行打压，其第二任期的单边主义倾向更为明显。

在“美国优先”的核心逻辑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继续强调大国竞争，但其对国际格局的判断出现值得重视的变化，“多极世界”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叙事中的重要语汇。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冷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是一种反常现象，世界终将回归多极状态；在新的多极世界中，美国的政策目标必须是优先提升美国自身利益，而非充当“全球政府”去解决全球性问题。特朗普政府主张，美国应将扩展本国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把重点放在增强美国实力并借助强权扩展自身利益上，而不是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目标。正如国防部长赫格塞思所言，特朗普政府对过去的道德主义和说教式外交政策不感兴趣，其政策将以常识和国家利益为准则基础，将尊重与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基础并寻求与相关国家展开合作。

显然，特朗普政府寻求的并非平等的多极化，而是一种“竞争性多极世界”。迄今为止，特朗普及其高官并没有明确说明美国对“极”的界定标准，但从其外交政策实践看，以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等领域的实力作为判断标准，特朗普政府将中国、俄罗斯等视为“多极世界”的主要玩家。鲁比奥将中国视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强大、最危险的对手”，拥有工业、经济、地缘政治、科学研究等领域的强大实力。特朗普推崇“美国优先”理念，试图减少美国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他更看重如何为美国民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如何应对非法移民等问题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损害。“灵活的现实主义”成为特朗普政府推崇的外交事务原则，因此其力图与中国等其他大国构筑相对稳定、具有建设性的关系。

中美竞争博弈的新均衡

自2017年以来，美国一直以“大国竞争”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框架，经过近十年你来我往的较量，双方认识到谁也无法在短期内挫败对方。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以来，由于美方执意推进新一轮关税战，中美关系经历了从激烈斗争到逐步企稳的复杂过程。美国决策层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并不像他们所想象或预期的那样脆弱，一味施压不会让中国屈服。用特朗普风格的话来说，中国手里是“有牌的”。事实证明，中方对特朗普政府实施的“以打促谈、以斗促稳”策略取得成效，中美竞争与博弈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均衡。2026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双方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合作”这样的词汇也重新进入有关中美关系的政策讨论之中。长期对中国持强硬立场的鲁比奥也多次表示，需要探索美中关系的战略稳定之道，“世界稳定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无论美国朝什么样的国家形态转变，与中国的关系都已深度嵌入其国家核心议程，成为影响其未来走向的最重要外部因素之一。我们需要积极探索“特朗普变革”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新机遇，妥善把握自己对美国影响力、塑造力的增长。在其第二任期，特朗普对美国决策层和政府各部门的政治主导力显著增强。可借此推动中方与MAGA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沟通，促使他们理性客观看待中国，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的融通性。“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这将为中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方拓展共赢合作带来新的动能。

“战略稳定”尚是一种愿景，而非确凿的现实。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同意与中国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不同的声音。我最近赴香港参加中美专家研讨会，美方与会专家和前官员就认为，“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一新定位在美国国内并不享有充分的政治支持。中美之间在经贸、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分歧依然根深蒂固，尤其是围绕台湾、南海问题的博弈，仍存在令人不安的态势。

面对特朗普的所谓“变革”以及美国“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兴起，中国需要深入辨析有关趋势带来的影响，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思想光谱、政策主张和内部派系等问题值得持续关注，尤其是基督教民族主义、技术法西斯主义等对塑造美国变革底层逻辑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潮动向。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中美竞争已经步入“关键十年”，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更为复杂，美国右翼民粹势力对中国的恶意虚假叙事和对中美关系的消极态度值得重视。

客观而言，对华强硬在美国政策界仍是难以撼动的“政治正确”，不仅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经常展现反复无常的特性，美国鹰派势力一旦重新得到机会也会不遗余力地破坏中美沟通与合作。打打谈谈已经成为中美竞争博弈的新常态，我们既要坚决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也要积极拓展对美外交空间，持续增强对美制衡能力，完善政策工具箱。

从外交维度看，中国需要保持定力。在一场围绕“开放”与“确定性”的竞赛中，中国拥有主动作为的更大空间。特朗普意图把世界带回弱肉强食式的“丛林法则”，大行单边霸凌之道。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特朗普想让美国“更加伟大”，却可能让“美国世纪”以不体面的方式走向终结。在特朗普政府大搞“退出外交”的背景下，中美围绕国际秩序的博弈日益复杂。如何既能展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增强中国的制度性权力，又避免背上过重包袱，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考验。我们可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议题上结合自身优势，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提升可见度与领导力。以融通中国国内发展目标和外交利益的方式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通过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及欧盟等方的多边合作，对冲特朗普第二任期给全球治理带来的冲击。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须深入评估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对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认知，筹谋应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新变化。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强化军事安全威慑的动作不会停歇。中美在亚太区域存在发生军事摩擦的风险，需重视危机预防和处理机制构建。在特朗普政府战略调整的背景下，日本、菲律宾等亚太地区国家试图通过激化相关问题将美国紧紧拉住。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与周边个别邻国围绕地区安全格局的博弈恐将更为复杂激烈。■

文章来源于《世界知识》2026年第13期

图文编辑：张洵

责任编辑：刘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