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国贼，宋美龄

宋美龄，我党在1948年12月公布的43名战犯之一，教员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将他们定性为“中国人民决不怜惜此蛇一样的恶人。”次月，国共两党开始筹备和平谈判，我党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中，第一条便是惩办战争罪犯，宋美龄又在其中。

可以说，宋美龄自始至终都是站在中国革命对立面、站在人民对立面的。

现在，一部讲述红军四渡赤水的电影，饰演宋美龄的演员却说：“第一次饰演历史人物，短短几场戏，献给了宋美龄女士。”

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那宋美龄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又为什么成为战犯呢？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1 宋美龄的祖籍在海南文昌，1898年生于上海。

其父宋嘉澍做过美国监理会牧师、经营过工商业、创办过印书馆，并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几次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可谓是毁家纾难。

其母倪桂珍，同样出自牧师家庭，接受了西式教育，属于晚清的名门望族。

生在这样的家庭，宋美龄天然拥有西方、留洋、海外等标签。

于是在1907年，年仅10岁的宋美龄便乘坐邮轮抵达美国，开始了为期10年的留学生涯，直到1917年回国，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参加工作。

从这份履历可以看出来，无论是宋美龄的家庭，还是宋美龄本人，都和“洋”这个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个特殊属性，以及资助孙中山革命的经历，又为他们经营民国关系网，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这，便是宋美龄一生中最大的资本。

通过“洋”的属性，宋美龄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熟悉美国的政治文化。通过民国高层的关系网，宋美龄可以随时接触巨商政要，如同逛自家的后花园。

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宋美龄便可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游走，拥有做两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介”的资格。

但代价就是，宋美龄无法了解真正的乡土中国。

因为对于一个把上海、华盛顿视为全部世界的人，很难脱下礼服、俯下身子，去了解华北农村、四川码头、闽浙山林的数亿人，到底在经历什么样的苦难，他们都在想什么、又想要什么。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美龄便在1927年，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那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大革命的投资人苏联做了彻底切割。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针锋相对的年代，蒋介石和共产主义阵营的苏联、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做了切割，那么他就必须和资本主义阵营建立联系，才能实现“联资抗共”，为自己找到新的保护伞。

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便前往上海，向宋美龄求婚，希望借宋美龄的特殊身份，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沟通渠道，并利用宋氏家族的关系网，为他联络盟友巩固政治地位，提供便利。

这一点，当时的人都看得很明白，一家报纸就在报道婚礼时，一语双关的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称为“中美合作。”

而对于这份政治婚姻，宋美龄的态度很坚决，非蒋不嫁，即便姐姐宋庆龄极力反对，也没能改变宋美龄的心意。

为什么？

因为宋美龄很清楚自己的价值，也很清楚蒋介石的需求，她接受这份婚姻，其实就是要借助蒋介石的权势和地位，最大化的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利益。

说到底，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政治关系，类似于古代皇帝和太监的关系，无非是太监帮助皇帝沟通皇宫和朝堂，宋美龄帮助蒋介石沟通民国和美国罢了。

宋美龄的人生底色，从此时起就定型了。

从此以后，敌视中国革命、漠视底层人民，成为宋美龄一体两面的人生主旋律，坚定的扮演着国家掮客、政权买办的角色。

2 和宋美龄结婚，蒋介石很快就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1931年10月，蒋宋夫妇成为《时代周刊》美国版的封面人物。这件事标志着，蒋介石基本得到美国朝野的认可，在和共产主义阵营做切割之后，重新找到了新的保护伞。

蒋介石能走到这一步，和宋美龄的留美背景、基督教信仰以及奔走牵线，是分不开的。

而和蒋介石结婚，宋美龄也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做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正式拉开“新生活运动”的序幕。

随后，宋美龄便利用所谓“现代”、“西式”、“精致”的形象，积极为蒋介石宣传推广，并于次年4月，出任新生活运动全国妇女劳动服务团的指导长，一举成为民国的妇女总代表。

这个新生活运动是什么东西？

它是中国儒家思想和美西方基督教思想融合而成的一场公民教育运动，号召中国人民培养纪律、锤炼品德、服从秩序、生活整洁。再具体一些，则是不要随地吐痰、随地扔垃圾、饭前饭后要刷牙、出门扣衣领、勤洗手等等。

蒋介石认为，近代中国沦落，关键原因在于人心和道德的沦落，要想挽救中国，必须恢复“礼义廉耻。”

新生活运动，便是他恢复“礼义廉耻”的举措。

这件事，看起来很文明、很洋气，但事实上，在那个遍地文盲、灾荒横行、城乡极不平等的旧中国，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只是个空中楼阁，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毕竟，全国绝大部分人都处在饥饿状态、每时每刻都被土豪劣绅欺压、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每天刷不刷牙，对他们有什么意义？

冯玉祥就评价说：

“普通民众办一桌酒席要用八块钱，蒋介石身边的大官一桌普通饭菜就要六十块，顿顿燕窝席、鱼翅席，所以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

宋美龄的姐姐宋庆龄更直白，说这场运动没有给人民任何东西。

也就是说，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为穷苦人打天下、誓要扫清一切黑暗的时候，蒋介石和宋美龄却试图用一些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努力向美国靠拢，维持他们的买办政权。

3 1943年是宋美龄最风光的一年。

那年，宋美龄受邀访美，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极力称赞美国军队的战斗力和美国的民主政体，提议以实际行动实现中美两国的共同理想，建立和平的世界。

做为第一个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中国女性，宋美龄赢得美国朝野的好感，同时也向美国兜售了一个“民主中国”、“基督中国”的形象，让美国相信，民国政府是值得美国出钱出枪去扶持的，完全可以做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

于是，整个美国都对这位“蒋夫人”赞颂有加，蒋介石非常高兴，说她一个人能抵几十个陆军师。

宋美龄的“中美中介”价值，在此刻达到了最大化。

但，风光的背后是无尽黑暗，此后发生的三件事，彻底暴露了宋美龄的道德底色。

第一件是访美期间，曾经到延安采访过的美国记者，对宋美龄感慨道，延安的共产党员非常清廉、上进、有精气神。

宋美龄听完，说了一句：

“我承认，也许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但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尝到真正权力的滋味。”

自己是个锤子，看谁都是钉子。

在宋美龄的认识中，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不可能不腐化，因为她所在的阶级就没有例外的。她根本无法理解，一群追求世界大同的革命战士能爆发出多么伟大的力量，革命成功以后，他们又能克己自律到什么程度。

只能说，宋美龄骨子里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第二件还是在访美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谈起煤矿工人大罢工，然后问宋美龄，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将怎样对待工人领袖？

宋美龄毫不犹豫，抬起手，在自己的脖子上轻轻一抹，意思是，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罗斯福随即仰头大笑，然后问他的妻子埃莉诺：“你看见了吗？”从此以后，埃莉诺对宋美龄的评价大变，并回忆录里写道：

“这位夫人能把民主讲得天花乱坠，却根本不知道怎样去过民主的生活。”

这就是宋美龄对底层人民的真实态度。

她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及统治阶级的地位，便把底层人民的正当诉求，视为必死的理由。

第三件是河南爆发大饥荒时，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深入河南进行采访，并把饿死三百余万灾民的事实，写成报道发回美国。

宋美龄见到报道以后，大怒，认为这篇报道有损中国的形象，坚决要求《时代周刊》开除白修德。

几百万条人命，竟然不如一张脸面重要。

这，同样是宋美龄对底层人民的真实态度。

4

我们前面说过，宋美龄的政治生态位是掮客、买办、中介，这些东西固然能给她带来一时的风光，但要长期维持风光，就有两个必要条件——

甲方的需求不变。

乙方仍有价值。

然而，到了1948年，这两个必要条件都不存在了，所以宋美龄辉煌的前半生，也随之而去。

那年，“三大战役”相继爆发，国军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所有人都知道，蒋介石的统治难以为继，但蒋介石不甘心，命宋美龄立即飞往美国，请求美国提供援助。

但和五年前不同的是，无论见马歇尔、还是见杜鲁门，宋美龄都遭到冷遇，甚至连“第一夫人”的身份、欢迎仪式、红毯、国会演讲等礼遇，美国都没有给她。

最终，宋美龄以私人身份见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三条请求——

美国正式发表声明，支持民国政府。

美国派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全面主持战争的行动和补给。

请美国再给三十亿美元军援。

要得到美国多大的支持，就得付出多大的代价，这是国际政治的常识。

宋美龄提出的三条请求，事实上就是宁愿放弃一定的国家主权、做美国的傀儡政权，也要把美国拉进中国战场，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维护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地位。

这就是宋美龄的政治立场。

这样一个人，不是战犯、反革命、卖国贼，还能是什么呢？

然而，这三条请求，杜鲁门一条都没有同意，用非常冷淡的态度将宋美龄打发了事，并在背后挖苦说，她无非是来讨点施舍罢了。

同样一个宋美龄，从万人追捧到无人理会，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原因在哪里？

时代变了，她这个“中介”没有生存空间了。

即便如此，宋美龄也没有改变立场。

1950年1月，宋美龄从美国飞抵台湾，随后就在台北成立了“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并亲自兼任主任委员，操办联合会的一切事务。

1958年金门炮战时，宋美龄正在美国。新闻记者问她，如果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中国，中国人民会有何种反应？宋美龄不假思索，说“中国人民将会欢迎美军动用原子武器。”

她其实是借中国人民之口，说出自己的想法——

为了能重建腐朽的旧政权，宋美龄不惜把原子弹投到自己的同胞头上，无论死伤多少人，在她眼里都是一个数字，远远没有自己的荣华富贵重要。

1959年，宋美龄接受夏威夷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毕业典礼上，她发表《思想的摹拟之害》的演讲，说：

“技术虽决定生活的外表，精神价值却深入我们的内在根源。如忽略真理的追求，则持久的自我检讨与自我批评也仍属肤浅而无益。对于这一点，一个唯物主义的头脑将感到无法理解。”

这段话，其实就是在攻击我党的自我批评程序，以及新中国的唯物主义哲学。

1975年，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宋美龄便乘专机飞往美国，自此常年定居。

即便姐姐宋庆龄在1981年去世，她也没有回到中国参加葬礼，送姐姐最后一程。中央统战部长廖承志呼吁两岸和谈，她也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态度，予以拒绝。

对于这样一个背离祖国、拥护美国和个人私利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评价一句“国贼”，也不为过吧。

5

实事求是的说，宋美龄在她那个年代，属于有眼界、有见识、有学历、有手段的精英，这一点，不可否认。

但，宋美龄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她越精致、越洋气，就离真正的中国越远。她的世界是上海、南京、纽约、华盛顿，不是华北的农村、四川的码头、闽浙的山林。

她的眼里只有统治阶级的利益、自己的富贵，却看不到整个中国的苦难。

所以，宋美龄成了敌视中国革命、漠视底层人民的集合体。

而在那个年代，要想挽救中国的命运，绝不是宋美龄这样的人、这样的阶级可以完成的。

事实上，宋美龄和她代表的阶级，正是近代中国走向黑暗的根源，同时也是中国数千年来难以打破历史周期律的罪魁祸首。

铲除宋美龄和她代表的阶级，是中国人民持之以恒的一个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