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民党败将胡临聪逃到亳县天王一庄时,混在牛车队里,衣衫褴褛,神色慌张。民兵王克进拦住他盘问,这人自称商贩,却连做什么生意都答不上来。
更蹊跷的是,这个人慌忙摘下帽子时,光秃的头顶露出一道明显的印圈,那分明是长期戴军帽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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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王克进心里有了数,这个矮个子男人被押送到豫皖苏第三分区政治部,起初还嘴硬说自己是少校军需官,几番追问下来,终于低声承认:我就是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
烽火照西京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十一年前,1937年的胡临聪,还是一位从四川走出来的抗战将领。胡林聪早年间就读于四川陆军讲武堂,后来又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毕业后回到第四十一军担任高级参谋。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胡林聪随第二十二集团军出川抗战,转战晋、鲁、苏、鄂数省。
出川时川军的装备是很差的。差到什么程度呢?
胡临聪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步枪十分之八是川造,用久了打一两枪就搬不开枪机,有的连刺刀都没有,轻重机枪数量极少,山炮野炮一门没有。
然而就是这样艰苦的条件,就是扛着这样的枪支,这群四川汉子依然头也不回地走上了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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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临聪来说,他的军旅生涯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38年的滕县战役。
滕县一战中,胡林聪正担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他也亲身经历了那场惨烈的守城战。
当时第四十一军代军长王铭章率部固守滕县城,面对日军第十师团的飞机坦克重炮,川军硬是扛了四天半之久。
胡临聪后来在回忆录中记录,守卫滕县城与外围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共伤亡八千余人,其中阵亡五千余人,负伤三千余人。
当时汤恩伯的部队明明已经开到了临城,孙震请他们增援,汤恩伯却借口要绕道攻击敌人侧背,把川军丢在滕县当孤军。
四十一军的代军长王铭章及以下数千官兵,就这样牺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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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的这笔账,胡临聪和很多老川军记了一辈子。
在滕县之后,胡临聪又参加了信罗会战、随枣会战等多次战役。1939年冬的随枣会战,他已经是第一二二师的副师长。
在随枣会战中,第四十一军配属野炮一营向随县城、擂鼓墩等据点进攻,一二二师三六四团趁夜收复擂鼓墩,缴获了一门三八式野炮。
这一仗打得相当苦,补给又跟不上,川军将士常常是饿着肚子跟日军拼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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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0年5月第二次随枣会战,张自忠将军在南瓜店殉国,胡临聪所在的一二二师在田家集与日军激战一昼夜,最终因战况不利退守襄樊。
总的来看抗战八年,胡林聪从参谋处长一路做到第二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3月叙任陆军少将。
那些年在战场上流的血,是真实的;那些年并肩倒下的弟兄,也是真实的。
人走茶凉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川军的态度就变了。
孙震的兵权被明升暗降地削去,调任没有实权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第二十二集团军改编为第十六兵团,孙震的侄子、黄埔一期的孙元良当了兵团司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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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震是老川军了,蒋介石对他不放心,但是他的侄子孙元良那时黄埔嫡系,而且还是早年间几个德械师的师长之一,那时绝对忠于老蒋的。
于是胡临聪在1947年升任整编第四十一师师长,次年恢复第四十一军番号后任中将军长,归入第十六兵团建制。
胡林聪估计自己也想不到,自己这个中将军长很快就会失去一切成为俘虏,而导致这一切的正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兵团司令孙元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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