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清华大学刘培林“人口老龄化是误解，其实人口在年轻化”的观点

7月7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刘培林发布最新一期《宏观经济报告》时表示，社会人口在老龄化这是一个误解，其实人口在年轻化。他解释称，按照人口的实际健康状况来衡量，现在的人其实是年轻化的。他表示，现在所用的衡量老龄化的年龄标准，所谓65岁以上是老龄人口，这个标准是70年前定的。70年过程中人类整个健康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今天65岁的人和70年前65岁的人相比，今天的人类健康状况，包括剩余寿命都明显好于以往，其实按健康的当量来算，人们是年轻的。

刘培林的上述观点是否有道理呢？下面就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刘培林说“所谓65岁以上是老龄人口，这个标准是70年前定的”是符合事实的。今年5月，我写过一篇文章《老年人口的年龄起点标准要调高吗？》提到，1956年联合国发布的报告《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首次正式采用65 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统计口径，并设定：老龄化社会是指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在7%以上。这个标准是基于当时发达国家（欧美为主）的预期寿命、劳动参与率与退休制度制定。

不过，1982年，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预期寿命相对较短、且普遍以60岁作为老年标准和退休年龄，大会补充确立了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标准。由此形成了关于老龄化社会的两个并行的国际通行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

而且，国家统计局对老年人口的统计口径，仍然是60岁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中国现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也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 可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是把老年人口界定为60岁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

其次，刘培林说“今天65岁的人和70年前65岁的人相比，今天的人类健康状况，包括剩余寿命都明显好于以往”也是符合事实的。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1981年平均预期寿命（男女合计）为67.77岁，2000年延长到71.4岁，2020年进一步延长到77.93岁。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在不断延长，根据联合国数据，1950年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男女合计）只有46.4岁，1980年延长到60.5岁，2000年延长到66.4岁，2023年进一步延长到73.2岁。

但刘培林说“社会人口在老龄化这是一个误解，其实人口在年轻化”，将“健康改善”直接等同于“人口年轻化”，存在偷换概念的嫌疑，混淆了“人口健康”与“人口结构”两个概念。

老龄化作为一个人口学概念，其核心是人口年龄结构比例的变化，即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这是一个客观的人口结构指标，与人口的健康状况无关。即使每个65岁的人都"很健康"，只要65岁以上人口比重持续上升，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就是客观事实。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2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只有4.9%，2020年上升到7.0%，2025年进一步上升到15.9%。

而2025年中国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为15.1%。可见，2025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0-14岁少儿人口，这是有统计数据以来的第一次。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体系冲击的核心，不在于老年人个体的身体素质，而在于老年抚养比。即使65岁老人身体健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退出就业岗位，其养老金、医疗保障支出仍然需要由在职人员创造的社会财富来支撑。只要退休年龄制度未变、社会保障现收现付制未变，“年龄结构”带来的财政压力就是客观存在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5》，1982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只有8.0%，2020年上升到9.9%，2024年进一步上升到22.8%。

刘培林说“人口老龄化是误解，其实人口在年轻化”，直接混淆两套指标，极易让大众误以为 “老年人口没增多、养老压力不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但有一部分老人是带病、失能生存期，高龄段护理负担仍在加重。根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2021年，中国约有3500万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平均带病生存时间达8年多。同时，还有1500万左右失智老年人，4200多万高龄老年人。失能、失智、高龄老年人是养老服务的“刚需”，“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成为众多家庭养老焦虑的真实写照。根据民政部官方测算，到2035年中国失能老人将达到4600万。

健康当量年龄只能改善低龄老人劳动潜力，无法改变高龄人群失能、长期护理需求持续增长的现实。刘培林只强调 “人口在年轻化”，弱化高龄失能、养老照护体系压力，视角存在片面性。

如果按照“健康当量”重新定义老年，那么延迟退休就有了生物学依据。但这涉及到代际利益分配----如果60-70岁的健康人群不退休，是否会挤压20-30岁年轻人的就业空间？这本质上是经济资源分配问题，而不仅仅是健康指标问题。

刘培林提出“按健康当量来算，人们是年轻的”，但并未给出具体的换算标准，缺乏量化依据。现在的65岁相当于过去的多少岁？是相当于60岁还是55岁？如果没有可操作的定义，这一概念就停留在修辞层面，难以用于政策制定。

而且，刘培林说“社会人口在老龄化这是一个误解，其实人口在年轻化”，也可能产生误导性政策含义。如果“人口在年轻化”成为政策制定者的认知，可能会削弱应对少子化问题的紧迫性。事实上，中国正处于总人口下降、生育率极低、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的关键窗口期，需要出台大力度的生育支持政策，以提高现在极低的生育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