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与奇葩：陈伯达姚文元对人民日报社的突袭视察

原载：《党史博览》2009年第8期

原题：陈伯达对人民日报社的一次荒唐视察

作者：钱江（人民日报资深记者）

一

“文革”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场劫难，也使生活在“文革”台风眼中的一些人从精神到作风都扭曲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进入“文革”年代，他“疯狂了”，情绪忽起忽落，言语有时难以控制，荒唐至极。他忽而红得发紫，在陶铸被打倒以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登上人生的顶峰，被列为中国“第四号人物”。此后，他和江青的冲突也日渐激化。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的1966年5月31日晚间，陈伯达带领“文革”中第一个中央工作组来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在6月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由他定题并修改、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拉开了在全国各领域进行“文革”的大幕。当此之时，陈伯达俨然是《人民日报》的太上皇，发号施令，好生了得。

然而好景不长，江青担任中央文革小组代组长后，陈伯达的权威明显受到制约。他本人的情绪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时狂躁，不可一世；有时低落，闭门窥测方向。他对《人民日报》的控制也有变化：有时亲自前来坐镇频率较高，有时又降低了频率似乎懒得过问。更值得寻味的是陈伯达的做派和言语，有时字斟句酌，反复琢磨；有时出言荒唐，形同儿戏。1968年2月7日，他和姚文元夜访人民日报社就演了这样一出滑稽戏，倏忽而来，大放厥词，然后扬长而去，留下了极为恶劣的记录。笔者向一些当事人调查了在这个夜晚发生的事情。

二

1968年2月7日，北京天气寒冷，《人民日报》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这天深夜，陈伯达和姚文元突然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视察。

陈伯达和姚文元算是轻车简从，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后直奔三楼的大办公室坐下，要求召集“文革报道部”全体编辑、记者到场。马上有人到宿舍区通知，“文革报道部”的成员全部被召集来了。

陈伯达、姚文元落座之后，报社方面向他们提供了“文革报道部”的花名册，陈、姚二人看了一遍。

姚文元

看到大会议桌边差不多坐满，陈伯达开始了讲话。他说，今天和姚文元前来，要对每个人进行一番了解，弄清楚你们的社会关系。接下来，他吩咐给每人发一张纸，当场写下自己的出生年月、籍贯、学历、政治面貌等基本情况。

这些纸张很快收了上来，送到陈伯达面前。陈伯达一张一张地翻阅，姚文元在他身边手拿花名册对照。

陈伯达开始询问每一个人的情况。他询问的方式仿佛开玩笑一样，在两个多小时的询问中把在场的人都弄得摸不着头脑，紧张万分。

陈伯达首先问跟前的老编辑白夜：“你为什么要叫‘白夜’这个名字？是不是看俄国小说受了影响？”此话倒是显示出陈伯达读书范围的宽广，《白夜》是19世纪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小说。

白夜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回答说：“我没有读过这篇俄国小说。我原来姓费，白夜这个名字是后来参加革命时改的。”

没容得白夜再说什么，陈伯达已经自作解答说：“你是地主家庭出身，是有意要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剥削贫雇农啊！”

一句话引得在场的人都笑出声来。

陈伯达问在场的中年编辑崔筱桐：你是什么出身？

崔筱桐回答：中农。

没有想到陈伯达马上说：“不对，你明明是富农出身，怎么说是中农了？”

一句话说得崔筱桐愣了一下，他知道这可是重大问题，马上解释说，土改开始的时候，当地将父亲的成分错划为富农。后来进行了纠偏，将他家划定为中农。

崔筱桐是老革命，山东宁阳人，1940年还不满14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入伍的时候，他告诉部队领导，他家有一个雇工。指导员对他说，那你就把家庭成分填为富农吧。崔筱桐依此办理。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才知道自己的家庭已经划定为中农。

这个情况显然在档案中有清楚的记载，姚文元看了出来，用胳膊肘儿捅了捅陈伯达。陈伯达会意，不再说下去，但还是对崔筱桐说了一句：“你改出身是不是为了好混？”

崔筱桐没有回答，心里被陈伯达的询问弄得老大不痛快。

接下来，陈伯达问中年编辑赵近宇：“你解放以前是干什么的？”

赵近宇1918年3月出生于安徽亳县，1937年参加革命。他的经历要曲折一些。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后到抗大学习，随后到八路军冀南军区五分区司令部工作。这期间他遭受过挫折，但献身革命的决心从未动摇。在解放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主动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参加晋察冀边区的情报系统，编入北平地下工作组。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调入新华通讯社北平分社当记者，同年调入人民日报社。

面对陈伯达的询问，赵近宇回答，以前当过记者，解放前曾在北平《益世报》工作。

陈伯达马上说：“这个报纸很坏，很坏，是个特务报纸。你有电台没有？”

这句话问得出乎意料，赵近宇一时语塞。

座中的年轻编辑李成华是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的。陈伯达问他：“你是什么地方人？”

李成华回答说：是旅大市人。

看来陈伯达熟悉这个地方，他说：“旅大嘛，日本人在那里统治了40年，后来‘苏修’又来统治了10年。”

显然，以李成华的年龄够不上“日本特务”，陈伯达问李成华：“你是不是‘苏修’特务？”

这还了得，李成华清清楚楚地说：“我不是‘苏修’特务。”

陈伯达又问了一遍，李成华也重复了一遍。

这时候，倒是姚文元为李成华解了围，他对李成华说：“这是和你开玩笑。”

陈伯达只管问下去。座中有一位女编辑名叫郝洁，这年39岁。陈伯达问她：“你是什么地方人？”

郝洁回答：东北人。

陈伯达说：“那你就是溥仪的臣民了？”

郝洁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陈伯达问：“你父亲在哪里工作过？”

很糟糕，郝洁的家庭出身不好，她坦率地说，我小的时候，父亲曾经在北平卫戍司令部当过司令。

陈伯达说：“他都干过些什么？”

郝洁说：“我那时太小，不知道。”后来，郝洁和母亲一起生活，早已离开了父亲。母亲没有文化，并不知道究竟。

陈伯达勃然大怒，厉声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郝洁说得很坦然：“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这时，陈伯达奇怪地说：“卫戍司令的小姐不要搞我的情报。”

陈伯达掉头询问林晰——1946年参加革命，1949年底进入《人民日报》工作的编辑，问他是什么家庭出身。

林晰回答：我出身高级职员，父亲是留学德国的航空工程师。

林晰的父亲是一位老知识分子，不幸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后来自杀了。此时，他的老父亲还在备受折磨的困窘之中。

陈伯达一听，像条件反射一样马上说：“你的家庭出身有问题。”

陈伯达说“有问题”，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弄不好会带来杀身之祸。陈伯达对林晰说：你说得太笼统，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林晰回答：工程师。

针对林晰的父亲曾在德国留学，陈伯达说：“在希特勒时代，受希特勒教育。工程师，那是资本家。”

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工程师和资本家原本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按说陈伯达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但这时他充满了偏执，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搭错了神经，完全不顾逻辑信口开河了。

三

陈伯达把编辑、记者大致都问了一遍，然后开始讲话。像这一时期他经常说的那样，他连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然后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开始讲话说：《人民日报》的工作，1966年6月到12月是我管的，1967年上半年我没怎么管。但是你们不要分阶段，我管的只要有错误就可以批评，陈伯达也可以打倒。官僚主义可以打倒，打倒可以做肥料。

陈伯达说：要“斗私批修”，办学习班，要言行一致。《人民日报》天天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自己不执行。发表“最高指示”又不懂“最高指示”，又要宣传，又不学习，还用大帽子压人。

陈伯达自言自语地说：“用大帽子压人是不行的。”这是说别人，还是指自己，他没有说，也就无人知晓了。

最后，陈伯达要求，大家坐下来“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而“文革报道部”嘛，陈伯达说：“其实你们也报道不了什么，就不要下去采访了。”

问题是，谁也不知道陈伯达“亦庄亦谐”地说话究竟是真还是装模作样。面对《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陈伯达说，你们不要出去了，都留在家里，一个月不要出去，要“斗私批修”，要自我批评，互相批评，要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像你们这些人，有饭吃，有房子住，不破坏就行了。

听到这番话，座中的编辑、记者个个目瞪口呆。

陈伯达讲完话，他和姚文元的视察就结束了。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大会议桌四周的人鼓掌，表示欢送。

陈伯达已经离席往外走了，听到一片掌声，突然转过身来说道：“你们不要鼓掌欢送我，你们这里有卫戍司令的小姐，你们不枪毙我就不错了。”

这句话一出，全场的鼓掌声马上停住了。这句话使郝洁的心情非常紧张，不知道接下来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她还感到奇怪，陈伯达这样大的大首长，讲话太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时近午夜，陈伯达、姚文元扬长而去。

经受了陈伯达一番奇怪询问的人们，心情都非常别扭和紧张，不明白陈伯达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事后，赵近宇因为陈伯达问他是不是有电台而受到追查，被关入“牛棚”遭受严厉的批判和审查。结果查无实据，又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了很长一段时间。

陈伯达、姚文元这番视察后，“清理阶级队伍”在人民日报社全面开展起来了。

[作者注：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前辈何燕凌、林晰、郝洁、崔筱桐、李成华的帮助，核对了陈伯达的讲话内容，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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