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现代长寿科学存在严重问题

Something Is Very Wrong with Modern Longevity Science

一本新书指出，世界上许多最长寿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长寿。

本文刊登于2026 年 7 月 6 日和 13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标题为“Die Another Day.” 作者：《纽约客》特约撰稿人德鲁夫·库拉尔是一位执业医师，也是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副教授。

长寿专家们面临的一个根本挑战是：真正正确的东西往往乏味，而有趣的东西却常常并不真实。插图：Armando Veve

据记载，世界最长寿男性吉罗卫·木村于2013年去世，享年一百一十六岁。他的离世引发了一大批关于长寿秘诀的文章。（原来，秘诀竟是少量多餐。）据说，木村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的一个渔村，时间大约是1897年4月或3月。奇怪的是，他竟然是五个兄弟姐妹中唯一一位拥有多个毕业记录的人；他似乎分别在1907年、1909年或1911年完成了小学学业。据称，他曾三次与妻子结婚，而且在某个阶段，他不仅改用了妻子的姓氏，还更改了自己的名字。（他原名是三宅金次郎。）试图验证其年龄的人口统计学家们写道，他们的调查发现了若干不规则和矛盾之处。然而，他们最终得出结论：“并未发现任何关键性的矛盾。”“关键性”一词在此语境中可谓意义非凡。

像木村这样的案例——以及一些更令人怀疑的案例——充斥着牛津研究员索尔·贾斯汀·纽曼新书《病态：揭穿现代长寿科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篇页。这本书生动活泼，有时还带点阴谋论色彩。2024年，纽曼凭借证明全球许多所谓“最长寿者”其实早已去世这一成果，荣获了颇具讽刺意味的伊格诺贝尔奖。在《病态》一书中，纽曼指出，那些存疑的年龄声明并非孤立现象——它们并非只是像木村吉右卫门或大名鼎鼎的法国老妇让娜·卡尔芒那样，个别记录上的瑕疵，而是一种系统性问题，正侵蚀着整个长寿研究领域。“要发表一篇关于一位奶奶活到88岁的真实科学案例报告，可真不容易；但要是她居然活到了122岁，你甚至还能勉强挤出一本书来呢！”纽曼写道。在纽曼看来，超长寿命并不一定源于优良基因、良好习惯或好运，而恰恰是糟糕记录管理的证据。他调侃道，世界上那些最长寿的人，简直都患上了“出生证明过敏症”。

根据纽曼的理论，许多长寿者其实并不堪称健康生活方式的典范。在木村之前，曾保持世界最长寿男性纪录的克里斯蒂安·莫滕森，吸烟近一个世纪之久。胡安·文森特·佩雷斯——出生于委内瑞拉农村，直到五十多岁才取得正式身份证明，据称于一百一十四岁去世——每天都要喝阿瓜迪恩特烈酒。吉尼斯世界纪录曾将凯莉·怀特列为寿命最长的人，她三十多岁时被诊断为“伤寒后精神病”。然而，后来人们发现，这一纪录源于一家精神病院的登记错误——凯莉一生中超过七十年都在这家机构度过。纽曼不禁疑惑：“那些运动员呢？那些体能出众、身材苗条、自命清高、总爱用腹肌吓唬人的家伙们呢？都死了。” 纽曼认为，超百岁老人——即活过一百一十岁的长寿者——之所以常常有着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压根儿就不是真正的超百岁老人。

在一项颇具启发性的思想实验中，纽曼指出，记录年龄时的微小误差会累积放大，从而削弱衰老研究的可靠性。假设有一百名年届十四岁的年轻人谎报自己的年龄，使他们在官方文件中被登记为五十岁。（美国人口普查局曾表示，最近一次人口普查中，数百万美国人虚报了年龄。）在一个拥有十万名五十岁人群的国家里，这些“年轻造假者”仅占总人口的0.1%。这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然而，由于这些假冒五十岁的人群死亡风险远低于真正的五十岁人群——从三十岁起，我们的死亡风险大约每八年翻一番——他们所占相应年龄组的比例将逐渐增大。到了“六十六岁”，他们已占同龄人群的0.4%；到了“八十岁”，这一比例升至3%。而到了“一百零五岁”，他们几乎构成了整个群体的全部人口。

这不仅是长寿科学面临的问题，也是公共政策亟需解决的难题。各类重大决策都取决于我们预期能活多久：我们向医疗保险和社保缴纳的金额及其返还比例、保险费用、各医疗专科及医疗机构所获的资金支持，以及为老年人群体专门建设的基础设施规模，无不与此息息相关。遗憾的是，此类决策并不总是明智的。2010年，在敬老日这一天，日本官员特意前往东京，找到一位名叫加藤宗源的老人，祝贺他高寿一百十一岁。然而，他们却在老人的卧室里发现了一具木乃伊般的尸体。原来，加藤早已去世三十年之久，而他的家人竟冒领了超过十万美元的养老金。随后，政府展开调查后发现，日本境内数以十万计“健在”的居民实际上早已失踪或离世，其中甚至包括八成的百岁老人。在大衰退期间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时，希腊也曝出惊人事实：多达二十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涉嫌参与养老金诈骗。一位政府部长指出，该国所谓百岁老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这场骗局的产物；而在2011年进行的后续人口普查中，近四分之三的“百岁老人”竟然神秘消失。

在美国，对于出生证明广泛可得的几代人而言，百岁老人的数量要少一些。但即便是政府文件也可能存在虚假信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监察长曾警告称，人们很容易获取伪造的出生证明；2010年，波多黎各宣布废止所有现有的出生证明，理由是欺诈和身份盗用现象猖獗。一项研究发现，在20世纪中叶，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其人口普查文件上所登记的年龄与其死亡证明上的年龄并不一致。在某些人口群体中，甚至多达三分之二的人口存在年龄不符的情况。有些差异大到足以将个人归入完全不同的年龄组别。

令人震惊的是，与我们的身高或体重不同，我们的年龄竟无法精确测量。人们可以数一数树的年轮来推算树木存活的年数，但在人类身上却找不到类似的标志。每隔一段时间，在我工作的医院里，我都会注意到有患者登记的年龄超过一百二十岁。起初这让我感到十分困惑，直到我意识到，这些患者可能是在没有身份证明、也无任何熟人的情况下入院的；他们或许正遭受着某种疾病——比如痴呆症或精神分裂症——这种病让他们难以回忆起自己的身份，更别提自己的年龄了。在这种情况下，医院的电脑系统便会默认将出生年份设为1900年。近来，科技公司纷纷宣称，各种产品能够揭示一个人的“生物年龄”；科学家们也在开发“表观遗传时钟”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这种时钟通过分析DNA中的特定模式，来估算一个人或某个器官的实际年龄。然而，迄今为止，这些方法仍只是近似值，而且在高龄人群中，其可靠性更是大打折扣。

如果纽曼的论断正确——即许多最年长的人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要年轻——那么我们对他们的结论，以及对他们所处地区的结论，都将不可靠。他的理论似乎能够解释一些看似反直觉的发现。令人瞩目的是一些百岁老人竟大多来自低收入地区。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这两个地区贫困率位居全国前列，同时也是法国百岁及以上老人集中度最高的地方。纽曼本人的研究还表明，伦敦贫困的塔哈姆莱茨区，百岁五龄老人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英格兰其他所有地区的总和。

纽曼将他最尖锐的批评矛头指向了所谓的“蓝色地带”——这些地方因孕育出超长寿命的人群而备受关注。这一术语最早出现在2004年的一篇论文中，当时研究人员试图探究为何撒丁岛有如此多的人能活过百岁。由著名人口统计学家米歇尔·普兰领导的研究团队走访了当地居民，核查了相关文献，并用蓝色墨水在地图上标注出百岁老人聚居的地点。这些蓝色标记主要集中在岛屿中部的一个山区地带，促使研究者们开始推测可能促进长寿的因素，包括当地的气候、居民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以及较高的近亲繁殖率。次年，一位名叫丹·布特纳的记者发表了一篇广受欢迎的《国家地理》封面报道，进一步介绍了其他几个长寿热点地区，其中包括日本冲绳县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洛马林达。

布特纳为“蓝色地带”注册了商标，并与普兰合作。此后，他出版了多本畅销书，开设烹饪课程，收取高额演讲费，还创办了一家公司，通过向各城市颁发“蓝色地带”认证印章赚取了数百万美元。然而，这种激进的商业化最终导致他与普兰分道扬镳。（据《科学》杂志报道，这位研究人员在香奈儿推出一款名为“蓝精华”的护肤产品后结束了合作关系。该产品因含有来自蓝色地带的成分而被宣传为抗衰老产品，布特纳原本打算起诉这家奢侈品牌滥用这一术语。）布特纳还承认，他最初将洛马林达列入其中，只是因为他的编辑希望在美国找出一个蓝色地带，而他“从未费心将其从名单中删除”。

日本南部一组相对贫困的岛屿——冲绳的例子颇具启发意义。在所有日本都道府县中，冲绳的肯德基消费量位居第一，而海鲜、甘薯和绿叶蔬菜的消费量却垫底——当地居民的平均体重指数居全日本之最。超过三分之一的冲绳男性吸烟。尽管一些关于“蓝色地带”的书籍鼓励人们每天饮用两杯红酒，“最好选择撒丁岛的卡诺瑙红葡萄酒”——这一建议显然与当前的公共卫生建议相悖——但冲绳人却更偏爱啤酒。那么，如果我们想长寿，是否应该效仿冲绳人的生活方式呢？

可能并非如此。据报道，2010年冲绳的人均百岁老人数量是日本其他地区的两倍。然而，正如普兰本人所指出的，冲绳在二战期间曾遭受美军毁灭性的轰炸袭击；当地大部分基础设施以及几乎所有的民事记录都被毁坏。战后，美国当局通过请幸存者申报年龄来重建民事登记系统。这一过程因语言障碍以及日本传统历法与格里高利历的不同而变得尤为复杂。战后日本的福利制度依据年龄发放部分福利，因此许多冲绳居民纷纷要求更新自己的档案记录。一个村庄提出的申请数量与该地居民的实际平均寿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

我们热衷于迷恋遥远的异域之地，试图探寻它们延缓衰老的秘密，这种做法乍一看或许有些奇怪——毕竟，如今美国的富裕人群早已能活到八九十岁高龄。科学家们掌握着关于八九十岁老人的可靠数据——其中一项名为“哈佛成人发展研究”的长期追踪项目自1938年起便持续开展，其研究成果清晰明了：那些有助于我们长寿的因素，恰恰也是绝大多数人所向往的：金钱、教育、安全、清洁的空气与水源，以及紧密的社区纽带。当然，这些资源的分布并不均衡，其后果也显而易见。经济学家拉杰·切蒂领导的一项研究发现，收入最高的美国人比收入垫底的那百分之一人群平均多活十多年。而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从2001年到2014年，收入位居前五分之一人群的预期寿命延长了近三年；而收入位于后五分之一人群的预期寿命则基本停滞不前。

人们几乎无需列出“蓝色地带”清单，便能想到一些提升寿命的常识性方法。我们可以投资于生物医学研究，制定法律法规以减少污染，规划适合步行的社区，打造安全的公共空间，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并遏制吸烟行为。这些策略或许不会成为TikTok上的热门话题，但它们的实际效果却远胜于最新的果汁排毒法。遗憾的是，追求长寿——正如美国生活中诸多其他方面一样——正日益演变为一种个人主义的追求。我们热衷于尝试各种健康新潮流，仿佛它们是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从冷水浸泡到红光疗法，再到可穿戴设备和肽类注射，无所不试。尽管我们乐于认为，追求健康既酷又时髦——其实这并非一直如此——但对延长生命的执着有时会变得近乎偏执，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个人的寿命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相反，长寿自古以来就一直是关乎整个社群的事。

19世纪初，一位名叫阿道夫·凯特莱的比利时天文学家提出了“社会物理学”这一术语，用以描述一种模拟人类发展的方法。天文学家在记录行星位置时常常会犯一些小误差；这些个别误差看似不可预测，但总体而言却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如今，我们称这种规律为高斯分布，以纪念天文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或者更通俗地称为“钟形曲线”。凯特莱证明，类似的规律也存在于各种社会现象中，包括出生、死亡、婚姻和犯罪等。尽管每年的具体情况会有所差异——当然，每年出生、死亡、结婚和犯罪的人群都不尽相同——但总体比率却出奇地稳定。这些现象绝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人的选择，而应被视为可测量且可改变的社会条件所导致的结果。一位历史学家后来总结了凯特莱的观点：“社会制造了犯罪，而罪犯则实施了犯罪。”

并非克特莱的所有观点都可取；他甚至认为，一个人的生理特征决定了其社会结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关于长寿的讨论已完全脱离了他所持的社会学视角。那些兜售保健品和推荐深蹲动作的网红们，正忽视了社会环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我于波士顿接受医学住院医师培训期间，我曾花一些时间接诊来自罗克斯伯里、多切斯特及其他低收入社区的患者。在这些社区，患者更易遭受犯罪、毒品、压力以及铅等有毒物质的侵害。而在其他几周，我则会在距离不远的纽顿市一家医院工作——那是一个富裕的郊区，孩子们成长于绿树成荫的大宅之中。无论身处何地，我对患者提出的有关健康生活方式的基本建议其实并无二致。但若真以为我的建议能让纽顿的一些居民活到九十岁高龄，而许多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却难逃七十岁便离世的命运，这未免太过荒谬。社会塑造了人的寿命，而个体则去经历这段生命旅程。

当然，我们依然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做出决定。我们不能坐等政府和各类机构——尤其是这个政府和这些机构——来创造一个健康繁荣的社会环境。那么，具体来说，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围绕长寿的产业体系往往以一种颇为奇特且具体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你应该吃鸡蛋还是不吃？该多喝咖啡还是少喝？早晨锻炼还是晚上锻炼？每天走七千步还是一万步？如今，网红们常常援引科学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被抽离了背景与前提条件；他们可能引用针对小动物的研究，为人类的大胆建议寻找依据，或者声称，即便是那些仅获准用于特定人群的疗法，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我们总能听到各种号称能彻底改变人生的“新药”消息。在2000年代，哈佛大学生物学家、著作《寿命：我们为何衰老——以及为何不必衰老》的联合作者大卫·A·辛克莱曾宣称，存在于葡萄皮和红酒中的白藜芦醇“堪称你能找到的最接近奇迹分子的物质”。他甚至将一家专注于白藜芦醇研发的初创公司卖给了葛兰素史克。然而，美国国家衰老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后来向《纽约时报》透露，这种分子“对人类的实际应用仍有待发现”，最终，葛兰素史克也放弃了对该化合物的研发。最近，在其著作《长生不老：长寿的科学与艺术》中，彼得·阿蒂亚又大力推崇了一种名为雷帕霉素的分子。这种分子最早是在南太平洋的拉帕努伊岛上被发现，并随后被开发成一种用于器官移植患者的免疫抑制剂。实验室研究表明，雷帕霉素能够延长酵母和小鼠的寿命——但在一项近期的随机人体试验中，服用该药物的老年人似乎并未获得任何身体上的益处。事实上，他们从运动中得到的益处反而更少，而且副作用还比未服药者更多；一名参与者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感染。阿蒂亚和其他一些网红都表示，由于出现口腔溃疡、感染及其他并发症，他们已停止服用这种药物。

长寿养生专家们面临的一个根本挑战是：真正靠谱的往往乏味，而引人入胜的却常常并不真实。在此背景下，由医生兼生物伦理学家以西结·J·伊曼纽尔所著的《吃你的冰淇淋：迈向长寿与健康的六个简单法则》（诺顿出版社）犹如一股清新的慰藉。这本书采用了长寿类书籍惯常的结构：全书分为若干个熟悉的板块，每章伊始都以一则趣闻轶事开篇，随后回顾一些相关研究，最后给出读者如何践行书中建议的具体提示——“动起来！睡好觉！多社交！” 长寿产业惯于故弄玄虚，将显而易见的道理包装得神秘莫测，但伊曼纽尔却基本摒弃了这些矫饰之态。他告诉我们每天刷牙两次，接着便直奔那些鲜为人知的长寿秘诀——戒烟、少喝碳酸饮料、杜绝酒驾。这些见解其实谈不上什么颠覆性的突破，而这恰恰就是本书的精髓所在。我们早已知道，要提高长寿几率，无非就是：坚持锻炼、合理饮食、保证充足睡眠、维系良好人际关系、切勿过量饮酒、彻底戒烟。（值得一提的是，伊曼纽尔还梳理了一些颇具争议的证据，令人意外的是，吃冰淇淋竟然与降低糖尿病和心脏病风险有关——这一颇具反差的关联也为本书定下了标题。）

伊曼纽尔指出，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比追求长寿更为重要。“健康与长寿只是手段，”他写道，“它们本身并非美好人生的本质。”有时，这些手段甚至会成为阻碍。如果我为了不影响睡眠评分而放弃在朋友家的晚餐，或者因为某种食物会影响我的连续血糖监测数据而彻底戒掉最爱的美食，那么我的生活或许会变得更糟，而非更好。读到伊曼纽尔的这本书时，我开始觉得，追求长寿其实与追求幸福颇为相似。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并非通过疯狂追逐幸福就能找到幸福——恰恰相反，他们只有去追寻那些超越自身幸福的事物，才能意外地收获幸福。“如此专注于其他目标，他们反而会在途中邂逅幸福，”密尔写道。《吃你的冰淇淋》这本小书的简短篇幅本身便是一种智慧的箴言。伊曼纽尔似乎在提醒我们：先掌握基本要领，然后便大步向前，继续自己的人生旅程。他希望帮助我们做出健康的选择，但同时他也想让我们明白：即便养成了再好的习惯，也无法阻止我们走向衰老。伊曼纽尔写道，人生的首要法则便是：我们终将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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