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万毅上书中央请求分配工作，邓小平：应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

1960年4月13日，开国中将万毅因为在庐山会议上为彭德怀说了公道话，被迫离开部队，到陕西省担任建委副主任，不久后又改任省林业厅副厅长，他在陕西待了好几年。

万毅

1966年“运动”爆发后，万毅就被停职了，但他每天还是按时到陕西省农林厅上班。1967年11月25日，农林厅革委会突然通知万毅，说陕西省军区首长要找他谈话，万毅跟着来人到省军区后，却被关进一间禁闭室，连张床都没有。

万毅在陕西省军区被关了7天，12月2日，他被押送到北京卫戍区的一座监护所。监护所里一个专案组的干部向万毅宣布：“专案组对你提出的案情，不是庐山会议那段问题，而是抗战胜利以后到东北这段时期里你犯的罪恶。你好好考虑交代，是什么问题，你自己明白！”

1968年2月中旬，专案组在八里庄摩托营对万毅进行了数次审问，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问题，只是笼统地让万毅自己交代，万毅自然交代不出来。专案组就让万毅逐日逐月地讲清楚他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后干了什么，一天一天地讲，万毅按照要求，一天一天地回忆，费尽思索地讲，但专案组仍不满意，认为他没有老实交代，就揪他的头发打他，让他弯腰低头坐“喷气式”，向毛主席“请罪”。万毅的身体虽然还算结实，但也经受不住折磨，晕倒在地……像这样的肉刑审讯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

万毅

1973年11月，万毅已经被关押近6年了，专案组才责成他就以下两项罪行写出自己的申明：一是在东北曾接受国民党的策反；二是勾结国民党，恢复东北军。

这时万毅才明白自己“罪行”的由来：当年万毅带领部队进入东北后，国民党东北“剿总”二处曾派出两批策反人员进入解放区，在海龙、山城镇一带寻找万毅部队所在地，被当地军分区保卫机关捕获，关入监狱。当时万毅正在四平组织四平街保卫战，根本不知道此事。

至于所谓恢复东北军的问题，是专案组在彭真家搜出一份电报底稿，内容是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释放张学良，回东北主持大计，时间是1946年2月，署名的有42人，万毅也名列其中。但事情的真相是：吕正操到东北后，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交给他一项任务，要他以当时在我军工作的原东北军少校以上军官的名义，起草一份致蒋介石的电报。电报是由吕正操当时的一位姓钱的秘书起草的，42个人的名字是由东北局组织部从档案中查出来填上去的，并未通知本人，因此万毅当时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

晚年的万毅

1973年11月7日，专案组要求万毅就两项“罪行”写申明，他写下了这样的申明：

我以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党性申明，我对专案组指定要我交代的材料，我一无所知，如果事后查出我有隐瞒，我愿受到党的最严厉的处分。

专案组一个姓齐的负责人拿到这份材料后宣布：“从今天起，解除对你的监护，恢复自由。你要正确对待党，正确对待毛主席，正确对待‘运动’！”

此后万毅被送到了公安部的招待所，这时他才知道，陕西省委已按照上面的要求，派了人接他回陕西。万毅考虑到自己的眼睛视力已经相当模糊了，便提出留在北京检查一下身体，获得同意后，他住到大女儿家，并到北京医院看眼睛。

万毅患的是很重的青光眼，“监护”期间得不到治疗，病情已很严重，随时都有双目失明的可能，此时医治已经太晚了，医药已无法阻止病情的恶化。不久以后，万毅的双目进入半失明状态，读书看报均很困难，每天只能从收音机里听点消息。

造反派得知万毅在女儿家里住后，就指责他的女婿张鸿志没有同“走资派”划清界限。万毅不愿牵连子女，就找到他原来的工作单位总参装备计划部的管理科安排一间房子来住。后来在副总参谋长王尚荣的关心下，万毅在总参装备计划部白塔寺干部宿舍的一间房子里住了下来。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万毅兴奋不已，虽然他眼睛已经几乎看不见了，但还是同装备计划部的同志们一起上街游行。

1977年8月，万毅在“十一大”期间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请求重新审查他的历史，并且希望分配工作，最好能再回到军队。邓小平在报告上作出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做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后来华国锋也在报告上进行了圈阅。

8月11日，中央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向万毅宣布，中央已批准了他的请求，并接他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等待分配工作。11月4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任命万毅为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1979年11月2日和1980年11月15日，总政治部两次发文为万毅平反，摘掉了戴在他头上的10顶“大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