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一次发飙及后果

在湖南日报的报史上，“七论良种”社论是报人的骄傲。

“七论良种”写于1966年，当时的省委把水稻良种的推广作为农业增产的根本措施来抓。根据省委指示，《湖南日报》和农口工作部门联合，从2月中旬开始连续发表7篇“积极推广良种”的社论，很快在全省形成一个推广水稻良种的高潮。1966年全省早中稻面积达到2200万亩，比1965年增加4700万亩，并普遍使用了良种，产量比上年增长一成。

然而，“七论良种”这7篇社论却被江青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湖南日报》没有转载，江青就大为脑火。偏偏湖南日报几乎在《解放军报》推出“六论突出政治”的同时，推出了“七论良种”，更是让江青抓住了“把柄”。

1966年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此后到4月5日止，该报又接连发表反复论述突出政治的六篇社论。这些社论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等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三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不料《人民日报》的社论却立即遭到《解放军报》的批判，被指责为“二元论”。

在连《人民日报》“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都要挨批判的大背景下，湖南日报突出“良种”的社论，自然是在劫难逃了，定性为与“六论突出政治”对着干。江青在一次会议上给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扣上了对抗解放军报“六论突出政治”的大帽子。“文革”期间，“七论良种”成了张平化的“罪状”之一。

“七论良种”的作者是谁呢？社论文章是不署名的，我到报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是谁写了这七篇文章。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报社机关党委书记王耕礼调到我们科教部任主任，我作为副手成天跟他在一起，一次聊天时才无意中知道“七论良种”的作者竟然就是他。

王耕礼长我十多岁，1978年初我到报社时，他是工商组组长，后任工商部主任等职。过去对他的印象就是常挂笑脸，对谁也是笑嘻嘻的。他刚到科教部时，我只觉得他挺幽默，称部里的年青人都称“老X”“老X”，弄得大家忍俊不禁。跟年轻同志谈工作，那怕是批评也充满了幽默。有位记者写字较潦草，老王就笑着对这个年轻人说：

“搞报纸，字一定要写得工整，不工整弄不好就出洋相哟。文革那年有个同志写稿‘白天争着干，晚上抢着干’，‘抢’字写得像个‘抱’字，排版出来成了‘白天争着干，晚上抱着干’，弄得军代表来追查，差点弄成‘现行反革命’。”

跟王耕礼接触时间长了才发现他的文字功底极深厚，改稿子改得非常精练，也非常到位。1990年我任科教部主任后，留他在办公室帮我看稿子，直到退休。那一年多，他的事情不多，不看稿子时就琢磨对联，有天写了我和科教部副主任邹晓宏的一幅对联，上联讽刺我不吃肉，因为我是半吃斋，猪牛羊、鸡鸭鹅都不吃：“上斋下不斋，明斋暗不斋，长斋短不斋，日斋夜不斋，吃斋当学谭毅挺”；下联讽刺邹晓宏则是“妹多”，写邹晓宏的具体内容都记不住了，晓宏说：“上联太精彩了，别人记死了火，下联大家就没特点了”。写我的这半联，一时在报社疯传。

王耕礼虽然有才华，但工作时间不能长了，改了几篇稿就要休息一下，否则会头痛。我对他说，我们科教部跟各大医院都有联系，找个专家来看看头如何？他轻轻地摇了摇头，长长地叹息了一句：“没有用，我的头被打坏了，找了很多专家看也看不好”。

我不禁问他头是什么时候被打坏的？他苦笑了一下：“文革开始时，我因为写了‘七论良种’的文章，结果成了挨斗的对象，经常被拉出去批斗。有次，我被拉到‘汽电’批斗，他们骂我是‘黑秀才’，说‘七论良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我没有表态，他们就动手打我，拳打脚踢。我爱笑，他们打我时，我不由得笑了一笑，一个‘造反派’上来骂‘你这个黑秀才，挨批斗还敢笑’，举起大棍子朝我头上狠狠一打，我一下子被打昏倒。我的头就这样被打伤了，从此用脑子过一点就痛，没办法。”

听王耕礼这么一讲，我才知道他竟然是“七论良种”的主要作者之一，敬意油然而生。瞬间，又想到曾在王耕礼家看过一张站在北京天安门前的照片，那是他1959年10月26日参加全国群英会后照的。那次群英会规格非常高，来自全国6500余名代表汇聚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出席了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几乎都是当时各地响当当的先进人物。王耕礼肯定是因为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而成为全国群英会的代表。这么一位很有才华的新闻工作者，只是因为写了造福广大群众的社论，就被打成这个样子，叫人感到心里非常酸楚难过。

王耕礼于2017年3月去世了，这位一生低调、从不张扬的老同志对报社的贡献不应该被人遗忘，我们不要忘记他曾经和王进喜、时传祥等传诵至今的劳模一同参加了1959年全国群英会，不要忘记“七论良种”对湖南农业发展做出的贡献和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