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生：甘肃河沿村族群杂居村落空间格局解析

建筑文化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内容导读：族群杂居村落作为各民族共同生活的空间载体，其研究对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甘肃省河沿村为例，运用田野调查、空间测绘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分析村落汉族、东乡族、回族3个民族杂居的空间格局。研究梳理其从单一聚居到多族群共居的演变，揭示宗教信仰与居住分布的分异特征，解析自然、人工、文化空间中的多元共生格局，阐明 “自然分序—人工协同—文化分异”的空间逻辑，为民族走廊地区相关研究及族群杂居村落建设提供实证参考。

文/崔文河 王 鑫 张睿鈺

（一）前 言

族群杂居村落是一个地理空间、社会文化互动，以及族群认同与归属感相互交融的复杂社会单元，其内部多元族群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模式构成了村落独特的社会文化景观。东乡族自治县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带，历来是多民族交融的活跃区域。唐汪镇河沿村作为该地区典型的族群杂居村落，形成了汉族、东乡族、回族3个民族共居的分布格局。本文基于2021年至2023年的3次田野调查，综合考察村落格局、空间形态、宗教文化及居住习惯，运用田野调查、空间测绘和深度访谈等方法，从自然、人工、文化三个维度解构其空间特征，揭示地理环境对村落空间基底塑造的内在逻辑、族群通过空间布局实现文化共存的路径，以及宗教差异对空间分异与互动的影响。本研究旨在丰富多民族村落多元共生的实证案例，为民族地区和谐人居环境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二）河沿村族群杂居空间环境概况

河沿村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距县城50千米，距唐汪镇政府2.5千米。河沿村地处唐汪镇中部，村落依山傍水，村前有著名的红塔寺，村后有世代流淌的洮河，属于甘青民族走廊洮岷山区的典型村落。河沿村的人口构成较为复杂，除了世居于此的杨姓和赵姓，因1967年刘家峡水库建设，部分受波及的当地群众被安置到河沿村中。由于移民至此的居民在姓氏上并不统一，故而当地人亦称河沿为 “移民村”或 “杂姓村”。

河沿行政村下辖杨赵家、河沿移民村两个自然村。杨赵家为汉族村落，依红塔山麓平坦地而建，红塔寺、菩萨庙、杨氏宗祠等宗教建筑建于地势较高处，形成 “上寺下村”格局，其中红塔寺踞陡崖制高点，与民居保持距离。河沿移民村杂居东乡族、回族，清真寺位于村中心主路旁，邦克楼为村内最高建筑，村落形成以清真寺为中心的 “围寺而居”空间结构，体现宗教文化对空间形态的影响（图1）。

图1 河沿村现状平面图

（来源：作者自绘）

1.历史人文环境

据史书记载，唐汪镇得名于元代，四川柳家庄的唐姓参将迁居至此。此地历来是连接兰州与河州的重要渡口。在族群人居环境历程方面，自秦汉时期起，唐汪地区便是羌人的活动区域。汉代，朝廷组织民众移民至陇西屯垦戍边，不少内地汉人因此迁入此地。西晋时，该地区被吐谷浑占据。北魏则成为鲜卑拓跋族的领地。唐代宝应元年 （762年）后，吐蕃势力占领了这一地区。至明代，吐蕃人的后裔蕃族 （今藏族）在河州境内各地繁衍生息。13世纪20年代，成吉思汗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强制征调大量的撒尔塔人屯驻唐汪。此后，元朝、明朝至清朝的这段时期，陆续有伊斯兰传教者来唐汪地区传教，并定居于此。清代中期，政府对该地实施 “分割管理”，即 “以回治回”政策，旨在促进族群整合，其实质为分隔回族与汉族于洮河两岸，东乡族则居山区。近代，此局面渐被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地区的分割管理终结，东乡、回、汉3个民族共同繁荣、团结互助，形成村落共生杂居的现状。

2.族群人口构成

唐汪镇居民中，唐、汪、张三姓占全镇总人口的90%，是当地族群的代表性姓氏，这三姓居民中均包含汉族、回族和东乡族。唐汪镇的工作人员在访谈时表示：“唐汪镇的居民拥有相同的族源汉族，且各姓回、汉、东乡族皆同宗同祖，同姓间无论汉、回、东乡族皆互称 ‘本家’，相互将对方视作家族或宗族的成员。”其中唐姓据传来自四川；汪姓远祖据传在山西阳府，后来汪姓远祖迁居甘肃陇西，其部分后裔又从陇西迁居东乡唐汪镇；张姓为当地原住族群，为汉族。如今的唐汪镇，同姓汉、回、东乡族和睦相处、族群关系融洽，而且同姓的汉、回、东乡族之间，“本家”观念比“民族”认同更牢固。同姓的人见面，即使民族不同，也视同宗亲，关系远比不同姓氏的同民族成员之间更为亲近。族群交往模式呈现出“重家族、轻民族”的特征。

河沿村作为族群杂居村落，全村居住着汉族、东乡族和回族3个民族。全村共6个社、362户、1653人，其中东乡族867人，占总人口的52.5%；汉族577人，占总人口的34.9%；回族209人，占总人口的12.6%。汉族与东乡族、回族日常互动频繁；东乡族、回族群体内部社交活动更为密集，族群内部身份认同突出，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跨族群日常自发交往。但村内学校打破该交往分异特征，各民族学生共同就学、长期共处，持续深化跨族群交流。可见，学校作为公共教育空间，是推动多民族交往交融的重要载体。

根据现场调研，发现河沿村东乡族、回族多居于村落北侧，汉族则分布在村落南侧，村落整体呈现出 “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征。汉族村民在接受访谈时表示：“我们一般居住在村南的杨赵家，不与村北的回族、东乡族村民混合建房，整个村落的布局划分清晰，这样的居住方式让我们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也能与其他民族的邻居和睦相处。”三个族群虽分居南北，但在选址逻辑和生计方式上高度一致：均依山而建、面向洮河，聚居于山坡之下，以玉米、油菜、向日葵、土豆等经济作物为主业。然而，信仰空间的分立塑造了清晰的聚居边界——北侧回、东乡族穆斯林围绕河沿清真寺与河沿北庄寺组织宗教活动，南侧汉族信仰藏传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其活动场所多为杨氏宗祠、菩萨庙与红塔寺。不同的宗教信仰无形中给两个自然村划分了一条界线，村落内部呈现“南北分居”的空间格局（图2）。

图2 河沿村族群分布示意

（来源：作者自绘）

3.宗教文化信仰

唐汪镇因各族群宗教信仰差异而独具特色，虽文化传承不同，但长期共居使各族群在祖先崇拜和民间信仰等方面有所互动，逐渐形成共通习惯。两个自然村的民族属性不同，杨赵家为汉族村落，村民信仰藏传佛教与道教，红塔寺和菩萨庙是其族群内的宗教活动场所，其信众104户，共488人。杨氏宗祠也是当地杨氏村民常去的活动场所，代表着唐汪川当地常见的民间信仰——祖先崇拜。而信仰伊斯兰教的村民主要在清真寺内进行宗教活动，相关研究表明，在河沿移民村的两座清真寺中，河沿清真寺规模较大，其信众98户，共797人；河沿北庄寺规模较小，其信众8户，共43人，为伊赫瓦尼教派（表1）。

表1 河沿村宗教信仰情况（来源：参考文献[5]绘制）

（三）族群杂居村落空间格局分析

对河沿村多元共生的空间格局分析，主要从自然环境、人工环境与文化环境3个方面展开，从而归纳与概括整个村落的空间格局特征。

1.自然环境的空间格局

唐汪地区地形切割较深的沟壑中保存着大量地质第三纪时期形成的丹霞地貌，其分布十分狭长，河沿村西侧基本被丹霞山地包围。整个村落依山而建，东临洮河，石拉泉沟从北岭宋家村向东北至河沿村与洮河相接长约13千米。河沿村依据自然地形而建，逐水而居，依山势布局。村落被周围的山脉所环抱，为其提供了天然的屏障，能有效遮挡西北寒风，并且村落与周边环境相互融合、彼此协调，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格局。总体来看，河沿村身处河谷地带，地势平坦，各族群利用所处的地理环境营建村落，与周边自然山水景观形成 “西傍红塔山，东临洮河水”的空间关系。

河沿村自然景观格局的形成与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洮河河谷沿岸的山水环境限定了河沿村当地各族群营建村落的基本条件，形成河沿村村落的基本骨架，展现出其依山傍水的空间选址特色，多族群共饮一江水，在此开展生产和生活。在田野调查中，根据河沿村总体西高东低的地势和空间分布的情况，对村落横向、纵向两个方向进行剖析，以此研究河沿村自然景观格局，解读其空间特征。

（1）村落横向空间格局

河沿村位于唐汪川塬台地，被山体与河道环绕。分析村落与山水环境的位置关系，可见在横向空间上，村落自然景观由丹霞山地与河流水系构成，两者在地理空间上限制了河沿村的范围，各族群在此空间内生产生活。村落由西向东依次呈现出 “丹霞山地—村落宅院—河流水系” 的自然环境空间格局。河沿村西为丹霞地貌，土壤贫瘠植被少。洮河形成下游河谷冲积地，地形平缓，石拉泉沟及历史上的唐汪皇渠，表明河沿村依山傍水，适宜建村。

（2）村落纵向空间格局

从村落纵向空间来看河沿村的自然景观，依据其村落海拔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层。第一层为丹霞山地（海拔1770米以上），不适合居住耕种，西侧红塔山可防寒。第二层为村落宅院（海拔约1760米），地势平缓，各族群建居，宗教建筑高度决定民居体量。第三层为河流水系区域（海拔1745米以下至石拉泉沟），各族群共享水系，呈现 “上寺下居、上居下耕”布局（图3）。

图3 河沿村纵向自然格局分析（来源：作者自绘）

虽然各民族的文化背景各异，但汉族、东乡族、回族村民在选址和营建村落时，都充分考虑了村落与山水之间的相互影响，选择在地势平坦的河谷区域聚居，形成如今多族群共生共存的村落空间格局。

2.人工环境的空间格局

河沿村各民族与环境互动，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建设起来的农田、民居、街巷、广场、学校、村委会等人工空间环境，都处在村内适宜的地理区位上，共同构成了河沿村人工环境的空间格局。从整体来看，河沿村的人工环境空间布局紧凑，呈团状分布，集中分布在村内重要区域，这些人居要素承担着不同类型的空间功能，保障各族群众日常生产和生活所需。

河沿村的地势整体呈西高东低，村落靠山面水，各民族顺应地势，在山脚下建村，民居宅院依山而建，布局紧凑，从而节约耕地资源。农田的分布临近石拉泉沟，作为村落与河流之间的缓冲地带，除了满足村民日常生计功能，也起到防洪的作用。南北走向的X361县道穿村而过，将河沿村与唐汪川其他村落联系起来，村落空间布局十分紧凑，其他内部街巷则呈网格状穿插联系不同的空间场所。

但在村落道路的实际使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唐汪镇政府工作人员指出：“河沿村的街巷交通现状较为拥挤，街道两侧缺乏绿化，且街巷道路功能单一，这些问题对村落的未来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必须重视这些问题，并在未来的规划中重点关注并加强相关建设。”同时，另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村内道路串联的公共空间数量有限，未来需要配合道路整治工作，共同维护村落的整体环境。”在河沿村的红塔寺脚下，两处广场规则分布，为村内各族群提供了休闲娱乐与健身锻炼的场所。然而，具有伊斯兰教信仰的回族村民反映：“我们平时在河沿清真寺做礼拜或者进行其他活动的时候，寺前的广场总是不够我们使用，而且没有我们自身的民族特色。除此之外，村落的公共空间也很少，很多时候大家需要站在道路上进行交谈，比较危险。”

这一反馈揭示了河沿村现状广场在满足多元族群需求方面存在的不足，为村落未来的规划与发展提供了参考意见和改进方向。河沿小学位于村内的中间区域，处于杨赵家与河沿移民村的分界线上，方便村内不同族群的儿童前来就读。河沿村各族群众共同适应当地环境而营建村落，共生共存，创造出对 “本地人”来说承载着其共同记忆的公共空间景观，形成不同民族杂居村落和谐共处、相互交融的局面。

3.文化环境的空间格局

河沿村的族群分布与宗教建筑景观格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由于族群的不同，产生了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伊斯兰教建筑河沿清真寺建置在村落中心，靠近主干道，是河沿移民村穆斯林进行礼拜和举办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影响着村内东乡族、回族的生活。河沿村的穆斯林近寺而居，体现清真寺在其心中的重要地位。汉族的藏传佛教与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则尽可能地远离世俗，与村落保持一定的距离。例如杨氏宗祠、菩萨庙和藏传寺庙红塔寺都偏居河沿村周边，不建于村内。菩萨庙和藏传寺庙远离村落中心的布局，符合道教与佛教所蕴含的出世和避世的宗教教义。而杨氏宗祠远离村落中心位置，则是受汉族风水观念的影响，建在了地势较高且视野开阔的红塔山脚下，具有良好的气场和运势，以祈福祖先更好地庇佑家族（图4）。

图4 河沿村文化景观格局分析（来源：作者自摄、自绘）

（四）结 语

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的一手数据，系统解析河沿村“一个村落、两种宗教、三个族群”的多元共生空间格局。研究从“自然分序—人工协同—文化分异”3个维度揭示村落多元共生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形成机理，发现河沿村空间格局呈现三重特征：在自然环境空间层面，依托“丹霞山地—村落宅院—河流水系”的横向序列与“上寺下居、上居下耕”的纵向分层结构，形成“山—水—居—耕”的递进式共生框架，体现族群对地形地貌的适应性利用；在人工环境空间层面，农田、街巷与建筑于村中心形成紧凑团状布局，各族群通过学校、县道等共享空间及“本家”宗族观念构建弹性边界，展现动态调适的居住智慧；在文化环境空间层面，清真寺位居村落核心，藏传佛教与民间信仰场所依山而建，呈现“围寺而居”与“上寺下村”的宗教空间分异，凸显文化传统对居住格局的深层影响。

本研究表明，地理环境约束性与族群文化能动性共同塑造了河沿村的多元共生模式。本研究不仅构建了适用于甘青民族走廊地区族群杂居村落的空间分析框架，更提炼出 “功能共享空间”与 “文化弹性边界”两大要素。这些发现为多民族地区村落建设提供了“尊重文化差异—激活空间共性”的实践路径：通过强化公共服务空间促进日常交往，依托传统文化空间维系身份认同，最终在物质空间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空间治理范式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本文作者：崔文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王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张睿鈺，宝鸡市园林绿化建设服务中心工程师。本研究源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甘青民族走廊族群杂居村落空间格局与共生机制研究”（编号：19XMZ052）。本文已入编《中国民族建筑学术论文特辑2025》】

参考文献

[1]崔文河.甘青民族走廊族群杂居村落空间格局与共生机制研究[R].国家社科基金:19XMZ052.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24.

[2]姚智赟.共同世系与族群性表述——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唐汪川唐姓宗族为例[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7,(04):1-7.

[3]东乡族自治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东乡族自治县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

[4]赵国强.东乡族自治县唐汪镇民族关系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14.

[5]崔明.历史记忆与族群重构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7.

[6]张睿鈺.景观人类学视角下族群杂居村落公共空间景观营造研究:以甘肃河沿村为例[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23.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信息宣传部整理、编辑，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