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事与我身了不相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能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
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人等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一、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
彰明自身德行、教化百姓革新向善、追求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这三件《大学》核心要务,全都是我做人本该承担的本分。
补充:三句出自《大学》三纲领,是古代读书人终身根本目标。
二、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此三事与我身了不相渉,则读书何用?
如果读书没办法对照、落实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上,这修身济世三件大事和自身完全没有关系,那读书还有什么用处?
体贴到身上:把书中道理躬身实践,对照反省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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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能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牧猪奴:贬低用语,指只掌握文字技巧、没有修身德行的人,空有文采无本心。
就算这人擅长写文章、作诗词,自夸学识渊博雅致,也不过是个认得文字的放猪奴仆罢了,怎么能称得上通晓天理、对世间有用的人?
四、朝廷以制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
制艺:八股文,古代科举必考文体;
莅民:治理百姓;
整躬率物:端正自己,以身作则带动他人。
朝廷用八股文章的优劣选拔读书人做官,本意是认为,能模仿圣贤写书立论的人,一定通晓圣贤的道理、践行圣贤的品行;
做官之后能够善待百姓、端正自身,作为万事万民的表率。
能够按照圣贤的意图立论写文章,当然也必能明白圣贤有益于社会的道理,从而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可以官居显位而不脱离百姓,鞠躬尽瘁地遵循常理办事。
五、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
如果一个读书人,认为深明德行、教化民众是分外的事,把修身、教化百姓看作和自己无关的身外之事,哪怕文笔诗词再好,却完全不懂修身、治理百姓的根本大道,
朝廷任用这种人当官,和任用一个只会认字的放猪奴仆,又有什么区别?
六、整段核心主旨
1、读书的根本目的是修身济世,不是单纯学文字、写诗文
读书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文采,必须落实在自我德行修炼、造福他人两件事上,脱离实践的文采毫无价值。
2、批判“空有文采无德行”的读书人
只会吟诗作对、卖弄学识,却不修身、不心怀天下与他人,在曾国藩眼中只是徒识字的庸人,不堪大用。
3、点明古代科举选拔人才的底层逻辑
朝廷选拔人才,看重的是圣贤道义与实干担当,而非文笔技巧;
只懂文字不懂修己治人者,完全不配为官理正。
4、人立志,当以明德、新民、至善为终身志向,读书是实现此志向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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