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中国化的”佛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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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贰》

我之于大足石刻，实地的了解其实极少，只有在2005年10月12日对大足石刻之宝顶石窟的一次匆匆踏访。但我对于大足宝顶石窟，近十年来的提及却又颇多，提及的场合多在围绕中华文化、中国道路的讲座中。

邓小平参观大足宝顶石窟

在这样的讲座中提及大足宝顶石窟，是有这样一个原因：1986 年1月31日上午，蒙蒙细雨中，邓小平同志在面对大足宝顶石窟《父母恩重经变相》造像时，陷入沉思，随后连声说道：“这是中国化的，这是中国的了”——毕竟是敏锐的邓小平，一语道出了大足宝顶石窟的特点所在、灵魂所系。

那么，引发小平沉思的《父母恩重经变相》石刻艺术是如何表现“中国化的”“中国的”佛教的呢？

《父母恩重经变相》之“佛前求子”“怀胎守护”“临产受苦”

位于宝顶山大佛湾的这组变相，乃是以11 组浮雕造像连环画似的表现了中国式的父母子女关系：佛前求子，怀胎守护，临产受苦，生子忘忧，咽苦吐甘，推干就湿，哺乳养育，洗濯不尽，为造恶业，远行忆念，究竟怜悯。其间，男子手捧香炉、女子上香祈祷的“佛前求子”，父亲执棒、母亲挽袖、为子结婚、准备宰猪的“为造恶业”，都具有援佛入儒的色彩；讲求父母大慈大悲、子女和颜悦色的“究竟怜悯”，则是儒佛合一；而“临产受苦”中手持令牌、念念有词、驱赶鬼魔的端公，又是道教中的角色。若再放大些看，这组“变相”的上层，是从过去到现在，一脉相承，在七佛见证下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成人的过程；而这组“变相”的下层，又是恶鬼凶悍，囚犯呻吟，劝诫“三千条律令，不孝罪为先”的地狱图。如此，在这些造像中，儒家提倡的孝道得到了生动鲜活的呈现。

早期佛教与传统儒家对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认知差异颇大。在早期佛教中，子女之于父母，只是须臾寄住，故无所谓亲疏，佛教主张看破红尘、舍弃怨亲、利乐众生；而在传统儒家看来，“百善孝为先”“孝者德之本”，孝是天经、地义、民行，意即天地的规则、百姓的规范，是维系家庭、宗族、国家的核心理念。然则面对这样的差异，进入中土的佛教为了扎根丰厚的社会土壤，被动或者主动求变，这就是我们习称的“佛教的中国化”，其结果，便是依据唐人所撰《佛说父母恩重经》而作的宝顶石窟《父母恩重经变相》，它完全是对中华文化而非印度文明的诠释。

其实，在南宋时代开凿、有着总体构思的大足宝顶石窟艺术中，对具象的“中国化的”“中国的”佛教，有着圆融完美的呈现，诸多的造像场景及其总体面貌，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进程的完成。至今犹忆近十年前我匆匆踏访时所留的深刻印象，养鸡女的微笑，吹笛女的形态，牧牛图的风趣，沽酒醉酒的男女，孝子的形容，王公大臣、官绅士庶、渔樵耕读的栩栩如生，半身巨佛的有藏有露与肃立弟子的涌地而出，这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之生活与艺术的真实；六道轮回的巨轮，牛头马面的狰狞，受罪人等的呼号，尖刀、油锅、寒冰、沸汤的酷刑，这是中国人宗教信仰世界的劝慰与警诫；而合观《父母恩重经变相》《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与夹在中间的雷公电母风伯雨师，是否又在强调：如若违背了儒家的孝道，不仅要入佛教的地狱，而且会遭道教的雷公电母、风伯雨师的惩罚。

吹笛女

半身巨佛与肃立弟子

除我曾踏访的宝顶石窟外，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足石刻，还包括北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等处石窟，其造像年代，始于初唐，历经五代，盛于两宋，余波延至明清。据黎方银著《中国世界遗产丛书·大足石刻》（三秦出版社2004 年版）中介绍：北山石窟中观音造像众多，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博物馆”；南山石窟中的宋代道教造像，为中国这一时期雕刻最精美、神系最完备的道教造像群；石篆山石窟中以孔子为主尊的儒家造像，在石窟造像中可谓凤毛麟角；而以石篆山石窟为代表的儒、佛、道三教合一造像，以石门山石窟为代表的佛、道合一造像，在中国石窟艺术中也极为罕见。读着这样的介绍，真是心向往之而思接千载：这样的大足石刻，可谓非常形象地展示了佛、儒、道的和睦相处，从独特的角度客观反映了中华文化中一些深层的特征。比如中华文化善于变人为己，而不变己为人，佛本为“胡神”，观音本为丈夫身，佛教来自印度，然而经过中华文化的改造，佛教成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观音变为女相菩萨，禅宗也完全是中国的佛教而非印度的佛教。再如唐宋以降的中国民间社会，既顶礼膜拜儒家的先圣先贤，也崇信敬畏佛、菩萨、玉皇大帝、十殿阎王以及各色神仙鬼怪，这样的儒、佛、道的兼容调和、冶于一炉，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人是把宗教与信仰分开对待的，宗教虽可变更，信仰永远是中国式的。再如外来的佛教，在中土儒、道的批判中，曾被斥为大造寺塔，所以“入国破国”，遗弃二亲，所以“入家破家”，剃发绝后，所以“入身破身”；而自从佛教“入乡随俗”、符合国情地自变与他变为中国式的佛教后，遂在中华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长成了参天的大树！佛教如此，推而言之，政治制度乃至国家发展的道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牧牛图》中的驯伏、无碍

佛教是觉者的教化，佛就是觉，不仅自觉，而且觉他，不但能够自觉、觉他，而且起而行之、觉行圆满。面对丝路敦煌莫高窟，我们可以觉出其中浓郁的异域色彩，面对雁北大同云冈石窟，我们可以觉出其中明显的非汉元素，面对中州洛阳龙门石窟，我们可以觉出其中胡汉融合的趋向，而面对西南重庆大足石刻，我们不仅可以觉悟“中国化的”“中国的”佛教之典型与奥妙、生活与世俗，还可进而觉悟中华文化的有容乃大、有变乃恒、变人为己，觉悟中国道路的自具特征、自成体系、自尊自信——然则中国之世界遗产名录中的佛教石窟以及其中大足石刻的特别启示意义，当即在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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