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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俯首称臣,也把这份屈从利用到了极致。
林赛·格雷厄姆刚从乌克兰返回华盛顿特区,便因心脏疾病去世,终年71岁。他是特朗普时代最能取得实际成效的共和党政治人物之一。这个评价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应当导向怎样的道德判断,只要后人还记得我们这个奇异的时代,历史学家就会一直争论下去。
称格雷厄姆“有成效”,听起来本身或许就很古怪。一个2015年还痛斥唐纳德·特朗普,结果此后十年却为他效力、对他阿谀逢迎的人,难道不更该用“可悲”或“卑躬屈膝”来形容吗?他长期迁就特朗普主义,也因此招来了美国政治评论网站 The Bulwark 的威尔·萨莱坦(Will Saletan)所写的七篇系列长文《林赛·格雷厄姆的堕落》。萨莱坦在文中把格雷厄姆想要“留在局中”(这是他自己曾用过的说法)的欲望,描绘成对所有曾经驱动其政治生涯的理想的背叛。
但如果你在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关注过格雷厄姆,便会知道,他最执着的信念,是这样一种美国观:美国应当是一个负有征讨使命、足以迎战从莫斯科到德黑兰再到◽️◽️各路威权挑战者的强国。之所以说格雷厄姆有成效,是因为他对特朗普主义的长期迁就确实奏效了。这种迁就有时只取得有限成效,更多时候却成果惊人:他竟把特朗普本人,也就是那个一心想当孤立主义者、猛烈抨击新保守主义、堪称“美国优先先生”的人,变成了一个正合格雷厄姆心意的鹰派人物。
换言之,即便这位南卡罗来纳州人出卖了自己的政治灵魂,他也大可辩称,这笔交易给了他相当可观的回报,回报就是共和党鹰派在特朗普两个任期内赢得的一系列政策胜利。在第一个四年任期内,这些胜利包括大幅增加美国军费、新增对乌克兰武器销售,以及采取更加亲以色列、反伊朗的外交政策。鉴于第二届政府的人事班底,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原本看来会更反对对外干预;结果却恰恰相反,美国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都展开了推动政权更迭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虽然给得不情不愿、抱怨不断,却一直没有停止,并为乌克兰保持战场韧性发挥了关键作用。
乌克兰这一事例,对于论证格雷厄姆确有成效尤其重要。格雷厄姆的反特朗普派批评者经常把特朗普想与弗拉基米尔·普京交好的愿望,描述成其威权主义图谋的关键一环,又把美国可能抛弃乌克兰,视为对美国价值观最严重的背叛。如果接受这个前提,那么从实际行动看,为阻止反特朗普派最担心的那场背叛,恐怕没有谁比格雷厄姆本人做得更多。而他不知疲倦地劝说特朗普支持基辅,其价值也可以说远高于他若走上反特朗普道路所能做的任何事情。
我猜,最后这一点对格雷厄姆如何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至关重要。他是个颇为奇特的政治人物:一名代表深红州的共和党人,却始终受到保守派基层的猜疑;一个权势显赫的政治人物,其影响力完全建立在华盛顿政坛运作周旋的手腕和个人魅力之上,而不是来自任何强大派系的支持。
正因如此,他根本没有能力靠公开谴责给特朗普造成实质伤害,因为无论是保守主义运动阵营的人,还是摇摆选民,都不大可能听他的。因此,如果他始终坚持反特朗普,只会变得在政治上无足轻重,拿自己的参议员席位换来在各档谈话节目间赶场的生涯。走上这条通往无足轻重的道路,固然能保全他的清白,却也会让特朗普身边那些憎恶格雷厄姆及其全部主张的人获得更大权力,而支持保卫乌克兰正是这些主张之一。
按照这一逻辑,格雷厄姆做不了任何真正有意义的事,让特朗普以外的人入主白宫。他能决定的只有一件事:是要对特朗普实际采取的行动施加影响,还是把这份影响力拱手让给自己的敌人。他最终确实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就构成了一项有力论据,说明他作出了正确选择。
以上,便是对格雷厄姆政治记录最为宽厚的一种解读。但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理由,使我们不能对他如此宽厚。首先,格雷厄姆在特朗普政治圈中发挥重要影响,并不只限于特朗普执政时期。特朗普掌权时,若要对世界格局施加影响,与总统合作几乎是唯一途径。可在1月6日国会山事件之后,乃至特朗普谋求东山再起的随后数月里,格雷厄姆却依然为他辩护,替他的行为开脱,并为他重返共和党政治中心铺路。格雷厄姆并非只是在选民把特朗普送进白宫后,接受了不得不与之合作的现实;早在选民作出选择之前,他便已作出自己的选择:宁要“特朗普2.0”,也不要共和党可能推出的其他人选。
这正是萨莱坦那篇长篇声讨中最有力的批评。共和党精英一度有机会通过参议院在弹劾审判中将特朗普定罪,结束特朗普时代;他们也可以团结在罗恩·德桑蒂斯周围,或许能预先阻断特朗普复辟。格雷厄姆拒绝了这两种选择,这似乎足以证明:他并不只把自己对特朗普的影响力视为爱国责任所迫的必要之举,也把它视为一种令他迷恋、也想保住的权力。
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权力实际上被用来做了什么。特朗普那种受格雷厄姆影响而形成的鹰派倾向,其真实后果不仅要从乌克兰政策或其他任何议题来衡量,也同样包括美国这场鲁莽发动、如今陷入僵局的伊朗战争。
如果后人最终把这场对伊朗的干预记作美国的一场惨败(也是美以关系的一场灾难),格雷厄姆政治生涯的反讽意味就会变得更加浓重。为了实现自己的鹰派外交政策愿景,他在道德上向特朗普主义妥协,最终却要为又一场失败的中东政权更迭行动承担责任;而特朗普当初能够上台,恰恰也得益于这类行动的失败。未来人们理解这段历史时,关键问题或许不是特朗普如何诱惑了格雷厄姆,而是格雷厄姆如何诱惑了特朗普。
罗斯·多塞特(Ross Douthat,1979年生)是美国保守派评论家、作家,也是《纽约时报》颇具辨识度的右翼知识分子。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大西洋月刊》编辑。2009年,未满三十岁的多塞特加入《纽约时报》评论版,成为该报当时最年轻的固定专栏作者;2025年起主持播客《有趣的时代》。
多塞特信奉天主教,属于社会保守主义者,但并非特朗普式的党派鼓吹者。他长期关注宗教衰落、家庭政策、精英统治、民粹主义、西方社会停滞及共和党的转型,既批评特朗普对政治制度的破坏,也试图解释其吸引选民的原因。他的文字以论证缜密、正面回应反方观点和揭示历史反讽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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