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细心的人会发现：四大野战军的兵团司令员中，第一野战军有许光达，第二野战军有陈赓，第四野战军有萧劲光，唯独第三野战军的四位兵团司令员——王建安、陈士榘、宋时轮、叶飞，无一人跻身大将之列。
难道，这是三野“吃亏”了吗？中央在酝酿大将人选时，究竟是如何权衡的呢？
第一，三野兵团司令员的资历确实“差了一截”。先看一野。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是红二方面军的代表性人物，曾任红六军军长，抗战时期在苏联养伤并学习装甲兵技术，回国后担任装甲兵司令员，既是“山头代表”又是技术兵种主帅，评大将是多方平衡的结果。
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最初也在大将预案名单中，红六军团政委出身，抗战时率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解放时进军新疆，资历完全够格，最终因名额压缩而改授上将。
再看二野。陈赓更不必说，黄埔一期，北伐时救过蒋介石的命，南昌起义后长期在特科工作，抗战中让日军闻风丧胆，解放战争率第四兵团千里大追击，无论从哪个维度衡量，大将都是“保底”的。
再看四野。萧劲光，红军时期就是军团级干部，抗战时留守陕北，解放时带着十二兵团从东北打到广西，大将毫无悬念。
反观三野四位兵团司令：王建安是红四方面军出身，但最高只做到军政委；陈士榘参加过秋收起义，长期担任参谋职务，而非军事主官；宋时轮红军时期是军级参谋长。
叶飞虽然是闽东红军独立师出身，但那个“师”实际兵力仅千余人，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军团级干部相比，起点明显偏低。这四位兵团司令员的“天花板”，基本都在上将这一层级。
第二，大将是“主帅级”，兵团司令只是“副手级”。1955年授衔有一条不成文的逻辑：大将对应的是方面军副职或大军区正职，而兵团司令员通常对应上将。三野的情况特殊之处在于，其副司令员粟裕本人就是第一大将。
粟裕长期坐镇华东野战军指挥中枢，四位兵团司令都是他的直接下属。若王建安或叶飞也评大将，就会出现一个尴尬局面：下属与直接首长平级，这在军队等级体系中极为罕见。
有人会问：四野萧劲光不也是兵团司令吗？为何他能评大将？关键区别在于，萧劲光是四野的“老资格”，红军时期就已是军团级干部，同时他还是海军司令员，大兵种主官享有“提级”待遇。
三野四位兵团司令在1955年的职务分别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总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叶飞）。
工程兵虽是兵种，但地位和影响力远不及装甲兵和海军，南京军区的正职许世友才是上将，副职叶飞不可能越过正职。军职上，他们全部“封顶”于上将。
第二，十位大将必须“面面俱到”。1955年大将名额确定为十人，这是经中央反复权衡后的刚性数字。十人必须兼顾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兼顾各大野战军，兼顾政工、后勤、军事主官，兼顾海空军和技术兵种。
关键是，三野已经有粟裕这位“首席大将”坐镇，陈毅又是元帅，华东方向的代表已经足够。若再从三野兵团司令中挤出一个大将名额，必然要挤掉其他方面军的代表，比如许光达代表的红二军团，或者罗瑞卿代表的公安部队，这在政治平衡上是不可行的。
综上所述，三野兵团司令无大将，是由资历、职级和编制结构共同决定的客观结果。三野的四位兵团司令员，评上将恰如其分，评大将则“够不上”。这一安排，恰恰体现了1955年授衔工作的严谨与公允，不以一时战绩论英雄，而以全程贡献定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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