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人，更容易离婚吗？

作者：郝立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讲师

如果你在深夜刷短视频，多半见过这样的画面：

年轻人挤在狭小的集体宿舍，趁着夜班间隙和老家的配偶匆匆视频几句，几句寒暄之后便只剩沉默；也有人独自在异乡街边简单解决晚饭，文案写着自己在外挣钱养家，另一半留在家照看老人和孩子。这些视频的评论区往往分成两派——一派说"为了生活不容易"，另一派说"这样分着过，迟早要出问题"。

"出问题"当然不只是网友的随口一说。在过去四十年间，中国的流动人口从1982年的不到700万飙升至2020年的3.76亿。当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城市与故乡之间迁徙，他们的婚姻也在经历一场潜移默化的改变。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当一对夫妻被地理距离拉开，他们的婚姻到底会发生什么？

流动人口的婚姻图景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1984年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拉开了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序幕；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迅速增长。土地制度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共同推动了中国从"乡土中国"向"迁徙中国"的转变。

外卖员穿梭于大街小巷，建筑工忙碌在脚手架间，教师跨越省份奔赴讲台，医护人员异地守护健康，考研学子挑灯夜读，还有无数北漂、沪漂在都市中拼搏奋斗……流动人口，其实离我们很近。那么流动人口他们的婚姻图景是怎样的？我们一起通过观察其离婚率的变化来look look吧。

由于粗离婚率会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并非是测量离婚最好的指标，那么哪些指标可以更好反映出流动人口的离婚水平呢？有研究首先计算流动人口中离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图可见，从2000年-2017年，流动人口中离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1%上升至2012年的2.88%，2013年降低至1.86%，随后又开始上升，2017年达到接近3%的水平。

与粗离婚率类似，离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亦会受到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当一个社会或地区中的成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越大，该比例会越高。相比之下，离婚人口占已婚人口比例这个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准确地反映出一个社会中离婚的普遍程度（於嘉等，2020），因此研究也分别测算了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中离婚人口占已婚人口的比例（郝立，2025）。在2010年以后，随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急剧扩大，流动人口中离婚状态人口所占比例迅速上升，从2010年的2.06%增加到2017年的4.25%，并在2015年反超本地人口中离婚人口所占比例，且近年来二者的差距逐渐加大。

谁的婚姻更容易被流动"撼动"？

图3：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离婚风险：多维对比（2017）

图源：WorkBuddy初步生成+人工修改

数据来源：CGSS 2017/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①先看性别——一个惊人的反转。

在本地人口中，男性的离婚比例始终高于女性。但在流动人口中，2008年之后形势完全逆转：流动女性的离婚比例急剧上升，2017年达到5.1%，不仅是流动男性（3.32%）的1.5倍，也是所有人群中离婚比例最高的群体。

这背后是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流动女性进城务工后，经济收入增加，在婚姻中有了话语权；城市里开放的文化环境也让她们接触到更平等的性别观念。当"有能力离婚"和"敢于离婚"同时发生，数据自然就有了这样的走向。离婚正在成为女性赋权的一个重要表征——它固然意味着一段关系的结束，但也意味着一个人不再困在一段不幸的婚姻里。

②再看城乡——城市流动人口离婚的增长速度最惊人。

城市人口的离婚所占比例本来就高于农村，但城市流动人口离婚所占比例从2000年的2.05%飙升到2017年的5.72%，是所有群体里增长最快的。有趣的是，农村本地人口的离婚比例从2000年的0.92%到2017年的1.87%，涨幅要温和得多。传统的宗族文化、"家本位"观念，在农村仍然是一道相当有效的"防火墙"。

③年龄——低龄青年流动人口离婚比例迅速增加，离婚峰值年龄在提前。

2005年以前，20岁到29岁的离婚比例占比较小，小于1%，随着流动人口年龄的增大，离婚比例逐渐增加，40-50岁之间的离婚比例最大，达到2%左右，50岁之后开始，流动人口离婚比例开始逐渐降低。 到了2017年，离婚峰值年龄已经前移到35-39岁。25-29岁流动人口的离婚占比从2005年的0.45%升至2017年的2.27%，30-34岁更是从1.07%升到3.57%——增长了约3倍。而且，中青年流动女性的离婚比例普遍远高于同龄男性，2017年35-39岁流动女性的离婚占比高达12.16%，同龄流动男性仅为4.82%。

④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离婚比例不断上升

受教育程度越低的流动人口，离婚的所占比例在不断上升越高——小学学历的流动人口离婚占比从2000年的0.94%升至2017年的3.37%，而且始终高于同等学历的本地人口。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流动者，承受着最大的生存压力，当婚姻再叠加经济困境，婚姻产生裂痕就成了大概率事件。

⑤最后看地域——一张清晰的"离婚地图"。

摊开地图，流动人口离婚比例呈现出鲜明的"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格局。东北三省高居前列，西藏、新疆、重庆、四川、贵州等西部省市紧随其后，而广东、福建、安徽、江苏等东部和中部省份则明显偏低。东北的高离婚率与其高城市化率和人口流动性有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受独特婚姻文化影响，而东南沿海强大的宗族传统——"离婚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族的事"——仍然在起作用。

流动为什么会让婚姻变"脆"？

① 距离拉长了，沟通少了

两地分居，不是每天视频就能解决。孩子生病、老人住院、家里装修、经济压力……很多事情只能一个人承担。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沟通减少、冲突增多、信任慢慢透支。留守的一方要独自照顾老人和孩子，外出务工的一方在陌生的城市独自打拼——双方都在承受压力，却缺少共同面对和消化的机会。

图2：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剧照

这种"持续的脆弱+不断累积的压力+适应能力的不足"会一点一点侵蚀婚姻的根基，这正是经典的"脆弱-压力-适应理论"（Karney，1995）所揭示的规律。

② 城市越大，选择越多

来到陌生城市，工作圈、朋友圈、社交圈全部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也意味着新的婚姻市场。一个农村青年进城打工之后，TA的"择偶池"就不再是方圆十几里的村子了——城市的再婚市场更大，婚姻搜寻成本更低，遇到"更合适"对象的概率自然更高。在经济学看来，配偶的替代性提高了，婚姻这个"合同"的交易成本就降低了——这是经典的"婚姻市场理论"在流动人口身上的具体表现。

③ 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在减弱

乡土社会里"离婚是两家人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宗族长辈一句话能劝退一半的冲动。但流动之后，原有的家族网络被切断了，传统道德约束力被大大削弱（罗小峰，2020）。城市里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地重塑了婚恋观，对离婚的容忍度也更高了。

什么能"守住"一段婚姻？

第一个：经济收入

经济收入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流动对婚姻的冲击。一方外出务工虽然造成了空间分离，但如果寄回家的钱明显改善了家庭生活——孩子的学费有了着落、老人的医药费不再发愁、房子翻新了——留守的一方会感受到外出者的担当。这印证了"新迁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迁移不是一个人的冒险，而是一个家庭为规避风险、追求整体福利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安排。

第二个：家庭和孩子

在中国语境下，这个字的分量尤其重。子女数量越多、家庭观念越强，流动对离婚风险的冲击就越被削弱。孩子是夫妻共同的"投资"和"黏合剂"，"家和万事兴"的老话在数据中得到了验证。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早就说过：孩子为夫妇创造了共同的工作、共同的希望和共同的前途——这句话在流动的中国依然有效。

图4：电视剧《小巷人家》剧照

但有一个因素值得警惕：社交

研究发现，随着流动人口社会交往的增加、对流入地融入程度的加深，离婚风险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圈子大了，替代性选择多了，价值观念也更开放了。所以有时候，反而是那些"不认识几个人"的流动者，婚姻稳定性更高。

迁移过程中的离婚具有“现代性”和“弱势性”双重属性。在迁移过程中，离婚受到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是个体现代性增长的表现，反映出更加开放的社会中个人特别是女性挣脱父权社会的约束，甚至还成为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流动中个体的离婚也反映出部分弱势群体受到制度的限制，难以对家庭福利和家庭发展提供保护，并带来婚姻质量的下降、造成婚姻解体。

其实，流动本身并不会必然导致婚姻破裂，它只是改变了婚姻运行的社会环境，进而可能会提高离婚的风险。婚姻稳定性最终仍取决于家庭资源、性别分工、社会支持，以及夫妻双方如何共同应对流动带来的挑战。

有人说：以前的婚姻靠责任，现在的婚姻靠感情。其实，流动时代的婚姻，既需要感情，也需要共同面对变化的能力。真正影响一段关系的，不是坐上哪一趟高铁，而是在每一次分别之后，两个人是否还能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说到底，每一段在漂泊中维系的婚姻，都是一个正在经历中国式现代化的家庭。它们的命运，不仅关乎3.76亿人，也关乎我们如何定义这个时代的"好生活"。

参考文献：

[1] 任远，郝立. 人口流动过程中离婚风险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7(5).

[2] 杨菊华，孙超. 我国离婚率变动趋势及离婚态人群特征分析［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2）：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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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郝立. 21世纪以来流动人口离婚水平变动趋势研究[J]. 青年探索, 2025(已网络首发).

[5] 郝立，王志章. 离散中的弥合: 人口流动对离婚风险的影响[J]. 西北人口, 2025, 46(2): 88-103.

[6] Karney, B. R., & Bradbury, T. N. (1995). The longitudinal course of marital quality and stability: A review of theory, method, and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8(1), 3–34.

[7] 罗小锋. 婚姻承诺理论视角下农民工婚姻关系的维系 [J]. 青年研究，2020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