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观点｜ICE已经失控，国会必须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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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一周之内，联邦移民执法人员接连夺去两条生命。25岁的哥伦比亚男子霍安·塞瓦斯蒂安·格雷罗（Joan Sebastian Guerrero）在缅因州遭枪击身亡；52岁的墨西哥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Lorenzo Salgado Araujo）则在休斯敦被开枪打死。

特朗普政府对这两起枪击事件的反应，与其面对明尼阿波利斯的亚历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和蕾妮·古德（Renee Good）之死、芝加哥的西尔韦里奥·比列加斯-冈萨雷斯（Silverio Villegas-Gonzalez）之死，以及移民执法人员接连制造的枪击、殴打和虐待事件时如出一辙：抗拒问责、转移责任，对受害者的生命与尊严表现出彻底漠视。

格雷罗死亡的具体经过仍有待查明。但萨尔加多·阿劳霍死后，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发表的声明，似乎与现场视频和目击者的说法相互矛盾。这只是此前一再出现的同一模式又一次重演。

国土安全部及其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仍在使用早已被证明既危险又鲁莽的执法手段，即便这些手段已经酿成惨剧也不例外。联邦执法人员时常对驾车者穷追不舍，甚至用车辆围堵、撞击，将其逼离道路。他们还会故意挡在行驶中的车辆前方，蒙面执行任务，驾驶没有任何执法标识的车辆拦截汽车，并向行驶中的车辆开枪。

格雷罗死亡后，国土安全部宣布暂停大部分以移民执法为目的的交通拦查。然而仅仅一天之后，特朗普总统便坚持要求推翻这一决定。

本届政府谈论移民时，屡屡使用贬损其人格、甚至公然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语言。这种言论严重背离自由民主社会的基本准则，绝不可接受。白宫鼓励并竭力为之辩护的危险执法手段，实际上是在告诉执法人员，他们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些手段仍在造成原本可以避免的伤害和死亡，在道义上令人不齿。国会必须叫停这一切。

我们看到的这些悲剧并非意外，而是早可预见，甚至可以说不可避免。特朗普政府已经明确表明，其目标不只是驱逐危险人员，更是要让整个移民社区陷入恐惧。我从事警务报道20年来，从未见过哪个政府机构像国土安全部和ICE在过去18个月里那样，对正义、权利和法治这些理念本身嗤之以鼻。

对于移民执法人员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本届政府往往连调查都表现的兴趣寥寥，更遑论提起公诉。地方警察部门和检察机关试图自行展开调查时，联邦政府又不愿向它们提供证据。与此同时，本届政府反倒热衷于调查那些反对其执法手段的抗议者，甚至调查受害者本人。

在本届政府拘押的无证移民中，没有犯罪记录者所占比例最高，更不用说有暴力犯罪史。尽管如此，政府官员仍一再告诉美国公众和移民执法人员，他们正在抓捕的是危险罪犯。

特朗普、美国副总统J.D.万斯及本届政府其他官员不断散布针对移民的恶毒谎言，把他们说成不配得到最起码的人道对待、不配拥有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人。

与此同时，政府高层还告诉移民执法人员，他们享有免于追责的“豁免权”。国土安全部一面大规模扩招，一面降低招聘门槛，借助排外的本土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宣传招募人员，同时压缩执法培训。

那么，究竟还能怎么办？

要强化问责，目前只有一条真正可行的道路，前提是政治人物有胆量承担随之而来的政治代价。最高法院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问题交给国会决定：联邦官员侵犯宪法权利时，究竟应在多大范围内承担法律责任。

如果民主党在今年11月重新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便有机会通过立法，为个人起诉ICE、美国边境巡逻队及其他联邦机构铺平道路，使其能够就侵犯宪法权利和不当致死要求赔偿。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开始。

但民主党还可以更进一步，为受害者起诉政策制定者建立法律渠道。这些人包括总统高级顾问斯蒂芬·米勒、特朗普政府的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以及国土安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种如今难得一见的政治意志。长期以来，法院和国会普遍不愿让政策制定者在民事诉讼中承担个人责任，这并非毫无道理。政治任命官员和政府顾问应当能够自由提出意见，不必时刻担心自己会因所提建议而承担法律责任。

大约80年前，国会通过《联邦侵权赔偿法》（FTCA），为因联邦官员行为蒙受损害的人提供了一条范围极其有限的求偿渠道。但这部法律明确将政策制定者排除在责任范围之外。

然而，国会今天仍然有权改弦更张。

只要特朗普仍在任，他几乎肯定会设法否决任何追究政策制定者责任的法案。尽管如此，仅仅是让此类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就足以向本届政府领导层和联邦执法人员发出明确警告：他们本应服务的民众，其权利、安全和生命仍然不容漠视，其中也包括移民，无论他们是否拥有合法身份。

这还会让他们明白，在特朗普政府余下两年多的任期内，他们采取的行动日后可能招致法律后果。他们服务的是公众，服从的是宪法，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届政府。

国会还需要考虑其他问题。美国宪法禁止具有追溯效力的刑事事后法，也就是不能事后把原本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定为犯罪。最高法院已经裁定，这项禁令不适用于民事立法。但是，如果通过法律追溯性地让有关人员承担民事责任，人们自然会对其公平性和正当性产生疑问。

争论还会涉及法律究竟应当追溯到多久以前。在我看来，与当前形势的紧迫性相比，这些顾虑都居于次要地位。但即使一部法律只能追究其生效后的行为，也总比毫无作为要好。

在涉及警察不当行为的案件中，多数州和地方警察即使被陪审团判决赔偿，或者案件最终达成和解，也通常不必亲自支付赔偿金，因为政府会代为承担。但在这个问题上，国会同样可以另作选择。

让纳税人为本届政府造成的侵害埋单，几乎起不到遏制今后不当行为的作用。因此，国会可以通过立法，要求涉事官员首先在个人支付能力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部分再由公共资金补足，从而确保受害者获得充分赔偿。

现阶段，要依法追究政府官员侵犯宪法权利的责任，主要有两条途径：刑事追责和民事追责。

在明尼阿波利斯，亨内平县检察官玛丽·莫里亚蒂（Mary Moriarty）正就两起案件依据州法追究联邦执法人员的刑事责任。其他城市和州的检察机关也在考虑采取类似行动。莫里亚蒂的努力勇敢而可敬，但能否成功仍远无定论。

特朗普政府几乎肯定会要求把这类案件移送联邦法院审理，被起诉的执法人员也很可能得到特朗普政府司法部的全力支持。此外，据报道，特朗普已经承诺在离任前全面赦免本届政府人员。这将使继任政府无法再就有关行为在联邦法院提出刑事指控。

这样一来，剩下的便只有民事追责。即使联邦执法人员被指侵犯宪法权利，最高法院也已经使受害者通过民事诉讼向其索取损害赔偿变得异常困难。

包括缅因州在内的少数几个州已经建立了某些法律渠道，允许公民在州宪法或联邦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受到侵犯时起诉联邦执法人员。但特朗普政府势必会要求联邦法官判定这些诉讼机制无效。届时，这些诉讼能否经受住司法审查，目前仍有待观察。

正因如此，国会挺身而出、通过新的立法，为此类法律追责建立明确渠道，才显得尤为重要。

特朗普政府显然认为，只要涉及移民执法，它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也无须承担任何后果。它究竟能否得逞，取决于我们自己，也取决于我们今年秋天选进国会的人。

拉德利·巴尔科（Radley Balko）是美国独立调查记者和政治评论作者，长期关注警察军事化、禁毒战争、错误定罪、法医鉴定失范及公民自由。其代表作《“战士型”警察的崛起：美国警察力量的军事化》（Rise of the Warrior Cop）系统梳理美国警察军事化历史，是该领域具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的著作；他与塔克·卡林顿（Tucker Carrington）合著的《验尸之王与乡村牙医》（The Cadaver King and the Country Dentist），则揭露了密西西比州法医体系失灵造成的系列冤案。巴尔科对科里·梅死刑争议案的报道推动案件重审，梅于2011年通过认罪协议获释；他对法医史蒂文·海恩的调查也帮助促成后者被解职。其“不敲门”突袭报道曾被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写入异议意见。巴尔科2011年获洛杉矶新闻俱乐部“年度记者”，2017年获巴斯夏新闻奖。其妻莉莉安娜·塞古拉（Liliana Segura）同为调查记者，并为其独立通讯《守望》（The Watch）提供非正式编辑协助。巴尔科现居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近年还参加《埃兹拉·克莱因秀》（The Ezra Klein Show）、《乔恩·斯图尔特每周秀》（The Weekly Show with Jon Stewart）和《维尔希》（Velshi）等节目，继续关注美国刑事司法改革、ICE执法和警察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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