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你的十八岁读过这样一本书

《特写》

七月以来，陆续有学子收到了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多年的努力与期待终于在这个蝉鸣声声的夏天得到了回响。

对编辑部来说，高中的记忆已经在时间的淘洗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和黯淡，唯一鲜明的是从痛苦的高三跋涉归来后那个无所事事的夏天 ——

旅行、游泳、学吉他、购置一堆用不明白的化妆品、结束一段苍白的暗恋，以及更多的时候，以一种漫无目的的姿态，疯狂地挥霍时间。

也是在那个夏天，偶然间翻开了《送你一颗子弹》，不知其深意，却一头扎进了书中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故事里，在刘瑜幽默的笔调和极其敏锐的洞察中，第一次思考自由的负担，惊讶于爱的某种残酷性，并试图探索所谓生活的意义。那个美丽到有些恍惚的夏天在这些惊奇的发现和懵懂的领悟中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点。

七年后再次翻开这本书，面对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故事和飞扬在文字中的对自我、生活与社会的困惑与思辨，十八岁的遥远夏天再次明亮。

七年的游历或许足以让一个懵懂少年明白一些人生的道理，比如自由的负累、爱的暴力与人生数不清的“无用功”，但在离开了那个灿烂的夏天，纵身跃入生活之流以后，我们所遗忘与失去的也远比自己想象的多。

比如，对习以为常的生活的审视与拒绝这份习以为常的勇气；比如，一种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以及，或许更重要的，一种“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的蓬勃的生命力。

而《送你一颗子弹》恰好记录下了这一切。这本生活随笔写于刘瑜在异国求学、工作最孤独的那几年，彼时的她耐心审视着自己的生活与周遭的一切，一字一句将七零八落的现实开垦成了一座花园，拥有“把各种伤疤捆成一束插到花瓶里的“勇气与智慧。

距离该书最早出版已经过去十六年，跨越漫长的时光与几代人的青春，这些真实的经历、生动的文字仍带给如今的年轻人深深的鼓舞与安慰；而我们或许都会在多年后重新拾起那些懵懂而珍贵的领悟，并由衷地感谢它们守护着自己穿越人生的荒地，走入生命又一个鲜花盛开的夏天。

下文摘自《送你一颗子弹》 ，刘瑜 著

01

积极的人

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肯定，我之所以没法和Miriam成为好朋友，就是因为她太积极向上了。

Miriam，一个德国女生，身材高挑，举止优雅。长相嘛，这么说吧，大家说起她的时候，都不叫名字，直接说“我们系那个德国美女”。

她比我低一级。2003年夏天，她参加我们系的“过关考试”，听说我前一年考了优，就跑来找我“取经”，我们就这么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到美国之后的新鲜劲儿还没有完全过去，对于交朋友，还有一种收藏癖，就是各个国家的朋友，都想收藏一枚。看着坐在对面笑眯眯的美女，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的朋友地图，于是决定，要在我的地图上插上她这面美丽的德国小旗。

那个周末正好请朋友吃饭，就把她叫上了。过了一段时间，她去听歌剧，也叫上了我。然后我又叫她喝过一次咖啡。然后她又叫我去她家开一个party。

多好的开端啊。接下来，本来应该是一个德国女孩和一个中国女孩，在纽约这个世界都市，谱写一曲世界人民心连心的新篇章。可是，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俩好不容易把中德友谊加温到30度以后，温度就再也上不去了。扔再多的柴好像也不管用了，就是眼泪给烟火熏出来，也不管用了。

究其原因，就是她这个人太积极，而我太消极。如果说到我们系某个教授，我刚想说他的坏话，她就说：啊，他太棒了……说到某个学术会议，我刚想说太无聊了，她就说：那个会让我真是受益匪浅……说到写论文，我刚想哭诉，她却说：我真的特别享受写论文……

而我觉得，检验友谊的唯一标准，就是两个人能否凑在一起说别人坏话。

《生活大爆炸》

跟她在一起，我越来越惭愧。生活对于她，光明、灿烂，好比一件量身定做的小旗袍，穿得到处服服帖帖，穿在我身上，却是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真是糟蹋了好布料。

就算我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说，中国，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德国，这样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出非常不同的性格，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可还是，看她穿着有前有后的小旗袍，羞愧难当。于是，我不太跟她玩了。

昨天，在系里碰见她。她刚从印尼做调查回来，照例是满面春风。

我问：你调查做得怎么样啊？

很好！她说。

去那样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会不会孤单啊？

不会，怎么会呢？！

这个学期忙吗？

嗯，我有两个会，三个论文，一个助教的职位……

她振奋的声音，噼噼啪啪在我眼前开放。在她振奋的声音里，我又看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虫子，怀着自己那点焦虑，就像揣着万贯家产，贴着墙脚，灰溜溜地往自己虚构的、安全的阴影里爬去。

02

那些剩下的东西

我不怎么喜欢《活着》这部电影，虽然据说它得过很多大奖，赢得过无数热泪。因为我没法理解为什么“活着”本身是最高价值。

电影里的人物，都好像从不追问他们所置身的时代的对错，只是默默地忍受，在逼仄的政治环境中百折不挠地求生存。把参加革命的证明裱起来贴到墙上，兴高采烈地参与大炼钢铁，热火朝天地往家里刷“文革”宣传画。对“文革”中倒了霉的春生，家珍大喊：“你要好好活着！”

《活着》

可是，非洲大草原上的斑马也是这样的。南极寒风中发抖的企鹅也是这样的。其实说到在夹缝中求生存，蟑螂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信奉科学精神的人，我不相信灵魂的存在，至少，我不相信有一个寄居在我们身体里的，等我们死的时候烟圈一样溜走，然后排队进入天堂地狱或者转世的灵魂。

可是，那么，如何形容概括那种我认为人内心应该有的、追问是非的力量呢？它从哪里来？为什么在那里？又为什么有时会熄灭？

灵魂还是存在的吧。没有灵魂这个词，形容人的属性将变得多么吃力。在吃喝拉撒、衣食住行、求生求偶、繁衍、趋利避害、热了想乘凉冷了想取暖的自然属性之外，“剩下的”那些东西，总得有一个名字吧，那就叫“灵魂”吧。当然，你叫它“嘟嘟嘟”或者“咕咕咕”也行，叫它“加菲”也行。

除了追问是非，灵魂还主管我们对美的敏感。开车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一首好歌，我们说真好听。走路路过一片油菜花，我们说真好看。应该不会有一头狮子，或者一匹狼，走到沙漠边上时，凝神片刻，突然用爪子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吧。

有一回，在一个餐厅吃饭，餐厅突然开始放一段特别好听的音乐，好听到令人窒息，而周围大家还在若无其事地狼吞虎咽，你们难道注意不到吗？这事真叫我抓狂。我怎么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全体起立呢。

灵魂甚至还激发科学精神。古往今来，有多少苹果砸中过多少人，为什么偏偏只有那个叫牛顿的人会抬起头，思考苹果为什么会往下掉而不是往上飞？不但思考，还研究，还从苹果身上扯出一整套现代物理，就像魔术师从袖子里扯出无穷无尽的彩绸。牛顿一定有一个特别热气腾腾的灵魂，像大食堂里的蒸笼。我甚至怀疑，在凝视那个苹果时，他就是上帝本人。

我当然不相信所有人的灵魂同质同量。有一种说法，说每个人死了，都会轻21克，换句话说，每个人的灵魂重量都一样，21克。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受了平均主义思潮的毒害。

每个人的灵魂怎么会一样重呢？博尔赫斯能为掉进大海的一枚硬币写一首诗，而某些人甚至不能为饥肠辘辘的一代人起一点恻隐之心。我觉得博尔赫斯的灵魂碧波荡漾，而另一些人的寸草不生。

当然，灵魂丰盈的人几乎是不幸的。灵魂里那么多瓶瓶罐罐，背在肩头，拴在脚上，挂在脖子上，造成身心严重超载，如何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竞争中求发展”？

电影The Road里，因为饥饿，所有人都开始吃人了，但是那个男主角爸爸就是不肯吃，因为他要守住“心中那点火焰”，结果他死了。《月亮与六便士》里，查尔斯不肯老老实实做个丰衣足食的伦敦中产阶级，非要一意孤行跑到太平洋孤岛上画画，结果，他得麻风病了。《鲁宾逊漂流记》里，鲁宾逊不肯听从父亲劝告，非要去海上探险，结果，他被困在孤岛上几十年。这样看来，闹灵魂这事，很有可能是种灾难。

《末日危途》

二、三级的灵魂还行，那叫春风拂面。谁要是闹十级以上的灵魂就玩完了，因为它会将生活连根拔起。这事想想真不公平。仅仅因为你对真善美的敏感，你就要为之受到处罚。

当朋友抱怨他们找不到爱情因为他们想找的是“soulmate”时，我也忍不住感叹，唉，灵魂！女的漂亮，男的有钱，还不够吗？还要灵魂！

当然，灵魂的重负肯定也不是没有好处。有诗云，无限风光在险峰。说的就是你要看到最好的风光，就得爬到最危险的高峰上去。对此尼采表示“赞”。他说，从存在中收获最大成果和快乐的秘密就是危险地生活。

相信灵魂有丰盈和干枯之分，这事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间接肯定了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何以重要？因为在我所有的恐惧中，有一项是这样的：我会不会只是一个木偶而已？

我有一只小狗，我每天回家时，它都跑到门口欢呼雀跃地热烈欢迎我的到来。我有个朋友也有一只小狗，他每天回家时，他的狗也总是跑到门口欢呼雀跃地热烈欢迎他的到来。我还有个朋友也有一只小狗，他每天回家时，他的狗也跑到门口欢呼雀跃地热烈欢迎他的到来。

这事让我觉得，小狗本质上是一种木偶。上帝给它的“程序设计”就是：当主人回家，它就冲到门口欢呼雀跃。好像没听说哪只小狗，无病无灾时会趴那儿冷冷地看着回家的主人，想，老子今天心情不好，你给我滚。

人会不会也是一种程序固定的木偶？我读过利夫顿写的《洗脑》，他是个心理学家，把洗脑分为一二三四五六七等n个步骤，并用来分析“思想改造”。

此书读得我毛骨悚然，因为你眼睁睁地看着甲乙丙丁，一个个地按部就班地被洗脑。人的这种机械性，真叫我抓狂。以至于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我每每看到热爱权力的言论，生气之余还会心下有点暗喜，因为人和人如此不同，说明自由意志真的存在呢。

当然这很可能是高兴得太早。也许只是上帝在造人时比造小狗时，配方更复杂了一点而已。我读过《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是有自由倾向的人，基因有特定的构造。我还知道，人们患上抑郁症，常常是因为脑子里一种叫serotonin的物质太少。这样的信息叫我捏一把汗，因为谁知道我称为灵魂的东西，是否只是个化学方程式而已。

03

兔子跑什么跑

哈利先生26岁，他有个两岁的儿子和怀孕六个月的妻子。他曾是全国篮球明星，但目前在超市里卖果皮刀。哈利开车狂奔在高速公路上。这是一个普通的郊外黄昏，他本来应该去爸妈家接儿子的，但是他突然希望明天早晨能够醒在一片白色沙滩上，于是他拐了一个弯，拐上了高速公路。哈利此刻很累，因为他在公路上迷路了，因为他开了很久还是在美国东北无穷无尽的小镇上。时间是1959年，哈利先生的外号叫兔子。

《兔子快跑》是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小说的第一本。该书的封底这样介绍它的内容：“26岁的哈利被困在二流的生活当中，一个酗酒的妻子，一个到处是脏碗盘的房子，一个幼儿和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意识到自己无力改变这一切，他从自己宾州的家里逃跑了。”

《不忠》

当然，兔子没能跑远。一个不甘平庸的男人试图从二流的生活中私奔，但是作为一场私奔，他缺少一个女主角、一张地图、一个敌人、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一种悲壮感……总之他缺少传说中的私奔所需要的一切构件。于是，在公路上狂奔了一夜之后，他回到了小镇。

他没有回到妻子詹尼丝身边。路上他认识了妓女露丝，他跑去跟她同居了。在跟她同居几个月后，他又跑回了刚刚生产的妻子身边。跟妻子共处几天之后，他忍无可忍，又企图跑回露丝身边。在新生女儿意外死去之后，他又跑回了妻子身边。在女儿的葬礼之后，他又跑回了露丝身边。

总之，整个小说中，兔子先生一直在妻子和情人之间跑来跑去。如果说《兔子快跑》展示了一个关于爱情的道理的话，它就是：一个人是多么容易把对自己的鄙视误解为对爱情的需要。

兔子先生厌恶自己的平庸空洞，于是他不断制造爱的泡沫。他在妻子和情人之间蹦来蹦去，就像一个得了肺病的人在胃药和心脏病药之间换来换去一样。情人或妻子当然不可能拯救他，因为胃药是用来治胃病的，心脏病药是用来治心脏病的。

爱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可以遮蔽一个人存在的虚空，爱情的渺小之处在于它只能遮蔽这个虚空而已。对于解决自我的渺小，爱情只是伪币。

这本书让我想起电影《好女孩》。女主角嘉斯丁和兔子一样，是个小镇上的售货员，她也和兔子一样风流，在丈夫和情人之间蹦来蹦去。但她的问题不是如何在道德和风流之间进行选择，甚至不是如何在丈夫和情人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其实她并不爱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

她的问题仅仅是如何用他人的爱来遮蔽自己的平庸。她的风流不是风流，是恐惧。也许任何人的风流都从来不是风流，是恐惧。在终于和年轻的男同事勾搭上之后，嘉斯丁叹息道：I’m finally a woman with a secret.

我想之所以永远有这么多人在忙着得到爱、失去爱、抱怨爱、唠叨爱，除了伟大的化学反应，还因为爱情是成本很小、门槛很低的戏剧。

如果要以做成一个企业、创造一个艺术品、解决一个科学难题、拯救一个即将灭绝的物种……来证明自己，所需的才华、意志、毅力、资源、运气太多，而要制造一场爱情或者说那种看上去像爱情的东西，只需两个人和一点荷尔蒙而已。

于是爱情成了庸人的避难所，于是爱情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大量地生产出来。说到底，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太难，改变别人更难，剩下的容易改变的只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在一起，分手，和好，再分手，第三者，第四者……啊，枝繁叶茂的爱情，让一个个可忽略、可被替代、可被抹去而不被察觉的存在，看上去几乎像是生活。

《不忠》

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没法喜欢上兔子先生。我不知道他这样在两个女人之间跑来跑去有什么可亲或者可爱的地方，甚至有什么值得被书写的地方。也许厄普代克先生看中的正是兔子先生的这种无力感。

他在为26岁的兔子写完《兔子快跑》之后，还为36、46、56岁的兔子写下了《兔子回家》《兔子发了》《兔子安息》。据说很多人从“兔子系列”中看到了20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灵魂变迁史，但人在爱情中逃避自我的习性，似乎和20世纪、美国或中产阶级没什么必然关系。我看到的只是，自我是一个深渊，它如此庞大，爱情不可填补。

封面源于电影《蓝色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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