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粉碎“四人帮”后，唯一选择自杀的正部级干部，遗书直言：我对不起华主席！

“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

1977年8月28日晚上，原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在隔离审查的住所写下了这封遗书，随后喝下了具有强腐蚀性的来苏水（‌即甲酚皂溶液‌），3天后抢救无效离世，时年51岁。

于会泳也是粉碎“四人帮”后，唯一选择自杀的正部级领导干部，一代天才音乐家误入政治歧途的人生悲剧，就此落下帷幕。

于会泳，1926年出生于“中国秧歌之乡”——山东乳山。在环境的影响下，于会泳从小就表现出了对音乐的热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二胡、笛子、三弦等乐器。

1946年，于会泳凭借绘画与乐器特长，顺利考入胶东文工团，正式踏足革命文艺战线。在文工团里，酷爱艺术的于会泳可谓如鱼得水，写剧本、搞伴奏、搭建演出舞台，常常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却乐在其中，并练就了全面的文艺本领。

建国前夕，于会泳被保送进入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期间，他深厚的民间音乐功底，很快得到了贺绿汀院长的赏识，结业后留校从事民族音乐创作和研究。

在上海音乐学院求学任教期间，于会泳创作了大量民歌研究著作与通俗歌曲，还开设了全国首创的民间曲调、腔词关系研究课程，使其在音乐界声名鹊起。

但此人急于求成、看重名利，曾因和他人合著作品时刻意突出自己的署名，加上平时又只顾钻研业务、对政治漠不关心，因此被组织上批评为“白专典型”，于1958年下放到浦东进行劳动改造。

然而，这一惩罚性措施不仅没有转变他对政治的态度，反而让他更加刻意疏远政治，只顾埋头钻研专业，这也让他从此埋下了畏惧政治批判、渴求上层庇护的深层心理。

1962年，中央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所宽松，在贺绿汀的大力推荐下，时年36岁的于会泳被任命为民族音乐理论系的副主任。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掀起热潮。期间，于会泳撰写的一篇两万字论文《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深度剖析了京剧现代戏音乐革新思路。随后，他被上海市文化局借调到上海京剧院，从事《海港》的音乐设计工作。

次年，江青偶然读到了于会泳的戏曲音乐评论文章，对其专业能力十分认可。同年6月，江青在张春桥的陪同下观看《海港》彩排期间，她还专门向张春桥打听过于会泳。在这之后，江青更是多次专门召见于会泳交流创作，甚至还在他失声养病时赠送自己专用的进口营养品。

“第一夫人”的关怀与器重，使久受批判的于会泳倍感知遇之恩，自此便彻底依附江青、张春桥，成为其文艺领域的核心助手。

特殊时期之初，于会泳遭到了学校红卫兵的批斗关押，是江青出面帮他解的围。不仅将他接到了北京，还公开力保：“他跟我搞戏，会有什么问题？”

这份政治庇护让于会泳彻底倒向了“四人帮”阵营，并一步步登上了权力的高位，先后担任上海文化系统革委会负责人、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1973年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1975年1月正式接替吴德出任文化部部长。

掌握了文艺管理权后，于会泳为了迎合“四人帮”，犯下了诸多难以挽回的错误。

他提出的“三突出”创作理论，硬性规定所有文艺作品必须分层拔高英雄人物，僵化了艺术创作规律，造成全国文艺题材单一、创作公式化。

此外，他统筹《智取威虎山》《海港》《杜鹃山》等样板戏的改编，将所有创作成果全部归功江青，并大肆吹捧其为戏曲革命第一主创。比如1969年4月《智》剧为“九大”代表汇报演出前，向来不善言辞于会泳竟主动上台，向代表们隆重介绍了江青在“京剧革命”中的“丰功伟绩”，他还总结说：

“……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实际上是我们‘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

江青听后还挺不好意思的，说：会泳同志你别这样说，你再这样说我可就要离场了！

不管江青此言是否谦虚、做作，于会泳的阿谀奉承却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毕竟没有江青，就没有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在高层的权力纷争中，于会泳始终充当“挡箭牌”的角色。

1974年底，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体现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故事影片，并取名《创业》。于会泳看后深受感动，当即便向江青推荐了这部影片，接着上报中央，请示在能否在1975年春节公映。

原本一切都很顺利，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均已批示同意，结果到了大年初一这天，江青却突然无端发难，直言：“《创业》这么糟，你们为什么批准发行？”并将全部责任推给文化部，逼迫于会泳起草十条批判意见、公开作深刻检讨。

后来影片《海霞》引发中央争议，于会泳又被迫承担全部处置失误责任。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于会泳紧跟“四人帮”宣传口径，组织文艺作品攻击老一辈领导同志。

1976年10月6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随后，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会泳随即被隔离审查。

在之后的9个月里，他写下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但彼时的他仍存在侥幸心理：自己只是奉命办事，虽有错误，但并无大罪，何况样板戏也具备一定的艺术价值，期待处分后能重返基层文艺岗位工作。

然而，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公开点名批判于会泳，彻底击碎他所有的期待。

于会泳彻夜难眠，多次请求工作组的负责人面谈以争取宽大处理，但却未得到及时回应。

巨大的绝望、愧疚与恐惧裹挟着他。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会泳趁看守人员不注意，偷取了消毒用的来苏水，在写下认罪遗书后服毒自尽……

回望于会泳的一生，可谓极具讽刺意味：他本是难得的民族音乐人才，对京剧音乐革新、民间民乐整理留下许多专业成果，但却因贪恋政治庇护、丧失独立判断，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最终落得个自我毁灭的结局，实在令人唏嘘。

1983年4月，经中央批准，开除于会泳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代音乐人才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