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发动战争，日本天皇究竟能不能最后拍板？真相一文详解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38年1月15日裕仁指示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日本也要负担建立北支政权，但尽量不要在前台，通过顾问干。”

5月9日裕仁对军部事先不报告表示不满说：“宣战媾和大权为朕统揽，而且朕作为大元帅统帅统帅府，没有朕或不跟朕打招呼就干这干那太不像话!”

7月20日裕仁命令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今后没有朕的命令一兵也不许动!”

8月1日贺阳宫恒宪去华北赴任前拜谒时裕仁说：“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只一条，避免与英美摩擦!”

可见裕仁所关心的不是对中国的侵略和屠杀，而是由此可能引起的与英美的冲突。

1、战时天皇的影响

1941年10月日美开战前，天皇裕仁赞赏忠诚于自己的东条，而认为近卫反对对美开战是“缺乏坚定的信念和勇气”。不过有讽刺意味的是战后成为战犯嫌疑人的不是天皇，而是近卫。10月17日，裕仁任命东条英机为总理。10天后裕仁对内大臣木户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时天皇、木户及其侧近都相信对美战争不可避免。昭和天皇的做法事实上完全脱离了祖父明治天皇的前例，10月底开始起草的宣战诏书也不例外。

过去宣战诏书里都有(战争中)“不要违反国际法”、“在国际法规范围内”等用语，而昭和天皇的宣战诏书就没有使用，这是为了与偷袭珍珠港等行为相符合。以后的战争对日本越来越不利，政府内部被迫寻求体面和平，1944年8月31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对重庆政治工作实施纲要”，9月5日又决定“大让步的对重庆和平条件”，但“大让步”仍不放弃伪满，包括要中国“好意的中立”，同意蒋还都南京，废除日“华”(汪)同盟条约，缔结友好条约等。9月6日总理及两总长上奏对重庆案时，天皇裕仁认为“这次决定过于飞跃(让步过大)反而使重庆看到我方弱点”，并对总理的答复表示不满。可见裕仁此时对华政策的强硬程度超过政府。

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12日总理东久迩宫就内阁决定日本自己主动对战犯进行处罚上奏天皇，并请求裁可。对此裕仁说“敌方所谓的战犯，特别是所谓负责人都是曾经非常尽忠者，(我)不忍以天皇的名义对其处罚，应重新考虑"。为此，东久迩宫再次召开内阁会议重议，并协同外务、司法两大臣再次上奏才获得裕仁批准。这说明战后天皇在政治决策中仍保持重要影响。

山田朗在《大元帅昭和天皇》中分析了在整个对外侵略战争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天皇应负的责任：

“一、天皇在军事上绝不是外行，他通过对战争进程的‘御下问’、‘御言论’深深地参与了战争指导、作战指导。而且天皇不是无条件地批准、赞成军事统帅部的作战方案的，大量事实表明，天皇的发言产生了左右作战计划及具体作战内容的具体影响。天皇作为大元帅的责任感、军人资质、素养在太平洋战争中有很大显示。
二、昭和天皇作为政治战略的统率和协调者去考虑世界形势与战况，作为有统帅权的大元帅对统帅部有时进行鼓励、有时进行斥责的指导。天皇任何判断和行动都是由其作为大元帅的自觉和军人的丰富知识所支配的。从‘和平主义者昭和天皇的膨胀论’看，昭和天皇对任何军事行动，只要能取得胜利、结果是成功‘弘扬国威’都不惜通过‘敕语’进行表彰、赞赏，天皇这种事后承认、结果优先的态度，当然是对军部‘独断专行’侵略行动的嘉奖、激励。”

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中也论证了裕仁选择好战的东条组阁、对军队的实际统帅权力等。

有的学者认为，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应包括：

（1）唯一能统辖日本的国务与军事责任者的责任；（2）唯一能发布大本营命令(最高军事命令)者的责任；（3）作为统帅权实际行使者的责任(鼓励或斥责统帅部、提出作战要求、通过“御下问”、“御言论”督促作战、实行现实的作战指导、战争指导的责任)。可以说“天皇的责任是日本国家战争责任的核心。暧昧天皇的战争责任是试图淡化日本国家战争责任、进而歪曲历史，通过教育和媒体报道使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国家意识受到了扭曲，最终导致国际社会批判的结果"。

应该说这种分析是客观的，也为我们研究明治宪政体制在对外扩张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线索。

2、被隐瞒的天皇责任

永井秀夫认为：

“在帝国宪法体制下天皇的作用有几个侧面。由于他是天祖的神敕规定的万世一系神话性及不可分割的统治权的总揽者，使天皇具有神权绝对君主的性质，即日本的国体。作为原则天皇也具有现实统治权的表面特征，国体在国民思想中具有巨大威力。在宪法运作上天皇还有立宪君主的侧面和与军、官僚形成一体的专制君主的侧面，是有立宪色彩的专制君主。”

在天皇“圣裁”后下达战争指令，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太平洋战争，同样是在天皇裁决下，日本国家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即在战、和问题上，天皇都起关键作用。

裕仁曾在其自白录中表示，七七事变后曾经考虑让近卫同蒋介石达成妥协，“但听到军部对事件处理形势的估计是如果在天津增加打击的话，一个月内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就没说什么”。史料没有裕仁阻止日军进攻中国的记录，他更多地赞成对中国“威吓”。

实际上，裕仁拒绝了参谋本部的速和论而选择了近卫的扩大战争政策才导致了侵华战争的持久化及日本帝国的最终灭亡。

战后裕仁承认：

“自己只在二二六和终战时两次没有按立宪君主方式办事。二二六时因不知道总理是否活着，所以就主动按自己的决心指导了。终战时因为总理问我怎么办，所以我就说快点停止(战争)吧!”

鉴于裕仁的权力和作用、影响，猪木正道认为二二六事件时，“立宪君主国日本的命运完全压在昭和天皇一人的肩上”。

1951年2月天皇裕仁曾对美国特使杜勒斯就没能阻止对美开战表示遗憾，“那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什么能做的”。但是“连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都不能‘阻止战争’的话，谁又能做呢?”

2002年10月外务省公布的1945年9月27日昭和天皇裕仁在投降后第一次拜访对日占领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会谈纪要，裕仁仅对战争表示遗憾。而1964年出版的麦克阿瑟回忆录中，裕仁曾表示“自己作为整个战争的全部责任者，我个人准备接受你代表的各国的裁决”。

另外一些史料也表明裕仁表示“我对日本进行战争发生的所有事情、事件负责。我对以日本的名义、所有由军事指挥官、军人及政治家的行为负直接责任。”

2003年6月10日《文艺春秋》刊登加藤恭子的文章，她在整理1945年8月投降后担任宫内府长官的田岛道治的记录文稿时发现了裕仁承认战争责任的笔记，即未发表过的天皇诏书：对战争很多人战死而“忧心如灼”，此乃“朕之不德，深深向天下表示羞愧”。加藤认为此段文字绝非宫内府长官个人独断所写，可以解释为裕仁和田岛都认为有必要向国民表明谢罪之情和留位的决心。这说明裕仁也认识到自己负有战争责任，但日本政府及天皇侧近则反对公布谈话内容，因担心天皇被追究战争责任，即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还可能动摇天皇制本身。

当时裕仁承认有战争责任的内容也没有被正式公布。在明治宪政体制的责任问题上，在日本统治层中存在重要共识，或者说默契，就是避免由天皇来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这既是出于对天皇的忠诚，同时也是对该体制中天皇以外的寡头人物实际作用的旁注。有的人解说明治宪法精神时强调应由辅弼天皇处理政务的政治家来承担责任，但问题是这些政治家并没有承担这种责任的法定权限。

几乎所有日本宪法学说都承认军事统帅权不属于国务范围。

从而使国务与军事统帅权处于对立，或者是相互不统一、不干涉的状态，唯一可能使国务与军事统帅权统一起来的只有天皇本人。如果说明治宪法的制定者们，如伊藤博文等尚可能代替天皇对国务与军事统帅权进行某种调节的话，到了昭和时期，元老的消失使这种软调节机制基本丧失作用，在军事政变和暗杀事件不断发展中，军部对国务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总理却“无法抑制军部的‘独走’”，在明治宪政体制上没有能替代天皇去调节、驾驭国务与军事统帅权利。天皇是该体制的唯一调节性存在，是国家最高统治权和军事统帅的统合机构。

不是谁要把战争责任强加于天皇，而是明治宪政体制本身把天皇置于唯一能承担对外战争与和平等重大政治责任的地位上。当日本战败时，“日本保守势力对东京审判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通过对以陆军为中心的势力进行‘内部揭发’，把所有战争责任推给这伙人，以便回避对天皇责任的追究”。

3、天皇究竟是不是独裁者？

在分析了天皇在政治体制中的绝对地位和作用后，我们不妨重提明治政治机制中的严重“缺陷”。在明治宪政体制下，一切大权来源于天皇，而政府、军方及立法机关的帝国议会都对天皇行使辅弼作用或执行天皇的命令。天皇制下的国家权力结构——内阁、帝国议会、枢密院、陆海军统帅部、官僚机构等都直接隶属于天皇，即都是相互平行的横向权力结构，即明治宪政体制下各机构权利都处于同一水平，并都只对天皇负责，天皇只有掌握好这一权力平衡才能维持国家政治的正常运作。

天皇是唯一可以协调各集团关系和国家政策的绝对权威性存在。天皇通过与各机关首长的直接接触，并通过侧近——内大臣等宫中集团保持对政府及军部的控制和监督。这种政治体制在各方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如在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问题上容易协调。但在意见不同时，各权力机构之间相互制衡，争权夺利的机制又使政策决定和政策协调受到很大制约，只能请最高权力者裁决。如对美开战问题，由于陆海军内部不完全协调，战争决策最终由天皇做出。

1945年投降问题也因内部分歧而同样由天皇最终裁决。可见战、和等国家重大决策都掌握在以天皇为中心的几个寡头人物手中。这种情况下，天皇及其侧近(元老、重臣等)及军部构成日本国家政策的决策群体。

在日本，根据“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天皇在法律、政治上不负任何责任，由国务大臣辅弼天皇行使大权。这样天皇拥有的所有国务决定大权与“神圣不可侵犯”而不必负任何责任结构可以解释成“有责任而不负责任”，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这种法律解释在日本社会也许能达成共识，或者说没人敢提出异议或质询，但在国际社会就未必被认同，国家主权所有者可以对国家行为不负责任的法理也是自欺欺人的。

家永三郎列举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责任问题认定时，甲级战犯嫌疑人东条英机等人辩解的“无责任体系”体现了战时日本国家机制的特色，家永也认为东条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过首席甲级战犯的辩解是为天皇、也为自己逃避侵略责任的口实。

明治宪法第三条规定的“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并不等于该宪法体制没有必要负责任，日本政府不应是不负责任的政府，而且不负责任是对《明治宪法》和天皇绝对权威的否定。日本投降后“一亿总忏悔”的口号正是侵略战争责任者为推卸战争责任，或者说让所有日本人负责而提出的重要政策。不少人都在努力说明“天皇在政治上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采取独断行动，因而没有政治责任”，以“天皇在政治上无答责”来解释天皇不对政治负责，但谁也无法逃避天皇的帝国政府发动战争而对被害国及人民所产生的法律、政治、道义等全面责任。

应该说，天皇及皇室成员、内大臣、侍从武官长及元老、重臣等势力集团是决策核心，构成了“天皇政治决策机制”的整体，具有驾驭政治运作基本方向的核心功能。因此谈到近代日本政治体制中的天皇时，可以说是一个“天皇机构”，实际上是由以天皇为顶点的、以众多元老、侧近、重臣、皇室等势力集团与寡头政治家及军阀组成的庞大政治协调机构一寡头协调机构。

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明治宪政体制下没有“独裁者”。的确日本可能没有出现像希特勒那种形式的个人独裁者，它的决策机制的基本形态是一个集体协调机构。

由某人牵头组织主要寡头政治家、军人参与，共同决定的结构，所以可称为“军政寡头合议体制”，或叫“寡头集体独裁体制”。国家决策机制是一个由寡头政治家及军阀、宫中集团之间保持协调、协商的政治决策机制。这种体制的形成与天皇的绝对地位有关，也与国家最高决策者天皇自身处于“第二线”(幕后)有关。这种政治体制可以避免最高主权者——天皇承担政治责任。国家最高决策者、统治者及精神领袖天皇处于幕后，使侧近及寡头政治家、军阀即使在前台第一线也无实权对政策进行实际决策，更不可能越权独裁(因为任何事都要等待幕后最高统治者的最终裁可)行事。

同时，寡头政治家及宫中集团，“可能利用作为政治正统性源泉的天皇权威，在最后一线阻止军部通过内阁完全决定国家方向的事态出现”。所以在天皇大权下，各机制相互利用、相互牵制是明治宪政体制下寡头决策体制的基本特征。有人说如果日本有独裁者就能制止战争，其实在军国主义体制下的独裁者也不是制止而只能是更早地实行扩大战争的政策。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