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佳裕：和杨奎松先生学治史——评《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

文｜邓佳裕，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今年，杨奎松先生的《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重印发行。笔者研读此书，旨在向杨先生学习治中国现代史的方法：杨奎松、沈志华、高华三位先生，在笔者看来皆是华东师大治史之“先贤”，而中国现代史应当如何研究，此书或可提供一些思考。此书虽以访谈体呈现，不若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体系严整，但细读之下，仍可从中提炼出一套完整的治史理路。本文认为，这套理路可归结为两个层面：一是“为何治史”，即研究的动力与意义；二是“如何治史”，即具体的方法与规范。二者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统一于一种以现实关怀为轴心的实证治学取向——正因心怀现实关怀，治史才有超越发表本身的意义；也正因心怀现实关怀，治史才不至于流于过于琐碎的史实考据，而始终指向对“真”的追求。以下即循此两层脉络对杨著加以评述。

一、为何治史：从发表焦虑到现实关怀

治史动力的第一重障碍，往往是能否发表的焦虑。对此，杨奎松态度明确：政治上的禁忌“想通了就没什么可怕的”，因为“中国那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地方不让发东西，还有那个地方可以发；今天不能发，明天总可以发。做历史的人关键是要把史料研究的基础打扎实，有了新成果，总有能发的时候。”[1]笔者曾与《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书作者李里峰先生有过短暂交流，其经历恰可为此作注：该书主体内容早在2004年即已完成，却迟至2018年方才出版；李先生认为，学术研究说到底是一种源于好奇心的“内驱力”行为，其治史动机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答自己对现实中诸多古今延续现象的困惑。杨奎松在书中亦持相近看法：“中国社会许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环境方面的痼疾，其实上千年来并无多少改变。”[2]由此可见，比起急于发表，更关键的是能否抓紧时间写出真正有价值的实证研究——真正有价值的成果，终究会有发表的机遇。

如果说发表不是问题，那么治史更深层的动力便落在意义感之上，这要求研究的问题意识具有现实关怀与人文关怀。杨奎松“经常提醒年轻的历史研究者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的精神”[3]，这一提醒源于他对当下史学研究日趋琐碎、见微而不知著的危机感——这一忧虑并非杨奎松一人独有，晚近学界（如赵鼎新、包刚升等学人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对人文研究流于琐碎考据的反思亦不绝于耳，可见其所指现象至今未曾过时。他不无感慨地写道：“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历史问题，或在实际上是必须要通过历史研究来解答的问题，需要有人去研究啊！为什么我们学者不能……针对我们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各种各样人们关心的问题，去做出比较深入和比较专业的解释呢？”[4]因此，治史者“除了要考虑个人的职称评定以外，还是应该尽可能让自己研究的动机更多些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5]，历史学研究的关键，“在于历史学家是不是能够从现实关怀的角度，经常考虑一下自己研究的课题和内容所具有的意义”[6]。

至于历史研究究竟有没有用，杨奎松的回答是肯定的，但用处大小与现实关怀的深浅密切相关：“历史研究有没有用，用处大用处小，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会与历史叙说或研究的题材和内容、作用于今人和现实的程度密切有关。”[7]杨奎松此语发表于2002年，彼时的传播语境早已被今日的网络媒介所重塑；今日若欲使严谨的实证研究真正“作用于今人”，恐怕不能只满足于刊物发表，亦须借助播客、短视频等当下受众习惯的传播形式——这正是杨奎松“现实关怀”命题在传播维度上的延伸。归根结底，无论治学的动力起于何处，其最终指向仍是杨奎松所说的“创造，然后享受”[8]：“人的一生，总要有所成就。创造，然后享受。或者生活，或者事业，或者生活、事业兼而得之。”这既是治学的意义所在，也是治学得以持久的心理基础。

二、如何治史：从求真到证据链

意义问题解决之后，便是方法问题。杨奎松所论治史方法，大致可归纳为立场、路径、写作规范与史料基础四个层次。

其一，基本立场：求真、客观与人性化理解。杨奎松认为，“历史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在求真，即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9]，要有“最起码的历史观点”，即“尊重历史事实”[10]。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历史学要“求真”本是一件略显吊诡的事——化学、生物等学科通常无须特别强调“求真”，因为这是学科常识，尽管根据“耿同学讲故事”的节目我们也知道理科也会有很多实验数据是造假的；而历史学之所以需要反复申说，恐怕正因其中“假东西太多”。但也未必是坏事，正如袁伟时的观点：“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与求真相关的是客观：“学问本身对研究者态度客观与否这一点，是有相当严格的要求的。任何太过明显地带有情感立场倾向的历史著作……都是难以得到多数历史学研究者的认同的，也是注定不会有太长的生命力的。”[11]

而客观的落实又依赖“人性立场”：“历史研究，首先是人的研究。离开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全方位的把握和理解，仅仅从……被抽象化了的群（党、阶级、民族、国家等等）乃至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解读历史，是很难使我们贴近历史真实的。”[12]为此，杨奎松反复援引陈寅恪“了解之同情”之说：“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13]落实到具体研究，即要求研究者“正确解读研究对象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了解他（们）所言、所行的内在动机和原因”[14]，此即杨奎松所概括的“历史的悟性”[15]。

其二，研究路径：长时段的综合考察。杨奎松主张“对历史上的一个政党或一个人物做较长的长时段的综合的考察”，因为“对历史不能孤立地和静止地去认识，必须把它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16]。笔者以为，这一要求实际上近于从史实经验中提炼出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的“理想模型”，二者可以相互借用、彼此参证。

其三，写作规范：逻辑清晰、概念严谨、要让人懂。杨奎松指出，写作时应关注“是否抓住了重点，理清了头绪，和是否自成逻辑的问题”[17]，各章节之间应“具有内在的逻辑的联系”，并有“宏观架构上的把握”[18]，这背后仍是现实关怀的要求：“我们今天研究建国史之类的历史，绝不仅仅是为了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必须要有一种批判性的反思。”[19]同时，“好的论文关键要有思想，要能够发现新的问题，能够给人以启发。”[20]

至于行文，杨奎松强调“要人懂”：“写文章的目的，是要人懂。要人懂，首先就要自己懂，自己不懂不明的不要写……特别注意让事例说话，减少不必要的长篇大论和晦涩的引文。”[21]选题上则须过“两道关”：“一是学术史，即前人研究的情况如何，有无突破的可能；二是资料状况，即再好的题目和想法，做历史研究也必须要量入为出，能够找到足够的第一手资料，才敢动手研究。”[22]概念的使用尤须谨严，杨奎松曾批评学生对“中共”一词使用“太过随意和轻率”，因为建国后的“中共”常常“又是党，又是国，又是政府，又是中央，又是地方，又是毛，又是基层干部”，笼统称之“显然极不准确”[23]，这一批评极具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

其四，史料基础：规范与证据链。杨奎松强调，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证据（史料）”：“胡适讲：研究历史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我们也常常告诫学生：写研究论文要尽可能做到‘无一字无出处’……研究历史的能力高低拼的就是一个搜集证据、分析证据和论证证据关系的能力，而不是看你能提出怎样新鲜的观点。”[24]因此应“尽可能地穷尽史料”，若条件不允许，则可“采取迂回的研究策略”，通过关注历史人物的“家庭出身、生长环境、教育背景、人生际遇及其性格特点与情感建立”等因素，辅以日记、口述与回忆史料，实现对历史人物的“同情之理解”[25]。据此，杨奎松判断一部历史著作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看它的政治批判力如何强，而是要看它能不能充分占有史料，并依据可靠的史料，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描述清楚。”[26]若以此标准，吕迅的《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可谓一流之作，其书中注释指出亦有拿出史料反驳杨奎松、邓野之处。

上述方法论在杨奎松自身的研究实践中亦有清晰体现，其党史研究尤具代表性。就毛泽东研究而言，杨奎松认为，“如果我们理解不了毛泽东，那也就理解不了其他人，如此也就理解不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27]他也提醒研究者不应简单以《毛泽东选集》代替对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把握，因为“编在毛选里的文章只是毛精选的一小部分，且不少在关键的地方还根据后来的认识做了重大的改动”[28]——杨奎松早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书即系统考证了毛泽东文字的各种版本，此后黄江军等学者的研究（如其博士论文《〈毛泽东选集〉编辑考》等）亦沿此方向续有推进。

在其党史研究的背后还有一个对中国政治传统的关怀。杨奎松所论“中国社会许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环境方面的痼疾，其实上千年来并无多少改变”[29]，与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孔飞力《叫魂》、阎步克《中国官阶制度引论》等论著的判断可以相互印证；阎步克即指出，“四千年的文明、两千年的集权官僚等级制似是遥远的过去，实际却将在宏观层次与长时段上，展示其深远影响与巨大历史惯性。”[30]

综上，杨奎松的治史之道，说到底是“为何治史”与“如何治史”在现实关怀之下的统一：治史的动力始于摆脱对能否发表的过度焦虑，进而追问研究本身的现实意义与社会责任；治史的方法，则落实为求真、客观、人性化理解、长时段考察与扎实证据链等一整套具体规范。对于尚在史学门径上摸索的年轻研究者而言，《学问有道》一书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以访谈的形式，将这套“为何”与“如何”打通的治学理路，转化为可以学习和操练的具体经验。

注释：

[1]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2]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17页。

[3]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

[4]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

[5]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18页。

[6]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6页。

[7]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5页。

[8]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4页。

[9]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10]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72页。

[11]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44页。

[12]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27页。

[1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14]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15]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16]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00—301页。

[17]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18]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19]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57—258页。

[20]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59页。

[21]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64页。

[22]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61页。

[23]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66页。

[24]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25]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

[26]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35页。

[27]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28]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98—299页。

[29]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17页。

[30]阎步克：《中国官阶制度引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5388—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