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珍存一生，这堂80多年前的古文课，终于整理成书

一堂80多年前的古文课，叶嘉莹珍藏了一生。

20世纪40年代，叶嘉莹在顾随先生门下听课。

1943年顾随（前坐者）与学生们在顾家合影

后排右二为叶嘉莹

大学毕业后，她已到中学任教，却“还一直坚持在听老师讲课”。

顾随也格外看重这位学生。他在信中说，叶嘉莹“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但他对她的期待，不只是做一名传法弟子，更希望她能“别有开发，能自建树”。

后来，叶嘉莹一生讲诗、讲词、讲中国古典文学。她始终感念顾随先生，称老师为自己开启了欣赏和体悟诗歌的“无量法门”。而那一册册听课笔记，也伴随她辗转半生，始终未曾离身。

1982年，叶嘉莹着手编订《顾随文集》。彼时，顾随先生不少文稿已经散佚，课堂上那些娓娓论诗、论文的声音，也无法重闻。为了留下恩师的讲学精华，她想到了自己珍存多年的听课笔记。

叶嘉莹笔记手稿照片

于是，先有《驼庵诗话》，在这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驼庵文话》单行本。这本书从叶嘉莹听课笔记中辑出古文部分，按语录体整理，收录顾随先生关于文章、文心与文脉的精到见解。

与旧版相比，此次单行本篇幅更充实，结构更清晰，增补简明注释，并核校笔记原稿与誊抄稿；全书还配有百余幅彩图。它既可与《传学：中国文学讲记》相互参照，也适合读者随手翻阅，在一句句短章中，领会顾随论文的锋芒与温度。

顾随讲古文，先讲世道人心

顾随从不把文学当成脱离生活的文字游戏。

他说：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发生关系。

又说：没有理想的生活是枯燥的，没有实际的生活是空虚的。

在他看来，文章之所以能打动人，不只是因为辞藻漂亮，而是因为里面有真实的生命，有切实的生活。

1936年4月

顾随一家在北平市东四四条寓所南房门口

他说，中国文学到了后来，常常“只剩字，没事了”；很多人写文章，并没有真正看清一件事，只是在把读过的文辞重新吐出来。

所以，他格外推重鲁迅。鲁迅的可贵，正在于把许多旧文学、新文学都写不进去的“事”，写进了文章。因为有事，才有观察；因为有观察，文字才有力量。

这番话放到今天读，仍然让人警醒。我们写不好文章，有时并非不会遣词造句，而是没有真正看见生活，没有认真体会过人情。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顾随讲文章的幽微曲折，也讲得极透彻。

他说《史记》《汉书》的文章“看似一气，但无一字一语不曲折，绝不平直”；又拿杜甫、鲁迅作比，说他们的诗文“一字一转，一句一转”，每一处转折都是活的。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明明知道杜甫、鲁迅的文章好，为什么自己写不出来？

顾随的答案很直接：有此心始有此文。

顾随书法作品《临〈兰亭序〉》

文章的曲折顿挫，不是技巧堆出来的。杜甫、鲁迅的思想与生活打成一片，心里有曲折，笔下才有曲折；若一个人的思想原本简单空洞，又有什么可转折、可开合的呢？

讲《史记》与《汉书》，他又说：文章华丽易，苦辣难。《史记》是辣。辣不是神韵，是深刻。《汉书》是苦，蘧荬菜，咬春之柳花菜。

“辣”“苦”两个字，何等寻常；顾随举重若轻地把两部史书不同的气质和力量，讲得切实可感。

1948年4月于辅仁大学校园内

左起启功、顾随、柴德赓、葛信益

顾随总能由一篇文章，讲到创作的根本，讲到一个人如何感受生活、安顿内心、建立自己的生命。

一堂古文课，至今仍有锋芒

顾随曾说：中国后世文章，只知往横里去，不知往竖里去。横的是联想，竖的是思想。

这句话，几乎可以成为阅读和写作的一把尺子。

漂亮的辞句、丰沛的联想，当然能构成文章的美；但若没有向深处生发的思想，文字终究容易流于浮泛。

《驼庵文话》并不是一本只供专业研究者翻检的“古文笔记”。它谈《论语》《中庸》，谈《史记》《汉书》，谈汉魏文章、唐宋古文，但它真正要追问的，是文章怎样才有生命，读书怎样才能读到人的心里，文学又如何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

一则则短章，像课堂上随手记下的警句；读来却余韵悠长，引人深思。

顾随（一九五九年摄于天津寓所书房）

《驼庵文话》长短不拘，活泼灵动，既保留了论文的核心见解，又能做到深入浅出，便于学者领会参悟。

今天，小北精选《驼庵文话》中的一些文字，让我们一起欣赏、品味。

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发生关系。

凡讲学的若成为一种口号（或一集团），则即变为一种偶像，失去其原有之意义与生命。

明代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大禹治水》

人是要求真，但求真之外还爱假。真是不假，假是不真，好像绝不能混为一事。但以电影、戏剧、艺术、文学言之，则真假为一。因为求真心愈切所以爱假，爱假即所以求真，假所以显真也。电影、戏剧之劣者，我们讨厌它，不是因为它假得不好、假得不可爱，而是因为叫你看不见真，而假得像真的似的。人自有生无时不在求真爱假之中。人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说谎。

选自清代孙温《全本红楼梦图》

人生一切好的事情皆是不耐久的，人生所以值得留恋（流连）。

努力，为将来而努力；留恋，对过去而留恋──此人生两大诗境。此两种境界皆是抓不住的，而又是最美的时期。无论古今中外写爱写得美的诗文，所写不是对过去的留恋，就是对将来的努力。

文人的幸福不是已失的，便是未得的，没有眼下的。若现在正在爱中，便只顾享受，却无暇写作。

中国一切都是象征。汉字有形、音、义，形、音、义皆有象征。

中国戏曲之勾脸是象征，不是野蛮。即俗之迷信，亦有象征意味：红，象征吉，如花如火，是发皇；白，象征哀，如霜如雪，是冷静。

外国除形的象征外，还有声的象征。

清代沈容圃《同光十三绝图》

作品有“生的色彩”，方能动人。

中国作品缺少“生的色彩”，或因中国太温柔敦厚、太保险、太中庸（简直不中而庸了），缺少活的表现、力的表现。

中国自上古至两汉是生与力的表现，六朝是文采风流。

当代冯远《屈原与楚辞》

有所谓“万法唯心”，“心生、神生、法生，心灭、神灭、法灭”。

我们治文学的更是如此，一切创作皆然。如各小说所写，根本无此事，就算有此事，也亏他小说家写呀！否则《史记》“巨鹿之战”只须写“项羽大破秦军于巨鹿”一句，这不能说不是史，但不是文。一个题目写出后，其间变化开合真是心生法生、心灭法灭。

宋代梁楷《六祖截竹图》（局部）

古人句子多不足以表现今人事物。

“苦水自记语录”之一：“没有理想的生活是枯燥的（牛马），没有实际的生活是空虚的（幽灵）。”这是今人事物，不易用古人句子表现。

明代唐寅《溪山渔隐图》（局部）

中国文学只剩字，没事了。此即使非中国文学堕落主因，也是最大元凶或最大原因之一。中国文学要复活，是在技术外要有事的创作，有事才能谈到创作。

鲁迅先生文之所以可贵，便在他把许多中国历来新旧文学写不进去的事写进去了。鲁迅先生也是从旧的阵营走出来的，受传统因袭影响，字上太讲究。所以好者，幸而里面还有事。而中国一般文人之作都是只有字，没有事。他们并没把一件事观察清楚，只是在写时把自己读过的文辞又吐出来而已。

清代石涛《西园雅集图》（局部）

现在一说文法只指句之构造。

余所谓法是广义的，如佛法无不包。一切法皆是佛法，所谓佛法即非佛法。法尔如然，一切法皆是文法，一切文法皆是非法。佛家讲戒、定、慧。余取其二：由戒生慧。

现在用功所求乃有法之法，如佛之戒：不是非法之法。但若想以文学安身立命，作为终身事业，则要求无法之法，要得到慧（比天才还可宝贵），这才能得大自在。如太史公之写《史记》，屈原之写《离骚》，看似横冲直撞，其实是层次分明。

敦煌壁画《弥勒下生经变》

凡对后来发生影响的文人，是功首亦罪之魁。

凡一种学说成为一种学说时，已即其衰落时期。

现代黄山寿《老子出关图》（局部）

人有所爱好，不但增加人勇气，而且是福气。人在有所爱、有所求时，是最向上、最向前的，其中一方面是专一。在有所爱、有所求时，心最专一（精诚），由精诚生出伟大。再者，人在有所爱时，他的生命力最旺盛，精神最活泼，这时人是最美的一个人。

曾子的话原是两面，前二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积极的作为，后一句“临大节而不可夺”是消极的操守。真到国难，作为比操守还有用，可补救于万一，操守无济于事。

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如此则君子并非自了汉，还可以兴，可以活。

元代王振鹏《曾参啮指痛心》

在《论语》上，“君子”向内方面多而向外的少。向内是个人品格修养，向外是事业之成功。此是人之长处，亦即其短处。

向内太多是病，“自好”变成“自了”。如此虽尚有其好处，而没有向外的了 —— 二减一，等于一。宋元明清诸儒学案便只有向内、没有向外。宋理学家愈多，对辽、金愈没办法，明亦然。

只有向内没有向外，是可怕的。最可怕是连向内的也没有了——一减一等于零了。

孔子之“见贤思齐焉”精神，积极与禅宗同，而真平和，只言“齐”，“过之”之义在其中。

清代焦秉贞《孔子圣迹图·子路问津》

什么水土生什么人物。

托尔斯泰似神，那一种只有生在俄国。

孔子温柔敦厚。“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阳货》）原本是教训人的话，而加上个“也欤”，味真厚。

清代顾见龙《孔子出游图》

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这话该是赞美，没有恶意。但孔子因此被说成投机分子。要说“时”字是投机，谁不投机呢？说不投机，便不是投机。夏日则饮水，冬日则饮汤，这也是投机吗？夏雷冬雪，岂非也投机？这不投机不行。

大概孔子的政治哲学，在那时真是崭新崭新的。但现在看起来是迂阔、绕弯子、不着实际，虽然现在看来未尝不新。（旧同新，有时也相通。）

清代吴大澂《消夏六咏图·品泉》

孔子所谓视、听、言、动，佛所谓行、住、坐、卧，皆有礼。

佛所谓戒律，今所谓仪式，即儒家所谓礼。礼，限制身，所以限制心，使其合乎最高境界标准。

《礼记》一书可分两大部分：一讲仪式，如《仪礼》《曲礼》《内则》《丧服》等篇，是外；它如《大学》《中庸》《经解》等篇，是内，是礼之本。

礼必合乎理。理，偏于思想——内；礼，偏于形式——外。

清代佚名《孔子世家图册·杏坛礼乐》

一部《礼记》皆讲外在的礼，《中庸》篇讲内在思想。《中庸》一篇为《礼记》一书之灵魂，读《礼记》不读《中庸》，则只有躯壳而无灵魂。明乎此，则明《中庸》所以列于《礼记》矣。

孔学平实，《中庸》玄妙。《中庸》不是孔子思想，而不能不承认其为儒家嫡传，犹禅宗之于佛。佛经中《心经》如儒家《中庸》。

《史记》写《高祖本纪》，高祖虽成功，然处处表现其无赖；写《项羽本纪》，项羽虽是失败，而处处表现出是英雄。英雄多不是被英雄打倒，而是被无赖打倒。

当代王宏剑《楚汉相争——鸿门宴》

班固为史而史，体裁整齐。

《史记》之了不起在“纪传”，《汉书》之了不起在“志”（如《地理志》《食货志》）。

文章华丽易，苦辣难。

《史记》是辣。辣不是神韵，是深刻。

《汉书》是苦，蘧荬菜，咬春之柳花菜。

清代黄慎《商山四皓图》

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皆写得好。

《洛阳伽蓝记》漂亮中有沉痛。杨衒之写建筑、写佛教，实写亡国之痛，不可只以浮华视之。

子贡“君子恶居下流”（《论语·子张》），与老子“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所指非一，子贡在水上看出一个不应该，老子看出一个应该。

明代关九思《老子出关图》

别国“玄”是复杂，而中国玄妙在简单中。如佛学，佛家虽是宗教家，实是思想家，能想象而又极能分析。佛学传入中国，修佛者成为净土，简单化了；解的人成为禅宗。无论修中净土、解中禅宗，皆不用佛之丰富想象、琐碎分析。

扬雄仿《易经》作《太玄》，王通仿《论语》作《文中子》，皆无聊。

清代吴昌硕、倪田《礼佛图》

唐宋以来思想多受佛家影响，朱子讲义理多与佛家暗合。后世不受佛的思想影响者甚少。或曰阳明学即禅，而其最与禅不同者，即“行”之一字。能知即应能行，能知而不能行等于不知，如钱花得不当是浪费，有而不花等于没有。（但视其合理与否，不必管是禅与否。）

当代孔维克《心学宗师——为王阳明先生造像》

所谓“三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思想；立功，事业；立言，文章）—— 是瞎说，必须能活在活人心上才算没死，否则纵使有书在也是死了。

死人若不活在活人心里，是真死了；书若不在人心里活起来，也是死书，那就是陈旧了，成为臭文了，一点效力也没有了。

《答苏武书》一方面是辩白，一方面是负气。辩白不足取，负气处尚可观。

《答苏武书》以下数句写得好：“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初听风声、草声沙沙一片；再细听，其中还有区别。“侧耳远听”数句，越听越远，如石入水之波，越荡越大越远。

汉魏六朝人无论诗文，凡写景皆有中心。后人远近层次不清，故不易见佳。

现代谢之光《苏武牧羊》

李陵《答苏武书》或谓是六朝人伪作，此不可信。即使非李陵，亦必汉人作。文气发皇，绝非魏晋以后人所能有。盖汉人为文，亦好大喜功也。

魏晋文章清新，与其谓为春天雨后草木发生，毋宁谓为北方秋天雨后晴明气象，天朗气清，天高气爽。

元代佚名《辛毗引裾图》

汉、魏之文不同：

汉文，铺张、华丽、气盛，于天气似夏。

魏文，收敛、清峻、意深，于天气似秋。

曹氏父子，在诗，子桓、子建不及武帝；在文，武帝、子建不及子桓。

文帝与吴质书写到夜间，真写得好，真是文学：“白日既匿，继以朗月，…… 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真有音节之美，而音节之美不关平仄。

当代沈嘉蔚、王兰《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

人须入世，而不得不磨练。若有感觉，谅人情则多事矣。耳不闻不厌，目不见不烦，难耐者有耳目在也。人有时活着要有点自欺，如此还有活着的勇气。

文章最以顿挫见长者，当推“史”“汉”，看似一气，但无一字一语不曲折，绝不平直。吾人作文患不通顺，一通顺又太平直，也不行。白乐天诗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其清如水，可惜清而不壮。老杜一字一转，或者不清，可绝对壮。鲁迅先生一字一转，一句一转，没有一个转处不是活蹦的。

清代王时敏《杜甫诗意图册》

我们知道老杜、鲁迅的诗文有顿挫，但何以我们写时不能成为老杜的诗、鲁迅的文？便因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心。—— 有此心始有此文。人心是以生活做根基，过此生活便有此心。老杜、鲁迅他们思想与生活打成一片，他们思想上有了曲折顿挫，诗文自然曲折顿挫。有的文人原来思想就简单空洞，你叫他顿挫什么？曲折什么？

明代王綦《携杖寻诗图》

中国后世文章，只知往横里去，不知往竖里去。

横的是联想，竖的是思想。

联想是干连，思想是发生。

文中骈偶，诗中对仗，多是干连，而非发生，所以中国多联想而少思想。

中国文字只能表现联想的情感，不能表现发生的思想吗？但如《文赋》《颜氏家训》，不是用骈文也能表现思想吗？只是后来文人堕落了，然虽非思想，但还能用联想创造出一些美的事物。再到后之低能遂成“无情对”，而中国文人遂几至不会思想了，不是清谈，就是礼教。

韩愈是革新，也是复古。凡革新之事，其中往往有复古精神。若只提倡革新，其中没有复古精神，是飘摇不定的；若只提倡复古，其中没有革新精神，是失败的。韩退之有革新精神，有复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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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驼庵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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