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耿同学打假到蒋方舟贾浅浅出事，为何学术不端集中爆发？

在王晓东看来，学术不端问题并非“中国特色”，“中国真正特殊的地方，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速度”，“欧美国家用了几百年逐渐积累的问题，中国用了短短二三十年几乎全部经历了一遍”，再加上现代科研传统较短、科研人才曾长期断层与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人情关系，造成中国学术不端问题加速呈现、集中爆发。

从耿同学打假到蒋方舟贾浅浅出事，为何学术不端层出不穷

2026年是中国学术打假之年。今年4月，一位退学博士“耿同学”公开质疑同济大学时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发表于《自然》（Nature）的论文存在数据造假，从而开始掀起打假风暴。随着“耿同学”的持续打假，多位在学界身居高位的长江学者、国家杰青被证实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一时之间，震动舆论。

被“耿同学”打假的多位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属于中国学术体系的领军人才，他们被国家寄予厚望，手握大量经费，论理应该为中国科学发展做出贡献，但遗憾的是，他们发表于世界一流期刊的论文存在造假行为，实在有损中国科学的声誉。

与“耿同学”在自然科学领域打假相伴随的是，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打假同样在进行之中。少年成名的青年作家蒋方舟，近年来被质疑涉嫌抄袭和学术不端。今年7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撤销其硕士学位”。7月15日，著名作家贾平凹之女贾浅浅被证实硕士论文和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存在抄袭和学术不端行为，被撤销硕士学位和副教授职称。

中国学界的学术不端现象由来已久，无论是“耿同学”打假还是蒋方舟、贾浅浅出事，都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在“耿同学”打假之前，早就有许多人对学界乱象痛心疾首、忧心忡忡。学术是天下之公器，能否有一个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直接关乎中国学术的长远健康发展。让人不能不追问的是，中国为何学术不端层出不穷？

7月14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在《现代科学的演化——四百年信任机制的建立、危机与重塑》一文中对学术不端现象进行了剖析。王晓东写道：“如果学术共同体持续出现诚信问题，那么值得反思的，就不只是某几篇论文，也不只是某几个科学家，而是整个系统为什么会不断产生这样的问题。生物学告诉我们，复杂系统不会无缘无故变坏。它们只是不断适应环境，最终演化成今天的样子。细菌耐药如此。肿瘤免疫逃逸如此。现代科学，也是如此。因此，与其把今天层出不穷的学术不端理解为个人道德问题，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个演化问题。”

王晓东表示，论文在以前并非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事情，而更像一封面向同行、介绍新发现的公开信，因为以前“科学还是少数人的事业”，“科学家竞争的是思想”，“真正重要的发现，即使一开始没有得到认可，也终将在时间的检验中建立自己的价值”，而且同行之间彼此认识，一次造假有可能意味着整个学术生命的终结，故没有动力和必要去造假，然而因为工业革命以来科学的成功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于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开始流向科学：研究型大学不断扩张，科研投入持续增加，实验室越来越大，博士越来越多，科学共同体迅速膨胀”。

王晓东写道：“从这一刻开始，科学不仅是一套发现知识的体系，也成为整个社会资源配置体系的一部分。”在他看来，科学发现的价值“从来不是论文发表那一天就能够决定的”，而是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不断重复、修正和发展之后才能知道”，但“资源不能等待时间”，“资源一旦需要分配，就必须评价；评价一旦决定资源，就必须及时作出判断”，于是论文从“原本只是帮助同行了解一项工作的参考信息，逐渐演化成评价科学家、配置科研资源的重要依据”。

王晓东认为，随着科学共同体迅速膨胀和论文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凭证，曾经扮演重要作用的同行评议开始变异，比如“今天，仅生命科学每年发表的论文就有数百万篇”，然而“最有资格评审的人，却越来越没有时间评审”，因为“实验室、基金、教学、会议、企业、行政……每一件事，都在争夺他们有限的时间”，其后果是“越来越多评审工作，事实上交给了刚入行不久的博士后和研究生”。他写道：“随着投稿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 Nature、Science、Cell 这样的顶刊，编辑甚至不得不将绝大多数稿件直接拒稿，而不再送同行评议。于是，这些并没有亲身经历科学发现过程的编辑，事实上获得了影响科学发展的方向的权力……既然真正的重要性越来越难判断，人们便开始寻找更容易判断的代理指标。”

在王晓东看来，学术不端问题并非“中国特色”，“中国真正特殊的地方，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速度”，“欧美国家用了几百年逐渐积累的问题，中国用了短短二三十年几乎全部经历了一遍”，再加上现代科研传统较短、科研人才曾长期断层与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人情关系，造成中国学术不端问题加速呈现、集中爆发。

以往对中国学界乱象常见的反思是认为官本位、过度行政化造成学界缺乏监督、藏污纳垢。比如，2021年中纪委下面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在《晒一晒“象牙塔”里的那些官僚主义》一文中尖锐批评大学过度行政化，存在四大乱象，包括：“官气”十足，衙门做派；门户林立，近亲繁殖；不务正业，攀附结交；好高骛远，贪图虚名。毫无疑问，官本位、过度行政化是中国学界乱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以往的常见反思不同的是，王晓东直面现代学术体系、论文生产体系和学界同行评议制度所经历的变异，揭示出当本应保持长期主义、久久为功、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科学研究因为科学共同体的急剧膨胀，因为学术评价被迫在较短时间之内承担资源配置的角色，因为学术研究、论文都与大量利益绑定，从而为学术不端的大量涌现提供土壤。这样的分析视角与以往认为中国学界官本位、过度行政化的视角具有互补作用，共同构成中国学术不端现象层出不穷的两个重要原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学术竞争是现代国与国之间竞争的核心领域。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持续投入，目前中国无论自然指数还是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都已位列世界第一，今后需要根治学术腐败、学术乱象，需要营造风清气正、开放透明、追求真理、久久为功的学术环境，让中国学术既有数量优势、又有质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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