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在猫耳洞患上“烂裆病”，后羞于看病，女军医：不看咋治病

1984年8月，云南麻栗坡老山前线，19岁的于凤背着药箱走进战地医疗点，第一次真正明白，战场上的敌人不只来自枪口，也可能藏在潮湿的衣物、污浊的积水和一间不透气的猫耳洞里。

那时的老山，已不是地图上一个简单的地名。

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爆发后，边境局势并没有立即恢复平静。此后，双方在边境地区持续发生武装冲突。1984年，中国军队在老山地区展开作战并收复相关阵地，随后又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阵地防御和炮战，直到1989年边境战事逐步结束。

这场持续多年的边境作战，给部队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阵地能不能守住，不只取决于火力和勇气，也取决于人员能否长期保持健康。

老山一带雨量大、湿度高，山体土质和地形又增加了工事构筑难度。为了减少炮火和冷枪的直接威胁，部队在山体中开挖掩蔽工事。官兵们把这些形似猫耳、能够藏身和通行的坑道、洞穴，称作“猫耳洞”。

这个称呼听起来朴素，实际却包含着前线生活的全部限制。

洞内空间有限，人员不能大幅活动。有人只能侧身坐着，有人背靠洞壁打盹，腿脚需要寻找能够伸展的位置。洞顶渗水时，雨水顺着土壁流下来，地面很快变得泥泞。衣服被汗水和雨水反复浸透，却没有条件随时更换。

白天不能随意暴露，夜间也未必能够生火烘烤。火光可能暴露位置，烟气又会引起敌方观察。许多生活用品只能尽量压缩，洗漱、晾晒、排泄这些平常小事，在阵地上都要服从战斗需要。

洞里还要防虫、防蛇、防鼠。

老山的自然环境本来就复杂，雨季一到，潮气从土层里往外冒。战士穿着湿鞋，脚部容易浸泡；腰胯部位长期被汗液、泥水和布料包裹，皮肤难以保持干燥。时间一长，身体的不适便不再是偶然现象，而成为许多人每天都要面对的麻烦。

一些战士把股腹沟、臀部和大腿内侧出现的红肿、糜烂、瘙痒等皮肤问题，笼统称为“烂裆病”。这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名称，更多是前线官兵根据症状形成的口头说法。具体病因可能包括间擦疹、湿疹、真菌感染以及细菌继发感染等，不能一概而论。

但在当时的猫耳洞里，病因并不容易分清。

患处隐私性强，许多年轻战士难以启齿。有人觉得只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有人担心被战友取笑，宁愿把药膏随便抹上，也不愿到医疗点检查。还有人把症状归结为“上火”或“捂出来的”，直到走路、蹲坐和穿戴装备都受到影响，才被迫求医。

这类疾病最麻烦的地方，不一定是立刻造成严重后果，而是容易反复。

湿热环境没有改变，衣物不能及时清洗晾晒，伤口和患处又常常受到摩擦。即便药物暂时缓解了瘙痒，回到猫耳洞后，汗水和潮气仍会让病情重新出现。对需要持续警戒、搬运弹药和参加作战的士兵来说，疼痛和瘙痒会不断消耗注意力。

有战士面对女军医时低着头，只说了一句：“没什么大事，过几天就好。”

女军医没有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只平静地回答：“不看咋治病？”

这句话并不复杂，却把前线医疗最难的一层说透了。医疗人员不仅要会诊断、会用药，还要让患者愿意把病情讲出来。

一、阵地战中，疾病也是消耗力量

老山作战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短时间内完成任务便立即撤离的战斗。部分阵地需要反复争夺，也需要长期守备。人员轮换、弹药补充和伤员后送，都受到山地道路、炮火封锁以及天气变化的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疾病很难被简单地看成个人问题。

一名战士因皮肤病无法正常行走，影响的是一个班的行动；一批官兵因脚部感染或高热减员，影响的是哨位轮换；伤员不断后送，医疗点便要在救治外伤的同时处理大量非战斗性伤病。

战地卫生因此具有明显的军事属性。

军医要考虑的不只是“能不能治好”，还要考虑怎样让患者尽快恢复基本行动能力，怎样减少复发，怎样不让有限的药品和人手被同一种病反复占用。许多时候，医护人员只能边诊断、边观察、边调整办法。

在普通医院，医生可能要求患者卧床休息，保持患处清洁干燥，按时复诊。猫耳洞里却很难做到。战士不能因为皮肤病就长期离开哨位，衣物也不可能像医院病号服一样随时更换。医疗人员能做的，往往是清洁、消毒、外用药物处理，再配合尽量改善个人卫生和通风条件。

药品也不是无限供应。

野战条件下，药物要随着运输线送到前沿，再根据伤员数量和病种变化进行分配。炮火激烈时，送药、转运和巡诊都会受到影响。医务人员常常要把常用药品分装，背在身上，随部队行动。

更重要的是，前线环境不允许医疗工作只停留在固定医院里。

如果患者不到医疗点，医生就得走到患者所在的地方。若伤员无法后送，医疗人员还要在接近阵地的位置进行初步处理。猫耳洞巡诊，正是在这样的实际需求中形成的。

二、女军医走进洞穴之后

王晓华就是参与前线巡诊的女军医之一。她带着助手富影，背着药箱，深入猫耳洞为官兵检查皮肤病和其他常见伤病。巡诊并非在平坦道路上行走，山路泥泞，炮火威胁始终存在，药箱重量也会随着药品和器械增加。

有时她还需要借助拐杖。

拐杖不是为了摆样子，而是山地行进中的实际辅助。阵地道路狭窄，许多地方只能踩着前一个人的脚印前进。遇到炮击，人员要迅速寻找掩蔽物；进入洞内后，又要在昏暗和拥挤的环境中完成检查。

对于女军医而言，困难还多了一层。

部分战士年轻、羞涩，长期受传统观念影响，对涉及身体隐私的疾病不愿让女性医务人员查看。有人听说女军医来巡诊，便借口有事离开；有人把衣服拉得很紧，回答问题也很含糊。

医护人员不能强行训斥，更不能把患者的顾虑当成无理取闹。王晓华等人通常会先询问症状，再解释疾病与潮湿、摩擦、感染之间的关系，告诉战士这是医疗问题，不是值得羞耻的事情。

“早一点说，少受几天罪。”这是医务人员反复劝说的话。

“真能治吗？”战士有时仍然半信半疑。

“按要求用药，衣物能换就换，患处尽量保持干燥。不能马上离开阵地，也要把情况报上来。”

这种交流看似平常，却是治疗过程不可缺少的一环。医务人员只有获得信任，才能知道病情是否加重，药物是否有效，是否出现继发感染。

进入猫耳洞后，医生还要面对光线不足的问题。检查患处需要一定的观察条件，洞内却常常昏暗。遇到炮击，巡诊可能中断；等危险稍缓，医护人员又要继续处理。治疗工作被切割成许多零碎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过于拖沓。

王晓华的行动，体现的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战地医疗方式。她不是等患者集中到医院，而是主动把诊疗延伸到战斗单元。药箱、简单器械和有限药品，被带到最接近官兵生活的位置。

这类工作没有大型手术那样容易被记录，却直接关系到部队能否持续执勤。

三、十九岁医护人员的前线岗位

于凤到老山前线时只有19岁。她此前接受过医护专业训练，1984年8月来到前线，面对的却是课堂上难以完整模拟的环境。

在学校里，病历有纸张，器械有分类，患者能够配合检查。到了老山，医疗点可能刚搭起不久，伤员已经接连送来；一边是需要处理的创伤，一边是等待巡诊的官兵；医护人员既要照顾病人，也要适应炮声、夜间转移和物资短缺。

年轻并不意味着只能做辅助工作。

于凤在实践中逐渐熟悉了前线救护流程。怎样判断伤情轻重，怎样安排后送顺序，怎样在有限条件下进行清创和包扎，怎样把情况准确交给下一组医护人员，这些能力都来自高强度的实际训练。

战地医疗不是一个人单独完成的任务。

前沿救护、临时医疗点、后送通道和后方医院之间，需要保持基本衔接。担架员负责转运，卫生员进行初步处理，军医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手术，护士负责持续观察。任何一环出问题，都会增加伤员风险。

于凤后来成为战地医疗工作中的骨干，正是因为她逐步掌握了这套协同方式。她面对的不只是一两名患者，而是随时可能改变的伤员流量和复杂环境。

浦秀娟的经历，则显示了年轻医护人员在手术救治中的成长。

她19岁时参与前线手术，曾面对炸伤战士。对刚进入战地医疗岗位的年轻人来说，第一次接触严重创伤，心理压力可想而知。手术室里不能凭紧张行事，器械传递、止血、清创和观察，都必须按照程序完成。

据相关叙述，浦秀娟参与了60余场战地手术。这样的经历不等于每一场手术都轻松，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人英雄式的独立完成。战地手术依赖整个医疗小组，依赖麻醉、护理、器械、后送和术后观察等环节共同支撑。

有意思的是，越是危险的岗位，越能检验训练是否扎实。

年轻医护人员在炮火和伤情面前，逐渐学会把注意力集中到专业判断上。她们不再只是“护理人员”或“随队人员”，而是能够承担具体救治任务的战地医务力量。

四、从治一个人到守住一群人

猫耳洞巡诊的价值，不仅在于给某名战士开药。

医生在检查一个患者时，往往能够发现同一班、同一排甚至同一片阵地存在的共同问题。衣物是否长期潮湿，洗漱用水是否方便，洞内是否通风，患处是否存在交叉感染风险，这些信息都可能成为改进卫生管理的依据。

战地卫生的核心，常常是减少重复发生。

医护人员会提醒官兵尽量利用条件晾晒衣物，避免长时间穿着湿衣湿袜；对已经出现破损的皮肤及时处理，防止小伤口被泥水污染；个人用品尽量分开，患处用药后注意洗手。条件允许时，还要对生活区域进行清理，减少蚊虫、鼠类和污水带来的问题。

这些措施无法彻底改变老山的气候，却能降低疾病扩大的速度。

医学上，潮湿和摩擦会破坏皮肤屏障。皮肤一旦出现破损，真菌和细菌便更容易繁殖。汗液、泥土和布料长时间接触，又会让炎症持续。若患者继续负重行军，患处反复摩擦，恢复就更加困难。

因此，“烂裆病”之所以让战士难受，不只是因为痒和痛，还因为它与前线生活形成了循环：越潮湿越容易发病，越发病越难活动，越不能离开阵地，越没有完整的休养和清洁条件。

医生处理的，既是症状，也是这个循环。

在前沿医疗点，医务人员需要根据外观和病史判断病情，必要时采用不同的外用药物。对疑似感染者，还要提醒其保持个人用品清洁，避免继续摩擦。若出现明显化脓、发热或范围扩大，则不能仅靠普通药膏应付，需要进一步处理。

遗憾的是，战地医疗不可能拥有普通医院的全部条件。部分药物供应有限，检查手段不够完善，患者也不能随意休息。医生只能在有限资源中做出相对稳妥的判断。

这正是战地医疗的难点：并非不知道理想方案，而是现实常常只允许完成其中一部分。

五、野战医疗所背后的运转

在老山这样的阵地上，医疗点不只是一个摆放药品的房间。它还承担伤情分类、临时救治、药品分发、后送联络和卫生指导等任务。

伤员到达后，医务人员要迅速区分轻重缓急。危重伤员需要优先处理，能够行动的人员则可能在简单包扎后等待转运。非战斗性疾病患者也不能被完全忽略，因为他们若长期带病执勤，同样会影响部队状态。

女医务人员在其中承担了多种工作。

她们既参与诊疗和护理，也负责记录病情变化，整理药品，安抚伤员，向部队干部反馈卫生问题。有些工作不直接出现在战斗报告里，却影响着下一轮救治能否顺利展开。

王晓华带队巡诊，解决的是前沿官兵“不愿来、来不了、来得晚”的问题。于凤等年轻医护人员进入岗位，补充的是长期作战中的专业人手。浦秀娟参与手术，则体现了战地医疗从临时救护向较完整救治能力的延伸。

把这些工作放在一起看，女性军医的角色就不只是“给战士看病”。

她们是医疗体系中的执行者、协调者和观察者。她们需要面对伤病，也需要面对患者的心理顾虑；需要掌握专业技术，也要适应阵地纪律；需要完成固定任务，还要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这种角色变化并非口号式的改变，而是在一次次巡诊、一次次手术和一次次后送中形成的。

六、猫耳洞外的短暂恢复

战士接受治疗后，通常还要返回原来的岗位。对医务人员来说，治疗完成不代表任务结束，还要交代用药方法，观察病情是否反复，必要时通过卫生员继续追踪。

有些人病情缓解后重新参加执勤，有些人则需要暂时离开前沿接受进一步治疗。能否重返阵地，要看伤病程度和恢复情况，不能简单用“治好”或“没治好”概括。

这一点在皮肤病治疗中尤其明显。

症状消退，并不等于诱因消失。只要仍处在闷热、潮湿和高强度活动的环境里，疾病就可能复发。医务人员只能通过分散居住、改善通风、调整衣物和及时用药等办法，尽量把复发概率压低。

对猫耳洞里的官兵而言，一小段干燥时间都很难得。

他们可能在雨停后把鞋袜挂在洞口附近，也可能利用短暂间隙擦洗身体。晾晒距离不能太远，动作不能太大，还要时刻留意阵地安全。生活细节被压缩到极小，却仍然决定着身体能否撑下去。

女军医的巡诊，改变的不只是某次用药。

当战士发现医生愿意进入狭窄、危险、潮湿的洞穴，许多原本不愿说出口的病情便有了被处理的机会。医务人员在洞内完成检查，也让官兵逐渐明白，生病并不等于软弱，隐瞒病情反而可能拖延治疗。

这里没有宽敞诊室，也没有安静的候诊区。

有的检查在炮声间隙完成，有的药物交代只能说得很快，有的患者刚处理完伤口便要回到哨位。医疗工作被嵌入作战秩序之中，医护人员必须把专业要求和阵地实际同时考虑。

1984年收复老山之后，战斗并未立刻停止，阵地防御仍然持续多年。到1989年，老山地区的长期战事逐渐结束。对于那些在猫耳洞中生活和执勤的官兵来说，战斗记忆不仅包括炮火和高地，也包括潮湿的衣物、反复的皮肤病、昏暗的洞穴，以及一次次背着药箱赶来的医护人员。

王晓华、于凤、浦秀娟等女军医的经历，分布在这条并不平静的医疗线上。她们处理过隐私部位的皮肤病，也参与过严重创伤的手术；既要说服羞于求医的战士，也要在紧张条件下完成救治。

战场记录往往偏重阵地得失、火力配置和伤亡数字，医疗人员的工作却更多藏在这些数字背后。一个战士能够继续站岗，可能源于一次及时的清创；一名伤员能够安全后送，可能经过数个医疗环节；一支部队能够长期坚持，也离不开对疾病、卫生和恢复的持续管理。

猫耳洞并没有消除疾病，只是为官兵提供了抵御炮火的空间。真正让这座空间能够被长期守住的，还包括药箱、担架、手术器械，以及那些进入洞穴查看病情的人。

战士低声说：“这事儿，能不能别让别人知道？”

女军医收好药品，答道：“该保密的保密，该治的得治。”

随后，她背起药箱，离开洞口，沿着山路返回医疗点。病历还要登记，药品还要清点，下一处巡诊也已经排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