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观察丨教育学者陈润枝：不要让“为了孩子”害了孩子

陈润枝

•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聚焦人工智能在STEM教育中的运用，专注通过干预实验测试不同学习策略在多媒体学习中的学习成效，曾在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等SSCI期刊发表论文。
  
• （文章原标题为《教育学者陈润枝：别让“为了孩子”沦为对抗借口》，发布时略有修改，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文丨陈润枝

来源丨《时代教育》2026年第6期

复旦大学某教授被小学家长举报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此事击中了当下教育生态中一根高度敏感的神经：在孩子问题上，家长、学校与教育学者之间的信任默认值正在降低。事件本身并不复杂，但这次事件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推到台前：为什么一句专业判断会引发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弹？为什么各方都声称“为了孩子”，专业判断与家长直觉仍会走向对立？又为什么本应共同支持孩子成长的家校关系，会在一些时刻走向相互防备、相互举证甚至相互举报？

这一事件是教育信任危机的一次集中显现。

在传统的家校分工中，学校和教师拥有相对稳定的专业权威，家长即便对某些处理方式不满，也多通过校内沟通、班级协商或行政申诉解决。但在今天，家校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家长不再只是凭借个人经验与学校沟通，而是依托短视频、社交平台甚至AI问答获取的育儿知识、心理学术语、校园霸凌科普等内容参与教育现场。家长可以迅速掌握一整套相关概念与话语体系，比如霸凌、创伤、心理伤害。这些信息打破了传统的教育知识垄断，也提升了家长对儿童权益的敏感度。同时，信息获取门槛的降低，并不等同于教育判断能力的提升。大量碎片化知识、平台化情绪与风险叙事，也容易让家长深陷焦虑。

家长的焦虑情绪为何如此强烈？简单将其归结为家长“玻璃心”、不懂教育，显然过于轻率。风险社会理论提醒我们，现代个体需要自行承担生活选择带来的各类后果，社会风险也越来越以个人危机的形式呈现。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愈发被视作抵御阶层向下流动、化解个人发展危机的核心方式，这也催生了两大趋势：大众教育需求持续攀升，教育功利化诉求不断强化。

当社会流动压力、升学竞争、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与网络舆论相互交织，孩子在校园遭遇的任何负面体验，都可能被家长视作未来发展风险的早期信号。这种心理并非毫无依据。近年来，校园欺凌、青少年心理健康、儿童心理创伤等议题被广泛讨论，社会公众对未成年人处境的敏感度显著提升。这种认知进步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体现。

但问题在于，持续走高的风险意识，极易演变为风险泛化认知：孩子一次普通的同伴不愉快互动，会被快速“定义”为校园霸凌；教师一次正常的批评教育，会被“解读”为心理伤害。家长关注的固然是孩子当下真实的委屈，但深层视角，他们始终暗藏顾虑：如果当下不及时介入，孩子是否会遭受长期伤害？如果学校不予重视，细小问题是否会持续恶化？如果专业学者判定一切正常，孩子的真实感受是否会被忽视？

在这一背景下，专业判断与家长直觉之间，至少存在三重核心错位。

第一是时间尺度的错位。教育学者审视儿童冲突时，会将其置于儿童成长、社会化发展的长期进程中考量，通过专业判断区分普通社交摩擦、主动攻击行为、持续性欺凌与制度性忽视。而家长首先聚焦的，是自家孩子当下直观的委屈与情绪。

第二是风险阈值的错位。专业判断依托客观证据、具体情境与专业准则，重点考量行为是否持续发生、是否存在权力不对等、是否具备明确恶意、是否造成持续性伤害。家长的直觉判断则普遍遵循风险预防原则：只要存在事态恶化的可能性，就必须提前干预。教育学者担忧，过度定性会干扰孩子正常的社交成长；家长担忧，低估潜在风险会错失保护孩子的最佳时机。

第三是责任位置的错位。教师、学校与教育学者承担公共教育责任，研判问题时必须兼顾客观事实、规章制度、处置比例与全体学生的合法权益；家长承担专属亲子责任，天然会以自家孩子的感受与诉求为核心。家长的直觉具备情感层面的正当性，却未必具备事实层面的充分性；专业判断具备知识层面的正当性，但若无法共情、回应家长与孩子的情感诉求，便会显得冰冷生硬。真正有温度的专业判断，需要兼顾双重维度：正视孩子感受的真实性，坚守事件定性的准确性。

三重错位的本质，是家长的关怀逻辑与教师、学校、教育学者等专业群体的判断逻辑，在同一教育事件中的差异化投射。关怀逻辑以“我的孩子”为核心，优先追求即时的情感安抚；判断逻辑以“事实与规则”为标尺，优先追求程序公正与制度稳定。二者并非天然对立，但若缺失有效的认知转译与沟通机制，双方便容易相互贴上冷漠、偏激的标签。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学术理性遭遇情绪化举报，教育专业自主权将面临严峻的制度性挑战。

举报与投诉是家长表达诉求、监督校方、保障儿童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但如果所有教育分歧都被仓促推向举报流程，且缺乏分层处置、前期筛查与专业评估环节，举报就会从解决问题的正规渠道，异化为施压维权、宣泄情绪的工具。其中存在显著的结构性不对称：举报的门槛相对较低，而被举报者需要承担的时间、精力、名誉成本却极高。即便最终调查证实相关人员无任何问题，被举报者也已然经历了长期的身心消耗。

这种消耗会形成强烈的寒蝉效应，致使教师不敢主动研判问题、学校不敢自主定性事件、专家不敢公开发表专业观点。当专业判断持续遭遇道德化审判，教育从业者的处事准则，便会从“如何对孩子最好”转向“如何让自身免责”。

这一现象背后，是社会对教师与教育专业者的认知期待存在混乱。师德评价标准本身存在内在思辨空间：伴随教师专业化发展，师德规范不应只是约束教师道德行为的准则，更应成为引领教师专业道德成长、保障教师合法职业权益的纲领。若社会只单方面要求教师与教育从业者承担无限道德责任，却不认可其现代职业属性对应的专业研判权、言论表达权与基本职业保障，教育的专业性就会被过度道德化。

一方面，社会公众始终要求教师保持无限耐心、极致共情、全权负责；另一方面，教师作为专业人员的判断权与表达权，却无法获得同等的尊重与认可。当教师或学者的专业观点，不符合部分家长的即时心理预期时，舆论争议便会从“判断是否准确”，偏移为“态度是否端正、师德是否有亏、是否漠视孩子”。

因此，守护教育专业自主权的核心出路，是将家长的情绪化监督举报，转化为规范化程序协商，让专业判断有准则可依、可接受合理质询，并在合规框架内获得完善的制度保护。

第一，需要建立分层处置机制。针对不同性质的教育问题，制订对应的事实核查、专业评估与沟通处置流程。尤其是儿童同伴冲突，应优先回归教育现场，核实事实、还原情境、倾听儿童心声，而非直接诉诸舆论发酵与行政投诉通道。

第二，需要为专业表达提供程序保护。既要适配教师专业化发展需求，也要回应社会大众的教育期待，通过权责明晰、透明高效的制度机制化解家校矛盾。若经权威调查认定，教师或学者的公开表达未逾越合规边界，相关核查程序应及时终止，并做出公开、明确的澄清。不能让“查无问题”成为事件的模糊收尾，更不能让“不予处分”成为被举报者唯一的权益保障。成熟完善的教育制度，既要充分保障家长的申诉权利，也要保护教师、教育专业者在合法、合规、符合专业规范前提下的研判权与表达权。

教育共同体重建对话共识，不能依赖某一方的单方面退让与冷静，需要家长、学校、教师、教育学者的协同发力。

对家长而言，关切孩子的真实感受无可厚非，但也需要为专业判断预留合理空间：孩子心生委屈需要被倾听、被重视，却不代表相关事件必然构成校园欺凌；网络获取的外部知识可以辅助家长认知问题，却无法替代具体场景下的专业教育研判。

对学校与教师而言，专业能力不能只落脚于最终结论，更要转化为家长可理解、可认可的阐释过程：清晰说明事件定性依据、完整回应孩子的情绪诉求、明确后续的观察跟进与帮扶措施。

对教育专家而言，学术理性不等于冷漠无情，成熟的专业表达，既要正视家长焦虑与儿童情绪的现实性，也要坚守客观事实、科学证据与教育边界。

对制度层面而言，需要搭建稳定畅通的家校沟通渠道，既保障家长合理申诉的权益，也守护教育从业者合规开展专业研判的空间。唯有各方不再急于将分歧推向举报与对抗，“为了孩子”才能重新成为家校协同的共同初心，而非彼此内耗的理由。

从这个层面来看，此次举报事件留下的核心命题，是我们能否在信息过载、风险焦虑高涨、信任体系脆弱的教育生态中，重建有边界、有底线、有温度的教育信任，让“为了孩子”回归和谐协作的共识。

这种信任的边界，不在于减少家校沟通，而在于明确各方权责分工：家长负责反馈孩子的真实感受与诉求，学校负责提供校园现场情境与专业教育研判，专家负责提供类型参照与学术理论支撑。边界清晰、权责分明，家校合作才不会越位失度，教育信任才不会失重崩塌。

图片丨图虫创意

编辑丨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