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虽然唐朝和明朝中后期宦官现象都比较严重，宦官掌握了极大的权力，那么为何两个朝代的专权太监在面对皇权时却体现出了不同的结果？实际上两个朝代都有宦官专权的现象，但区别却是很大的，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唐朝宦官已经摆脱皇权，明朝宦官却必须依附皇权，而造成这种现象则是由于力量源泉不同、干政方式不同、敌对势力强弱不同等三个方面原因造成的，因而导致唐朝宦官可以限制皇权，但明朝宦官却必须依附皇权。
力量源泉不同：唐朝宦官自身势力强劲，明朝宦官更多依附皇权
这种不同其实是由两个朝代宦官崛起方式的不同造成的：
1、唐朝宦官的崛起自掌握军权始。安史之乱后，皇帝不再信任朝臣，身为皇帝身边近侍的宦官由于皇帝的信任，开始逐渐干预朝政，甚至在皇帝的允许下掌管兵符，从而权力大涨。唐肃宗时期的李辅国，唐代宗时期的程元振、鱼朝恩都是权倾一时的大宦官。建中四年（783年）爆发奉天之难，泾原镇士卒兵变攻陷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并被叛军包围一月余，这次事件中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事后被加封神策中尉，从此宦官执掌禁军成为定制。军权在手的宦官顿时权势滔天，发展到最后，他们不仅掌控着京城的安危，凭借军权更是足以掌握皇帝的生死。
2、明朝宦官的崛起自文官集团崛起始。明朝宦官的崛起显然与唐朝不同，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且成祖建立内阁制之后，虽然没有了皇权与相权之争，但失去了宰相统领的文官却直接站在了皇权的对立面。尤其是“土木堡之变”后，导致武将和功勋集团出现断层，文官集团迅速崛起。此后，文官们不仅执掌朝政，甚至对皇帝的行走坐卧、衣食住行，乃至私生活都严重干预，从而对皇权形成了极大压迫。这是导致明朝中后期内廷和外廷冲突加剧的主要原因，而为了对抗外廷，皇帝开始重用宦官，利用宦官掌握的厂卫与外廷进行对抗，而宦官崛起后，自然也拉拢了一大批被打压的文官从而形成自己的势力。因此，明朝宦官的崛起源自于文官集团的崛起，而明朝的宦官更多是皇帝用来对抗文官的工具。
从两个朝代宦官崛起的不同方式不难看出，唐朝宦官在崛起以后已经摆脱了皇权的束缚，其权力更多源于自身，因为他们不仅掌控着朝政，且拥有兵权。而明朝宦官的权力则更多来源于皇权，虽然明朝宦官也掌握有兵权（御马监），但军队实际上仍然受制于外廷（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和皇帝（调动权），明朝宦官的最大武器仍然是厂卫。
干政方式不同：唐朝宦官直接干政，明朝宦官通过皇权干政
正如前文所说，在掌握朝政又掌握军权的情况下，唐朝宦官自身实际就已经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因此他们的干政通常比较直接，他们完全可以跨越皇权来直接操控朝政，这使得他们更加无所顾忌，这种情况下废立皇帝对他们来说难度并不大。
而明朝宦官则不同，由于他们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厂卫，所以他们干预朝政更多是通过皇权来实现的，“皇权—宦官—厂卫”就如同一棵参天大树的“树根—树干—枝叶”一般，树干和枝叶或许足够茂盛，可以遮天蔽日，可一旦失去了树根的支持，他们很快就会枯死。
其实，唐朝的宦官可以称得上是专权，而明朝的宦官实际上只是干政罢了，完全达不到专权的地步。这种干政方式的不同，也造成了唐朝宦官可以直接越过皇权，而明朝宦官则必须依附皇权的实际现象。
敌对势力强弱不同：唐朝宦官敌人太弱，明朝宦官敌人太强
同样如前文所说，唐朝宦官甚至已经完全压倒了皇权，在朝中可以说是一手遮天，虽然朝中仍然有政敌，但敌人的实力实在有限，已经不足以威胁到他们。
而明朝则不同，明朝宦官虽然一度权利很大，但他们却都面对着一个更大的权力集团，那就是文官集团。纵观明朝中后期，即使宦官的权力再大，即使有皇权作为靠山，但依靠个人他们仍然无法与强大的文官集团相对抗，这也是明朝中后期“阉党”出现的原因，只有依靠“阉党”的整体力量，他们才能够和强大的文官集团对抗。
在明朝，文官集团的过分强大使得宦官不得不与皇权形成利益整体，因为离开皇权，他们的权利就是无根之萍，灭亡只是迟早的事。正如前文所说，明朝的宦官是没法直接插手政权的，即使在太监权利最大的时期，文官集团也只是相应势弱，并非全无反击之力，一旦给他们机会，他们的反扑将极为凶猛，魏忠贤就是例子。
综上所述，唐朝宦官之所以能废立皇帝，而明朝宦官不行，主要便是由于唐朝宦官已经完全摆脱了皇权的束缚，而明朝宦官却不得不依附于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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