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书前员工再维权：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前员工”？

姜东点下发送键的时候，手应该是稳的。

那是一条公开声明。他在里面写，自己全部内容都有原始书面文件、法院生效判决书支撑，无捏造、无夸大、无恶意诋毁。他想要的，只是一个回答。

在那之前，他已经走完了仲裁、一审、二审、再审全部四个程序。

都输了。

事情的起点，是一份期权协议，86万股，两个创始人的签名，和一个只差8天的距离。

7月28日，小红书前员工姜东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声，控诉自己在期权归属前8天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86万股期权全部作废。

7月22日，小红书刚刚以一句“目前流传的IPO相关信息均不属实”回应了沸沸扬扬的上市传闻。

6天，足够一场新的风暴成型。

而在姜东之前，另一个前员工陈浩已经举报到了港交所、香港证监会和中国证监会。他赢了劳动诉讼，获赔80多万，是国内首例法院穿透VIE架构、认定境外期权属于劳动报酬的判例。

两个人，隔着一周，先后把矛头指向同一家公司。

他们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01、86万股，差8天

2018年秋天，姜东入职小红书。

那是这家公司估值还在30亿美元上下的年份，远没到后来的数百亿。他的岗位是首席技术专家，后来又负责媒体智能团队。

作为核心人才，他拿到了一份Offer，境外主体Xingin的80万股期权。

2018年12月，协议正式签了。行权价0.5美元每股，入职满两年可归属50%。协议上，代表境外主体签字的人是小红书创始人毛文超。

2020年1月，又一份文件来了。毛文超和另一位创始人瞿芳共同签字，追加授予姜东6万股期权。

在职期间，他手里合计握着86万股期权。如果一切顺利，从30亿到数百亿的价差，足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但2020年8月25日，小红书向姜东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距离他入职满两年，也就是首批期权归属的日子，只差8天。

姜东不服。他走完了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再审，全部四个程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定小红书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期权依协议约定终止。

庭审中，小红书提了三条抗辩。

第一条，境内书行科技和境外期权主体Xingin不存在控股关联，反对追加境外主体参与诉讼。

翻译一下：发期权的那家公司，和给你发工资的那家公司，“没有关系”。

第二条，不认可毛文超、瞿芳签字的6万股期权授予文件的效力。

翻译一下：创始人签的字，公司不认。

第三条，针对官方企业邮箱发出的入职Offer，以“无法核查当年HR信息”为由不予认可。

翻译一下：官方邮箱发的文件，查无实据。

三条抗辩，每一句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在小红书，“官方”两个字，边界在哪里？

姜东在公开信里提了四个问题，希望小红书公开回应：

第一，境内书行科技和境外Xingin到底有没有控股关联？

第二，毛文超和瞿芳签的6万股授予文件，到底算不算数？

第三，多起员工争议中，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都临近期权归属节点，是巧合还是规律？

第四，官方企业邮箱发的文件到底算不算数？

小红书没有回应。

02、一个赢了，一个输了

姜东不是第一个走到这一步的人。

在他之前，陈浩的路更长。

2022年6月，陈浩入职小红书，担任商业化华南直销负责人。年薪150万，其中近50万以期权形式发放。境外Xingin授予他3万股期权，分四年行使。

2023年12月，首批期权成熟前夕，小红书以“不胜任工作”为由将他单方解雇。

陈浩开始打官司。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案，广州中院终审认定小红书解除行为违法。期权损失赔偿一案，天河区法院一审认定：期权虽然是境外主体发的，但境内公司负责招聘、发Offer，还把期权算进薪酬里，二者紧密关联，期权属于劳动报酬。

两案合计，小红书赔了80多万。

这是国内首例法院穿透VIE架构、认定境外期权属于劳动报酬的生效判例。

陈浩赢了。姜东输了。

同一个VIE架构，同一个期权问题，不同法院给出了不同答案。

03、法庭上说“没关系”，上市时说“有关系”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答案在VIE架构里。

这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标准操作：境外设主体，境内做业务，通过协议控制实现“一张皮、两套壳”。对公司来说，这是合规的上市路径。对员工来说，签期权协议的是境外公司，发工资的是境内公司。

平时，这两张皮是一体的。你开会、打卡、领工资、收邮件，一切都在“小红书”这个名字下面。创始人在期权协议上签字，你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公司的承诺。

但到了法庭上，两张皮突然裂开了。

小红书在陈浩案中说：境外公司跟境内实体“相互独立、无关联关系”，所以中国法院没管辖权，要去香港仲裁。

小红书在姜东案中，说了同样的话。

但问题是，小红书如果要在港股上市，必须采用红筹VIE架构，境外控股主体得通过一系列协议控制境内实体才能合并报表。

在劳动诉讼里，小红书说：没关系。

在上市申报里，小红书必须说：有关系。

同一个公司，同一套架构，不同的场景，两套不同的话。

陈浩抓住了这个矛盾。

2026年6月，市场传出小红书要赴港递表的消息。陈浩开始举报。6月28日向港交所上市部、香港证监会投诉；7月7日在中国证监会官方平台完成实名举报；7月21日补充举报。

证据包括全套诉讼文书、离职材料和多名同期被裁员工的佐证。

举报直指两点：

第一，小红书在司法诉讼和IPO申报中，对VIE架构境内外主体的关联关系表述不一致，涉嫌信息披露违规；

第二，期权行权前集中裁员、用工合规瑕疵，属于招股书必须披露的ESG劳工风险。

04、7月28日，姜东站了出来

7月22日，小红书终于开口了。

“目前流传的IPO相关信息均不属实。”

一句话。没了。

声明对VIE架构矛盾、批量裁员等核心指控，只字未提。

陈浩在个人账号上问：“那贵司在期权案答辩状和二审上诉状中说的‘境外期权主体与其无关’，属不属实呢？”

他告诉媒体：“我只想要（小红书）道歉。”

7月28日，姜东站了出来。

两个前员工，隔着一周。一个赢了但继续举报，一个输了但选择公开。

有消息说，小红书在私下联系前员工，想补发期权、签和解条款，在IPO前清理历史遗留的劳资纠纷。

陈浩回应：他的诉讼已经全部结束，不需要额外赔偿，身边在诉讼的同事也没接到相关通知。

清理工作，远未完成。

据陈浩说，自维权以来，已经有近50名小红书离职员工来找他，都是在期权行权期被辞退、期权作废的类似遭遇。

50个人。50个差几天、差几个月的故事。

05、四个问题，小红书没有回答

一家公司从创业到上市，要经历很多考验。

产品、市场、竞争。

但还有一种考验，往往被忽略，信用的考验。

当你对员工说“入职满两年授予期权”的时候，你是认真的。当你在期权协议上签字的时候，你是认真的。当你用官方邮箱发Offer的时候，你是认真的。

那为什么到了法庭上，这一切突然就不认了？

姜东提的四个问题，每一个都在追问同一件事：在小红书，“官方”两个字的边界在哪里？

创始人签字的文件算不算数？官方邮箱发的文件算不算数？境外期权和境内工作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期权归属前解除合同是巧合还是规律？

小红书至今没有回答。

而资本市场在看着。

《消费日报》报道，小红书在2024年融资时跟投资方签了对赌条款，如果2026年底前没上市，创始人要以个人资产按9%年化利息回购投资人股份。按几百亿美元估值算，这个回购金额是天价。

批量劳动争议如果被认定为系统性用工风险，就必须写进招股书。

姜东和陈浩们的维权，已经不只是个人劳动争议了。它正在成为小红书上市路上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06、那张纸上写的，到底算不算数？

陈浩赢了，拿了80多万，但他没停。他举报，把VIE架构的矛盾摆到台面上。

姜东输了，86万股成了泡影，他也没沉默。他公开，把四个问题抛给公众。

一个赢了还在说，一个输了还在说。

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那张纸上写的，到底算不算数？

一级市场再怎么宠，二级市场只看账本。那道题不复杂：合规基础夯实了没有？历史账本清理了没有？对得起相信你的人没有？

86万股，差8天。

3万股，差5个月。

差的或许不只是天数。

下一次，当小红书再上头条时，市场想看到的或许不是严谨的公关措辞，而是这家公司如何回答那两个前员工提出的问题，以及那50个还没站出来的前员工，他们的期权，又差了多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