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落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最后一问）

甘棠墨客 邓启金

【前言】

从甘棠树下的召公，到三万栋逸夫楼的邵逸夫，再到养老院里一张窄床的尹明善——这条探寻之路走到这里，我本以为已经看到了人间百态的尽头。直到褚时健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活着的最后十年，几乎每年都有人传他“去世”；2017年那次，他甚至亲自录了视频辟谣：“我好好的，精神比往日还好！”一个被命运反复击倒的人，一次又一次站起来告诉世界：我还活着。这让我忽然意识到，前三个故事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你失去了什么”；而褚时健的故事在追问另一个问题——“失去一切之后，你还能剩下什么”。这篇文字，是我在这条探寻之路上，对生命韧性与人性尊严的最后一次叩问。

【褚时健一生】

褚时健，1928年生于云南华宁县一个农民家庭。15岁丧父，辍学、烤酒、种地，与母亲撑起全家生计。青年扛过枪、打过仗，二十出头当了地方小领导。

1957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农场改造。1963年调任新平县糖厂副厂长，第一年扭亏为盈。 1979年，51岁的褚时健出任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厂长。此后18年，他将这家固定资产不到1000万元、设备停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水平的小厂，打造为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累计实现税利991亿元。他被称为“中国烟草大王”。

1995年，一封检举信改变了一切。女儿褚映群被带走，在河南洛阳监狱自杀，留下两行字的遗书，时年39岁。褚时健得知后当场失声痛哭。妻子马静芬也身陷囹圄。

1999年，71岁的褚时健因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2年，因严重糖尿病获保外就医；74岁的褚时健与妻子承包哀牢山2400亩荒山种橙。十年后，“褚橙”风靡全国。85岁那年，他再度成为亿万富翁。

2019年3月5日，褚时健在云南玉溪去世，享年91岁。 他生前被问及墓志铭，90岁的褚时健只回答了四个字：“褚时健，属牛。”

【铁拳评论】

褚时健这一生，写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维度上。

事业的维度，波澜壮阔。从“右派”到“烟草大王”，从阶下囚到“橙王”——他以74岁的高龄重新出发，把人生最动人的章节写在了所有人都以为已经翻篇之后。在这本账上，他是传奇。

命运的维度，苍凉入骨。15岁丧父，67岁丧女——一个父亲眼睁睁看着女儿死在监狱里，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71岁入狱，从权力的巅峰跌入铁窗。他失去了一切：名声、自由、亲人、财富。可就是这个被命运反复碾碎的人，74岁那年，拖着病体爬上哀牢山，在一片荒山上重新开始了。

可褚时健的故事，远不止于“跌落与反弹”。在这条抛物线的背后，始终悬着一双看不见的手——那是时代的巨手。 他接手玉溪卷烟厂那一年，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他推行“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打破大锅饭；他建立“三合一”制度，把烟厂、烟草专卖局、烟草公司合而为一。这些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改革，在那个年代每一步都踩在制度的空白地带。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在他手中，而约束权力的制度、衡量贡献的尺度，却远远落在后面。

辩护律师马军说了一句刺痛无数人的话：“他只是在不恰当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在法庭上，马军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辩护——“富庙穷方丈”。他说，国企领导出问题大多是“穷庙富方丈”：把企业搞垮了，自己发财了；但褚时健恰恰相反，他把穷庙建成了富庙，自己却穷得叮当响。“眼看着庙富了，不慎偷了点灯油回家炒菜吃，被抓住，多可悲呀。”他还打了个比方：褚时健是“很能抓老鼠，但同时偷吃了鱼的猫”——“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很能抓老鼠的猫没偷吃鱼时给它一些鱼吃呢？”

1999年，云南省高院。71岁的褚时健站在被告席上，做了最后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17年，991亿税利，平均每月3000多块工资——这就是他认下的“400万”背后的全部重量。那400万，不是贪污，不是受贿，是17年累计多发的奖金。他用991亿养活了半个云南，却在71岁那年，为400万走进了监狱。宣判那一刻，他只是不停摇头，一言不发。

褚时健案之后，中国掀起一场关于“企业家贡献如何定价”的大讨论。红塔集团新任总裁的年薪涨到了100万——比褚时健17年工资的总和还多。他用自己的一生，替一个时代交了学费。那双看不见的手，先把他推上神坛，又把他推下深渊。他既是被时代成就的人，也是被时代牺牲的人。

可这个故事最令人动容的部分，发生在深渊之后。 2003年，刚刚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王石，带着裤腿上的泥点子上了哀牢山。他看见的是：一个75岁的老人，满身泥土，跟一个老农民为了修水泵的几十块钱讨价还价。王石后来用一句话定义了褚时健——“跌到最低点的反弹力”。他说：“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不是看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在低谷的反弹力。”从2003年到2016年，王石五次登上哀牢山，从橙苗只有膝盖高看到果树挂满金黄的果实。褚橙刚上市那几年，王石或多或少都采购一些分给万科职工：“不管味道如何，吃的就是褚老的一个励志精神。” 王健林的表达更为直接。2012年，他对凤凰财经直言：“我觉得对褚先生来说，我自己一直认为是不公的。”他接着说：“其实当地政府要聪明一点，他拿了一点钱，还不如直接出一份文件，给比这个数额更多的奖励给他。”他又说：“我吃过他的橙子，大家赞不绝口，这么大年龄才开始创业又做得这么好，确实给我们这些人非常大的激励。” 柳传志则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了回应。1999年前后的一次颁奖会上，褚时健讲述自己如何亲自在烟田挑选优良品种、改良土地：“他的公司纳税200亿元，当时总额比联想全年营业额还高。”这番话让柳传志心存敬意。多年后，他把自己的猕猴桃命名为“柳桃”，与“褚橙”组成“褚橙柳桃”组合上市。他说：“既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褚橙’，我觉得将‘柳桃’搭配在后，对我而言已是极大的鼓励。” 马云说：“我很钦佩他，在他身上能感受到企业家精神。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这些中国最顶级的企业家，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蹲在哀牢山上种橙子的老人致敬。他们买的不是橙子，是一个时代的委屈，是一种精神的共鸣。

褚时健替他们所有人承受了那双手的碾压；他们通过支持他，来表达对自身命运无声的抗议与共情。

可如果我们把镜头再推近一些，看到的是一张更复杂的脸。那个在哀牢山上跟果农讨价还价的76岁老人，和那个在玉溪卷烟厂一言九鼎的“烟草大王”，是同一个人。他一生信奉的是“动脑子、拼命干”——这种近乎偏执的勤奋，成就了他，也毁了他。他太相信“只要把事情做好，一切都会好起来”。可女儿一遍遍劝他“退休吧、退休吧”，他没有听。等到他终于愿意放下一切时，电话那头已经没有声音了。

这是褚时健与邵逸夫、尹明善最不同的地方。邵逸夫临终前想见子女却不得，是“求而不得”的痛；尹明善主动住进养老院、不给子女添麻烦，是“得而放下”的悟；而褚时健——他连“求”的机会都没有。女儿已经替他做了选择。

他余生每一次重新站起，都踩在女儿倒下的那一处。他种出的每一颗褚橙，甜得催人落泪；只因那份甜味之下，压着一位父亲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

让我们把镜头拉得更远，远到可以俯瞰哀牢山上那2400亩橙园，远到能完整看清一位91岁老人从1928年到2019年的完整人生轨迹。那些橙树在晨光里挂满果实，每一颗甜度都恰到好处——那是他耗费十年，一颗一颗调试出来的滋味。可这份甜，他最初是想留给谁的？那个在洛阳监狱写下遗书的女儿，永远尝不到了。他可以重回市场、成为亿万富翁，可以重新赢得公众的尊敬；但在女儿面前，他永远输得干干净净——那个败给遗憾的人，是他自己。

【结语】

当下的经济下行，让无数人陷入“跌落”的恐惧。我们害怕失业、害怕破产、害怕从好不容易爬到的位置摔下来。可褚时健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跌落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跌落后再也站不起来。

他失去过童年，失去过自由，失去过女儿，失去过名声，失去过财富——他几乎失去了人能拥有的一切。可74岁那年，他依旧爬上哀牢山，在荒山里种下第一棵橙树。他不是不痛，只是不肯让痛苦把自己钉死在泥沼里。

三万栋逸夫楼矗立在晨光之中，那是邵逸夫留给世界的答案；养老院里一米宽的单人床，那是尹明善留给自己的答案；哀牢山上2400亩橙园，是褚时健留给命运的答案。一人以楼宇丈量功德，一人以放手丈量深情，一人以再度站起丈量尊严。谁更幸福？无人知晓。

但我们可以确定：生命的意义，从来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失去一切之后，你是否还能站起身，种下一棵树，静静等候它开花结果。

邵逸夫留下的，是无人接听的忙音；尹明善留下的，是一句“不给子女添麻烦”的平和；褚时健留下的，是满山橙树与一句话——“褚时健，属牛”。属牛之人，一辈子受人驱使、历经磋磨，可只要尚存一口气，便会低头稳步，一步一步向前走。

而那双手——那双把他推上顶峰、又掷入深渊的无形巨手——终究没能将他彻底按倒在地。他用一生告诉那双手：你可以夺走我的自由、财富、女儿，却拿不走我从头再来的勇气。

人的一生，究竟由什么定义？是你曾经拥有的浮华，还是一无所有之后，咬牙重新站起的那一次？

哀牢山上的橙子又熟了。甜吗？很甜。可这份甜里，藏着一位父亲永远说不出口的“对不起”，藏着一个时代难以弥补的“不公平”，也藏着一颗心底永远不肯认输的“属牛”之心。

（谨以三篇系列文章向那些在时代浪潮中生灭的有趣灵魂致敬或是默哀，并以这种后辈的狭隘眼光来审视历史，在思考前辈的故事中，咀嚼这有趣或无趣的人间剧本，并祝愿当下所有有创造和爱的企业家：平安健康！延续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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