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盟已死？南亚区域合作十年僵局与替代框架的兴起

【洋流速递】

峰会缺席十年，SAARC名存实亡；BIMSTEC崛起，中国新机制入场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正在经历一场关于“生与死”的激烈争论。2026年7月，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在独立日演讲中公开呼吁重启SAARC，称其为“重要的区域组织”，复苏对地区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并表示马尔代夫愿担任调解人打破僵局。孟加拉国随后也表达了支持，其外交部国务部长沙玛·奥贝德提出，该组织需要“更强的执行能力、更大的财政实力、更有效的专门机制和务实的跟进文化”。孟加拉国首席顾问穆罕默德·尤努斯甚至将SAARC描述为一个“被遗忘的词语”，称其从区域话语中消失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

然而，印度的回应给重启热情浇了一盆冷水。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尔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示：“当谈到区域合作时，印度支持强有力的区域合作，并且已经为此努力了几十年。南亚的每个人都知道是哪个国家、哪些活动在阻碍SAARC。毕竟，合作需要诚意”。这番表态毫不掩饰地指向巴基斯坦。自2016年9月印度以巴基斯坦跨境恐怖袭击（Uri军营事件）为由宣布不出席原定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第19届南盟峰会后，其他成员国相继跟进，此后峰会再未召开。SAARC因其共识决策机制而陷入瘫痪，任何一个成员国都可以阻挠进程。截至2026年7月，南盟峰会已缺席超过十年。

在SAARC名存实亡的同时，替代性的区域合作框架正在加速崛起。环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与经济合作倡议（BIMSTEC）正被印度大力推向前台。2025年4月，第六届BIMSTEC峰会在曼谷举行，通过了“BIMSTEC曼谷愿景2030”，这是该组织首个长期战略。BIMSTEC成立于1997年，成员包括孟加拉国、不丹、印度、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和泰国，实际上排除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因此避免了印巴矛盾的掣肘。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杰出研究员皮纳克·查克拉瓦蒂甚至公开建议孟加拉国“暂时忘记SAARC”，将精力集中于BIMSTEC。他提议将阿富汗和马尔代夫从SAARC吸纳为BIMSTEC观察员，从而形成“SAARC减去巴基斯坦再加上泰国和缅甸”的新格局。

与此同时，中国主导的新机制也在南亚悄然布局。2025年6月，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三方副外长级会晤在云南昆明举行，标志着三国正式启动机制化三边合作。2026年6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访华，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中方表示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有评论将这一格局形容为“西有巴基斯坦东有孟加拉，两条走廊把印度夹在中间”。有报道称，中国官员在一次多边场合直言：“如果SAARC不能履行其职责，该地区国家应考虑组建一个新组织”。

南亚正经历着从单一区域框架向多轨并行的深刻转变。SAARC僵死，BIMSTEC兴起，中国主导的新机制入场，区域的合作版图正在被重新绘制。

【棋局复盘】

结构性矛盾与大国博弈：南亚合作无法回避的两道“生死门”

SAARC的瘫痪被广泛归咎于印巴对抗，但这一解释停留在表层。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的区域组织会如此轻易地被双边矛盾击垮？答案埋藏在南亚区域合作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之中，这个矛盾远比政治敌对更加致命。

南亚的区域一体化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经济互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政治宣言的基础上。南亚各国独立后，继承了殖民时代留下的破碎经济体系，各自形成了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导致各国的产业结构高度相似，都以农业和低端制造业为主，出口产品集中在纺织品、农产品和初级资源品上，而进口需求则高度重合于机械、电子产品和化工产品。进出口结构的同质化使得南亚国家之间缺乏形成垂直分工的产业基础。在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中国提供零部件，东盟国家进行组装再出口，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协作。但南亚国家之间没有这样的故事，各国都在生产相似的纱线和茶叶，都在从远方进口相似的机器，彼此之间找不到“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的合理贸易逻辑。当贸易的收益本身就十分有限时，政治摩擦的成本就显得格外沉重，区域合作的基础也随之动摇。

数据揭示了这种结构性困境的残酷性。SAARC国家区域内贸易仅占南亚总贸易的约5%，远低于东盟的约25%和欧盟的60%以上。孟加拉国在2024–25财年对SAARC成员国的出口总额约为19.9亿美元，仅占其总出口（约482.8亿美元）的约4.1%，而这一比例在2021年前后曾达到约12.8%，近年急剧萎缩。区域内出口的近88%流向印度，这意味着所谓的区域贸易实质上是一个双边市场的故事，其他成员国几乎不存在。印度与其所有邻国的贸易额仅占其总贸易额的2.7%，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印度经济对南亚邻国的依赖程度微乎其微。南亚区域内贸易的潜在规模估计是目前水平的两倍，意味着三分之二以上的贸易机会尚未被开发，而深层的产业同构问题是这一切的根本原因。

即便撇开产业结构的长期问题，短中期的制度障碍同样触目惊心。南亚自由贸易协定（SAFTA）于2006年生效，但成员国的海关程序、产品标准和卫生检疫要求形同虚设的非关税壁垒，使关税减免的利好几乎被完全抵消。区域内的陆路口岸长期拥堵，卡车排队数天，清关流程缓慢且文书繁琐，物流成本比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高出20%。这种糟糕的物流状况造成了一个荒诞的现实：孟加拉国出口商将服装运往欧洲或美国有时比运往邻国印度更便宜。当贸易的制度成本高于贸易本身带来的利润时，区域经济合作便失去了存在的经济理性，只剩下空洞的政治正确。

在这一结构性困境之上，印度作为南亚无可争议的主导力量，其区域战略选择塑造了SAARC的命运。印度的矛盾之处在于，它既需要区域合作来彰显其大国地位，又不愿意让区域合作削弱其绝对主导权。印度对SAARC的冷淡并非始于2016年的Uri事件，早在2006年巴基斯坦推动接纳中国为SAARC正式成员时，印度就明确反对，担心中国进入会稀释其影响力。印度的区域合作哲学可以概括为“以印度为中心的合作”，而不是“去中心化的区域整合”。这种哲学在BIMSTEC的设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BIMSTEC排除了巴基斯坦，也排除了中国，将印度置于七个成员国中的核心位置。但正是这种排除策略使BIMSTEC难以成为真正的区域一体化平台，它更像是一个“印度加邻国”的俱乐部，许多倡议仅是复制SAARC的旧有协议，缺乏实质突破。印度试图用BIMSTEC取代SAARC，但BIMSTEC的地理覆盖范围本身就表明它无法完成这一替代使命，因为它缺少了南亚次大陆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巴基斯坦，也缺少了与中国、中亚连接的阿富汗。

中国角色的介入使南亚的区域合作棋局变得更加复杂。2025年“中孟巴”三边机制的启动，以及2026年中孟宣布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标志着中国正在以不同于SAARC和BIMSTEC的方式进入南亚合作框架。中国的逻辑是务实的：不追求覆盖全区域的宏大架构，而是聚焦于双边和三边的具体项目合作，以经济走廊和基础设施投资为纽带，将利益捆绑作为合作的基石。中缅孟经济走廊的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的深化，正在从东西两个方向将南亚纳入中国的经济辐射圈。有分析将这一格局形容为“西有巴基斯坦东有孟加拉，两条走廊把印度夹在中间”，这种地缘想象虽然带有夸张色彩，但确实捕捉到了中国正在构建的南亚合作新范式的核心特征：绕过僵化的多边机制，走务实的双边与次区域合作道路。

中国官员在多边场合直言“如果SAARC不能履行其职责，该地区国家应考虑组建一个新组织”，这一表态在南亚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解读。支持者认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包容且以发展为导向的替代方案，而批评者则视之为对印度在南亚传统主导地位的挑战。但一个更深层的追问是：SAARC的僵局是否真的需要一个新的全区域组织来解决？南亚的经验表明，当区域经济缺乏互补基础、政治信任荡然无存时，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无法激活合作。与其追求一个覆盖全区域的大框架，不如在真正存在合作利益的领域推进次区域和双边合作。孟加拉国外交国务部长提出的“最佳功能水平”概念正是这种务实思维的体现，即在当前环境下做最大限度的现实可能之事，保持SAARC在技术和官方层面运转，直到区域环境根本改善。

孟加拉国在大国博弈中的处境颇能说明南亚中小国家的两难与智慧。作为SAARC和BIMSTEC的双重成员，孟加拉国明确表示不需要在两个平台之间做出选择，而应让它们相互补充。孟加拉国既需要印度的市场，也需要中国的投资，它不愿在任何一个大国面前站队。这种“多边对冲”策略正在成为南亚中小国家的普遍选择，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都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外交平衡。这种平衡游戏的实质是，在印度作为地区霸权和中国作为崛起大国之间，中小国家试图通过多元化的合作框架来争取最大的战略空间。

SAARC的十年僵局并非一个组织的死亡，而是一个时代的终结。那个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为唯一框架的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多轨并行、大国博弈、中小国家对冲的复杂合作生态。但无论框架如何更替，真正的区域一体化终究绕不开两个根本问题：南亚各国的产业结构何时才能从同质竞争走向互补协作？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政治互信何时才能从零和对抗走向正和博弈？这两个问题得不到回答，南亚区域合作就只能在“僵尸组织”和“替代框架”之间循环往复。SAARC的悲剧在于，它承载了区域合作的梦想，却无力解决区域分裂的现实。而今天所有试图替代SAARC的新框架，如果回避这两个根本问题，终将重蹈SAARC的覆辙，从另一个起点走向同一个终点。南亚区域合作的真正出路，不在组织章程的更替，不在峰会宣言的堆砌，而在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与地缘政治的根本和解。这条路很远，但在远路之上，没有任何捷径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