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以来的安徽经济大衰退和复兴

从整个大历史看，安徽这些年的经济振兴，可以视为太平天国战争和上海开埠崛起导致的长江下游经济带大衰落后的大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南和杭州湾地带因为地理优势，先于安徽沿江地带复兴，安徽则是最后一环。

作为过去商品经济和文化发达区域的社会资本遗存，是“安徽现象”出现的核心原因，而非其他。只有拥有发达的社会资本，才能抓住资本和技术的机遇，培育出内生创新力。

安徽无疑是这几年区域经济搞得不错的一个地方：

近十年经济增长率高出全国近1个百分点，排名从第14，今年上半年超越湖南，迈进前十大关；

工业增加值跻身全国前五，成为工业龙头省份之一，尤其是新智能制造方面，以汽车制造为例，2019年安徽产量全国排名第14，2025年一跃成为全国第1，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量占了全国近十分之一；

安徽在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等方面也走在前列，刚刚上市的长鑫科技成为全国市值最高企业。

安徽在大家印象中是个很贫困的地方，所以对这些成就多少都感到很意外。其实安徽在近代以前属于富庶发达地区，这几年的发展只不过是向历史均值回归，本文就谈谈安徽170多年来衰落和复兴的历史。

安徽和江苏本来是一体的，苏北皖北同属一个文化区，安庆到扬州又是一个文化区，安徽人自古就喜欢沿江而下去南京，所以大家戏称南京是徽京，而苏南和皖南又都是吴语区。

这三个区域，明朝合并成南直隶省，清朝初年叫江南省，帝国三分之一的财政，一半以上漕粮出自该省，是天下最富庶地区。作为异族统治的清朝，非常忌惮江南士大夫阶层的排满情绪，于是把江南省一分为二形成了今天的江苏和安徽。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安徽人口大约占全国9%，是第三人口大省，同时也差不多是第三经济大省。徽商控制着长江下游的贸易，其实也控制着帝国的钱袋；安徽的科甲人才在北京是帝国官僚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休宁县是明清状元第一县，这个人口只有20万人的小县，清代就出了14位状元，占状元总数的八分之一（清代共112位状元），桐城派的文人则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最后文脉。

安庆当时最为安徽省的省会，在道光年间人口达到27万，是全国最繁华省会之一；安庆下游的庐州府城合肥人口也达到18万，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州府城市之一，犹如今日的最强地级市苏州、东莞。须知那时候济南、西安、长沙这样的大省省会也不过是20万人上下。由于安庆经济异常繁荣，因此诞生了发达的戏曲文化，后来四大徽班进京才有了京剧。

不过太平天国战争彻底损害了安徽的元气。作为南京门户的安徽成为太平军和清军的反复必争之地，从1853年到1864年，卷入战火的55州县被各方军队攻占了340次，平均城破6.2次，最惨的是建德16次、黟县15次、绩溪15次、霍山13次、祁门11次。

每次易手，胜利者都要大开杀戒，安徽就成了人间地狱。根据中国最优秀的人口史学家之一的曹树基先生的测算，安徽在战争中死亡了1786万人，战前人口为3738万，战后不到2000万，直到一个世纪后，也就是1960年代末才恢复到到1850年水平。太平天国战争中全国有10个州府人口损失70%以上，安徽占了5个：广德州减少93%，池州府减少87%，宁国府减少81%，太平府减少75%，徽州府减少74%。

1863年，曾国藩自安庆东下，记录下这样的悲惨画面：“自池州以下，两岸难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壮者被據，老幼相携，草根掘尽，则食其所亲之肉，风雨悲鸣，死亡枕籍，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

这个可以说是毁灭性打击，彻底摧毁了安徽的经济和财政生态。作为长江流域五大商业中心之一的安庆的繁荣荡然无存，经过了四十多年修养生息，到宣统年间人口才达到6.9万，仅为战前的25%，到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安庆城区人口才恢复到道光年间水平。战前安庆有几千家商号，商铺鳞次栉比，到1953年公私合营时，安庆不过有1000余家商店和小作坊，商业规模还不如战前的三河、庐江这样的小市镇。

合肥的人口也很久没有恢复过来，杨振宁先生回忆，他幼年时期，也就是1920年代中后期，战争结束六十多年了，老城厢内还到处是荒芜的土地，1949年合肥人口在7万上下，也就是战前的40%。

根据安徽巡抚给朝廷的奏折，到1887年安徽荒芜耕地仍超过820万亩，占耕地总数五分之一以上。战前朝廷给安徽定的田赋份额是177万两，但是这一年只筹措上来69万两，到1890年代仍要每年亏欠朝廷64万两。可见作为帝国钱袋的安徽已经困顿到如何地步。

随着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将中国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中国经济重心也从长江中下游转入东南沿海，上海、宁波、厦门等沿海港口兴起，扬州、安庆、苏州、杭州则衰落。另外，铁路的兴起，也让长江的经济价值迅速下降，这些也都阻碍了安徽经济的复兴。

安徽滑入一个漫长的衰落期，虽然皖人仍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舞台发挥非常重要作用，李鸿章、丁汝昌、刘铭传、胡雪岩、陈独秀、胡适等都是近代一等一的重要人物，皖人精英群体堪称与粤人群体（康梁孙等人）、湘人群体（曾左郭谭毛等人）并列中国近代三个最重要群体，但是安徽则逐渐衰落为一个不重要省份。

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的经济地位进一步衰落。这是因为，在以重工业国防经济为为导向的工业化中，安徽这种矿产资源匮乏省份是不占优势的，加上政治中心北移到北京，它的军事战略位置也迅速下降，只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

根据笔者艰辛的资料搜索，从1949年到1978年，安徽获得的基本建设产投资只有161亿元，其中工业投资仅为87亿元，每年平均仅3亿，这两个数据也就是占全国同期投资的2.5%。安徽省获得的中央财物资源仅为辽宁的20%，四川的33%，湖北的45%，就连比毗邻的经济贫困省份河南也差很多，河南这期间获得了161亿投资，是安徽省的近二倍。

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前，安徽的主政者很多都是以“左”著称，这加剧了安徽的贫困。尤其是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安徽省的人口减少幅度是全国最大的，根据曹树基先生的研究，该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为633万，约占总人口的18.4%，阜阳、合肥、滁县三个专区达到22%以上。大家都认为河南是重灾区，其实河南人口才减少了293万，减员率为6%，可见安徽的情况有多么严重。

所以，在近现代，安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省份，全国唯一一个出现两次人口大减员的省份。

1978年安徽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全国的60%，排名倒数第五，仅好于贵州、云南等边远省份。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安徽全省人均粮食产量反而不如1955年的水平，1977年交完商品粮，人均口粮只有281.5公斤，淮北那么好的地方，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有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1978年是安徽经济的最低点，也是百年衰退史的终点。

穷则思变的安徽人，创造了中国改革史上的两个第一，小岗村成为包产到户的旗帜，傻子瓜子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最早旗帜。农村改革和民营经济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两大基础性因素，安徽都有首创之功。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安徽GDP全国占比从2.5%上升到4%，人均GDP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上升到90%左右（仅有11个省份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人均收入排名从倒数第五上升到第13名，这个进步速度是全国最快的，已经成为中上等发展程度省份。

安徽的振兴，不仅体现在合肥这几年的成功，其实整个皖中经济带做的都非常成功。芜湖现在有两个世界五百强，34家上市公司，在全国地级市中是佼佼者；马鞍山、铜陵、滁州也都做出了竞争优势产业，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安徽经济的渐次复兴原因何在呢？很多人解读为地处泛长三角，大树底下好乘凉。其实在大树底未必能乘到凉，如北京周围的保定、张家口、廊坊，成都周围的德阳、绵阳、资阳，并且可能是寸草不生，如惠州、清远、肇庆、云浮、河源等环珠三角贫困带。

从距离上讲，皖中城市带到苏州、杭州、上海这三个长三角核心城市平均距离已经在350公里左右，也就是相当于北京到济南的距离，或长沙到武汉的距离，早已在有效辐射距离之外。从安徽产业发展史来看，长三角外溢作用至少是不明显的，远远不如当年香港对珠三角外溢作用明显。

笔者认为最关键是还是安徽过去作为商品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之地的“社会资本”遗存。这种社会资本包括人们的受教育水平、社会权利结构、结社水平、社会奋斗导向等等。

不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分析中国改革为什么能够在苏南、浙江、泉州、珠三角首先取得成功的时候，注意到社会资本的关键作用。

这些地方过去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政府和社会之间更均衡化的权力结构，居民良好的契约、储蓄意识，有的更有与海外华商体系的纽带关系，使得这些地方的商品经尽管在1950年代—70年代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仍然迅速重建起来。苏南在“四人帮”后就村村兴办“社队企业”，顺德在80年代中期就基本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就是很好的例子。

安徽中南部在进入20世纪之前，与浙江、苏南拥有几乎同样发达的社会资本。使得安徽人其实与苏浙人一样善于求变，与内陆与北方省份相比更天然亲近于市场体系，前面所讲的农村改革和傻子瓜子就是例子。

只不过由于改革初期安徽处于相对内陆，在长江下游资源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苏州、杭州、无锡、宁波等地近水楼台，先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社会资本优势先发挥了出来，安徽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遗存优势则被抑制。

但是它仍然在一些方面发挥出来，比如，尽管本地缺乏产业土壤，但是安徽籍企业家在外地做地都很好，产生了以王传福、李斌、杨元庆、余承东等为代表的新徽商；中科院在世的380名1977年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院士中，37位系安徽籍，仅次于江苏。这都与安徽过去的商业基础和文化基础不无关系。

安徽也是全国仅有的民营经济占比超过60%的省份之一。笔者一直强调，中国民营企业有两类，一类是依托于市场竞争形成的以消费为导向的真民企，一类是从过去国企改制而来，或者依托政府投资采购成长起来的“半民企”（北方和内陆地区中大型民企多数是此类），而安徽民企显然是更具有前类气息，这种民营经济占主导社会的形成，也跟过去皖中南的社会力量发达（商人和士绅）有关。

不过，历史上遗留的社会资本优势，现在终于在2010年代安徽完成工业化补课之后，比较充分地展现出来。一个很重要表现是，安徽的科创板企业和独角兽数量仅次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而远高于同等经济实力北方或内陆省份。

安徽的经济特质更接近于江浙，而不是北方，更倾向于走依托消费市场进行创新的路子，而不是临近北方省份的政府驱动模式，这也是大家更看好它的原因。

我们可以判断，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完成，利益格局基本固化，安徽显然缺乏浙江、广东那样短期内实现逆袭，成为前几名经济强省的机会，但是可以成为一个规模中等，关键产业有竞争力的省份。

其次，安徽地方政府在这崛起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政策，最经典的就是合肥市政府成为21世纪以来最强的城市经济运营者，每次产业转型和培育都成为教科书级的案例。

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合肥、芜湖、滁州等地政府也都是遵循做一个积极有为政府，而不做强政府的规则，这与杭州市政府遵循的“该出现的时候必须出现，不该出现的时候，绝不出现”是一个逻辑道理，本质仍是旧的社会资本使然。

因此，从整个大历史看，安徽这些年的经济振兴，可以视为太平天国战争和上海崛起导致的长江下游经济带大衰落后的大复兴的一部分。苏南和杭州湾地带因为地理优势，先于安徽沿江地带复兴，安徽则是最后一环。

社会资本是“安徽现象”出现的核心原因，而非其他。只有拥有发达的社会资本，才能抓住资本和技术的机遇，培育出内生创新力。合肥、芜湖等城市之所以能够逐渐形成竞争力产业，培育出一批优秀科技企业，廊坊、保定、张家口、清远、云浮、肇庆、河源之所以近水楼台不得月，诸多北方省会之所以大而不强，差异在是否具备让资源要素发生化学反应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