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一段时间,韩国都被称为检察王国。
韩国检察机关曾拥有全球刑事司法体系中罕见的高度集中、缺乏有效制衡的垄断性权力。
它始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移植,固化于战后对“恶警”的防范,膨胀于军政府的威权统治,并最终在民主化时期的政治博弈中完成了自我异化。
它不但垄断了公诉权,还垄断了侦查权与指挥权,既是刑事侦查的指挥者,又是直接办案的侦查员,同时还是审查起诉的决定者与法庭公诉人。警察的定位只是检方的“侦查辅助机关”。
甚至有人说韩国的三权分立不是立法、司法和行政,而是检察官、财阀和政客。检察官还是其中最强势的,无论是前总统朴槿惠、李明博的入狱,还是对各大财阀的调查,检察官都在其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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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全韩国的检察官被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下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的指挥命令,检察总长拥有绝对统治力。这种垂直化的封建式组织结构,使得检方内部形成了极强的团体凝聚力与排他性。面对任何试图削弱检方权力的外部改革(如历次政府试图推动的“检警改革”),检方都能迅速形成集体抵抗,甚至通过对改革派官员展开特种侦查来进行政治反扑。
为了对抗文在寅不彻底的检察改革,检察机关最终还直接孕育了检察官出身的总统(尹锡悦),实现了从“政治工具”到“政治主体”的蜕变。
然而物极必反,这一天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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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韩国共同民主党在国会全体会议上强行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彻底废除了检方的直接侦查权。至此,自1954年该法颁布以来,检方已享有72年的侦查权彻底消失。
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称其为“史无前例的恶法,必将成为宪政史上的耻辱”,并要求总统行使否决权(要求重新审议的权利)。代理检察长具滋铉在法案通过后立即递交辞呈,表示“深感责任重大”。
此次修正案的核心在于分离侦查和起诉,以配合去年10月2日撤销检察机关、成立起诉机关和重案侦查机关的举措。它彻底废除了检察官的直接侦查权,统一由司法警察作为主要侦查机构。同时,检察官直接侦查后申请逮捕令的权利也将被取消。现在检察官只能“要求”警方进行补充侦查、复查和纠正,间接参与刑事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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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民主党表示:“我们终于完成了人民要求的检控改革”,并补充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并非检控改革的终点,而是新刑事司法体系的开端”。
青瓦台则表示:“我们尊重立法程序和国会的最终裁决。”
然而同一天,法务部长官郑成湖表示:“如果在这条未知的道路上出现与良好意愿或预期相反的副作用,我希望我们能够毫不犹豫地及时补充和修改该法案。”
郑成湖这个表态就很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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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察改革的最后阶段,检察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共同民主党出现了分裂。
一派是以前党首郑清来为代表的强硬改革派,他们的立场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定要利用共同民主党控制国会的时间窗口把改革进行到底;而另一派则是以郑成湖为代表的亲明派,他们主张要从实际出发,之前检察官权力过大有问题,但检察官的权力过小也有问题。
因为检察官的主要职责是纠正警方调查不力、惩治犯罪分子并保护受害者。当检察官无法制衡警方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恶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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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检方失去了“补充调查权”后,案件很容易在检方和警方之间踢皮球,案件处理速度将会放缓,诉讼成本也会增加。
这也是为什么在检察改革的最后阶段,共同民主党出现分裂的原因。
李在明作为总统是无法公开表态的,但就像作家柳时敏说的,很明显他也是持保留态度的(《柳时敏:李在明的理念很危险,极可能失败!》)。
最后预测一下,当检察改革的弊端出现的那一刻,检察机关的反扑就会到来,这次也根本算不上检察王国的终结。
毕竟就像邓公说的:改革从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踩稳一步,再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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