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四条汉子

1930年的一天，上海。

一辆汽车停在内山书店附近。

车门打开，走下来四个穿着西装的男人：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

他们都是当时左翼文坛的重要人物。田汉后来写下《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夏衍是《包身工》的作者，阳翰笙长期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周扬则逐渐成为文艺界的重要领导者。

鲁迅后来在文章中写起这次见面：“从中跳出四条汉子来。”

他还特意添了一句：“一律洋服，态度轩昂。”

汽车、西装、轩昂的神情，再加上一个颇有画面感的“跳”字，几笔下去，来人便不像前来交换意见的文人，倒有些像登门传达组织意见的文坛官差。

据夏衍等人后来的回忆，那次会面可能没有鲁迅笔下那么剑拔弩张。他们主要是向鲁迅汇报左翼文化团体的情况。

谈话中，田汉提到胡风有政治嫌疑，希望鲁迅不要过分信任他；鲁迅听后明显不快，阳翰笙见气氛不对，便把话题岔开了。

鲁迅留下了自己对那次会面的感受：四人带来的似乎不是一份可以讨论的材料，而是一个已经形成的判断——胡风有问题，鲁迅最好离他远一点。

谁也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四条汉子”这个出自左翼文坛内部争论的称呼，会被重新翻出来，成为批判四人的现成材料。

当年从汽车里走下来的四个人，后来一人死于囚禁期间，另外三人也经历了长期关押。

01 鲁迅反感的，不只是四个人

周杨等人都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压迫，也都相信文学应该介入现实，他们与鲁迅的分歧在于：谁可以代表革命，谁又有资格规定文艺界的“正确”。

1936年前后，左翼文坛围绕“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发生争论。表面上争的是抗日文学采用哪个口号，背后还牵涉文艺界的领导权。

参加抗日统一战线，是否意味着必须接受同一个口号？不接受指定口号的人，又能不能被说成破坏团结？

鲁迅的回答相当明确：政治上可以联合，文学问题仍可争论。合作不等于放弃判断，更不能凭借某个组织的名义，替别人划分阵营、鉴定忠诚。

他为此写过一句很重的话：“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

所谓“奴隶总管”，自己未必自由，却因替主人管理别人而有了一点地位，手里的鞭子虽然不属于他，挥起来却可能格外卖力。

鲁迅针对的是几位具体的人，也是在警惕一种正在形成的文艺权力。

一旦组织身份压过文学讨论，批评就不再只是意见交锋，还可能变成资格审查，甚至影响一个人的工作和处境。排斥异议、给人扣帽子、要求服从，也都能找到“纯洁队伍”或“顾全大局”的理由。

02 周扬：从裁判席到阶下囚

四人之中，周扬的经历最能说明文艺与权力纠缠之后的复杂处境。他从左翼文艺青年做起，后来成为组织者和文化领导者；他参与过对别人的批判，最后也成了被批判的人。

1930年代的周扬还很年轻，做翻译，写评论，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后来他去了延安。1949年以后，他进入新中国文化体制的核心，长期参与文艺政策制定和组织管理。

此时的周扬已经不只是一名评论家，他的判断背后带有行政和政治分量。普通评论家批评一部作品，往往引起的是争论；文化领导者认定某种思想有问题，那么作品能否发表、作者是否还能工作，都可能受到影响。

周扬

胡风问题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升级的。

胡风批评僵化的文艺管理，强调作家的创作主体性；周扬一方则认为他的思想带有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倾向。

到1955年，文艺分歧被定性为政治案件，胡风的私人通信被翻出来，与胡风有过交往的人也大量受到牵连。有人只是在信中谈过文学，有人读过胡风的刊物，还有人因为认识某位当事人而被卷入其中。

周扬并非最后拍板之人，把整场运动都算在他一个人头上并不合适。但他长期处在文艺界的领导位置，也熟悉那套判断人的语言。

一个人先被确定了政治身份，此后他的文章、通信乃至沉默都可以有新的解释：承认是罪证，不承认是顽抗；说过的话可以追究，没说过的话也能证明“隐藏很深”。

这套逻辑很难给被批判者留下出口。

1966年，周扬自己被说成“文艺黑线总头目”。过去几十年间写下的文字被重新翻检，不同年代、不同语境里的话被串联起来，用来证明他早已暗藏异心。

他曾参与使用的批判语言，此时调转了方向。

把这段经历简单认为是“报应”并不能解释多少问题。

假如一切只是因为裁判不够善良，那么换一位善良的人坐上去似乎就够了；可是，文艺界为什么会出现一张足以影响他人命运的裁判席？

03 田汉：国歌作者的身份没有保护他

1935年，田汉写下《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可是到了1960年代，国歌作者的身份并没有成为他的护身符。

田汉

田汉的历史剧《谢瑶环》等作品受到批判，他也被列入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作品中的台词被用来影射现实，几十年前的交往则被拿来证明政治立场。在结论已经先行的批判中，作品原来写了什么，往往让位于批判者希望从中找出什么。

被关押后，田汉的身体很快恶化。他后来以“李伍”之名被送入医院，真实姓名被抹去，家人也无法陪伴。1968年12月，田汉在囚禁期间去世。写下“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人，最后连自己的姓名也没能保住。

田汉的遭遇说明，作品可以进入国家记忆，作者本人却仍可能在政治风向变化时从作品背后消失。

04 夏衍的八年七个月

夏衍写《包身工》时，笔下的年轻女工没有自由，也很少被当作有姓名的人看待。几十年后，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也失去了自由。

夏衍

1966年12月，夏衍被从家中带走。此后八年七个月，他与外界隔绝，经历长期关押和审讯。他的腿骨被踢断，视力严重下降，身体一步步垮下去。1975年回家时，他已经七十五岁。

当然，夏衍也不是始终站在权力对面的纯粹受害者。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文化部门的重要职务，本就是新文艺体制的一部分。

这恰恰使他的遭遇更加值得思考。

人们或许以为，谨慎、服从和资历能够换来安全；但规则可以随时改变，资历只能决定今天的位置，不能保证明天不会被推到对面。

05 阳翰笙：前后两次入狱

四人中，阳翰笙今天的知名度相对较低，但他在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并不低。他参与筹建左联，长期从事戏剧、电影和文化组织工作，抗战时期又参与国统区文化界的抗日统一战线。

1935年，阳翰笙被国民党逮捕，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那时的他，是受旧政权压迫的革命文化工作者。革命胜利后，他自然会相信自己已经站到了历史的另一边。

几十年后，阳翰笙再次失去自由，被关押长达九年。

抓他的人、关押的名义和罪名都变了，任意处置个人的方式却没有因此消失。

年轻时，他和同伴们相信建立一个新世界就能终结这种权力；后来他们才明白，更换掌权者，并不等于权力本身已经受到限制。

阳翰笙

06 鲁迅死后，成了批判他们的材料

“文革”期间，周扬等人受到批判时，鲁迅写过的“四条汉子”和“奴隶总管”被反复引用。在当时的批判材料里，推理大致是这样的：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批评过周扬等人；因此，周扬等人早在1930年代便已经站在革命的对立面。

一场发生在左翼文坛内部、牵涉组织路线、文学口号和个人关系的争论，就这样被压缩成一张善恶分明的脸谱。既然鲁迅永远正确，那么“四条汉子”则是从青年时代起便埋伏在革命队伍内部。

这恰好违背了鲁迅生前的态度。

他反感的正是拿着一面旗帜便自以为掌握全部真理的人，彼时他也拒绝在证据不足时，轻易把胡风说成内奸。

可讽刺的是，鲁迅去世以后，他自己也被人当成了一面旗帜。

将文章中带尖锐的言辞抽离原有语境断章取义，以此作为武器，批判现实中需要被打倒的人。

“奴隶总管”原本是鲁迅对文艺权力的讽刺，后来却被一个更庞大的权力体系接收。

人们反复使用鲁迅的名字，却不大理会他为什么怀疑、为什么发怒，又为什么不肯接受现成结论。

这种处理方式与其说是在继承鲁迅，不如说是在利用鲁迅。

07 关于“鲁迅若在世”的想象

鲁迅1936年去世，没有经历过胡风案、反右运动和“文革”。因此，“鲁迅如果活着一定会被批斗”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

不过，从他晚年的言行看，一个活着的鲁迅大概很难始终只说别人希望他说的话。他支持抗日统一战线，却坚持文学问题可以继续争论；他认同革命，也没有把判断是非的权利一并交出去；对自己阵营中的人，他照样会批评。

这样的性格放在一个不断要求思想统一的年代，很难幸免。

死去的鲁迅则安全得多。他不会再写出新的文章，不会临时改变立场，也不会在会议上说出不合时宜的话。后人可以筛选他的作品，修剪他的形象，再按照现实需要安排他所反对的人。

所以，比起被供在高处的鲁迅，那个仍在观察、仍会怀疑、随时可能写出新文章的鲁迅，反而更难被任何权力妥善安置。

08

周扬长期掌握文化权力，深度参与过多次批判；田汉、夏衍和阳翰笙虽然也在体制之中，但他们在不同事件里的位置和作用，不能简单等同。后来成为受害者，并不能抹去一个人过去的责任；反过来，过去曾经参与过批判，也不能使此后遭受的非法关押和迫害变得正当。

问题在于，一套自称永远正确的体系，往往很难承认政策或运动本身出了差错。

严重后果需要有人负责时，责任便会落到具体的执行者身上；旧的敌人清理完了，又从原来的同志中寻找新的敌人。如此环境中，资历、功劳和职位只能提供暂时的保护。

周扬坐过裁判席，田汉写过国歌，夏衍写过《包身工》，阳翰笙参加革命几十年。这些经历并没有使他们免于后来的命运。

鲁迅则早早看到了隐忧：当文艺批评与组织权力结合，握鞭的人未必能一直决定鞭子朝向谁。

三十多年前，田汉、周扬、夏衍和阳翰笙从汽车里走下来，来到鲁迅面前。

那时他们年轻、体面，相信自己站在历史进步的一边。

三十多年后，四人先后被卷入另一场政治风暴。这不是鲁迅的预言应验，也不是历史替谁报仇；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自己曾经参与建设、后来却无力约束的时代。

文章开头的那辆汽车，到这里仿佛又出现了。

只是这一次，车门已经由不得他们自己打开。

全文完。

另：笔者认为，鲁迅若在世，应该比“四条汉子”更早陷入囹圄，鲁迅的大弟子胡风便是明证。

“四条汉子”的出处是鲁迅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为了不影响阅读体验，所以未在正文讲，下面将出处贴出来：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文中说的周起应就是周杨，“起应”是他的字。

知识分子之可贵，正在其独立之思想，不受时代和集体目标的裹挟。追求思想之统一和改造，表面看上去似有轰隆隆的声响，实则束缚了整个民族的创造力。

忽然不由感慨，鲁迅曾写过：“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只是他或许没有想到。

有一天，直面惨淡人生的人，也包括那些曾经相信自己能够创造新世界的人。

关于胡风，可以看我另一篇文章，这篇比较长，文中关于胡风理论部分可以跳过。

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