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黑龙江两男子图财害命，先后犯下四起命案

1995年10月，北京市西城区一处胡同的垃圾堆旁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当地警方顺着线索快速排查，仅用一天便锁定并抓获犯罪嫌疑人鲁荣福、徐伟光。

随着审讯深入，这起看似普通的杀人案背后，牵扯出横跨黑龙江哈尔滨与北京两地、共计四起的连环抢劫杀人命案，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鲁荣福祖籍河北乐亭，196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宾县，他自幼成绩优异，外形出众，身高一米八五，眉目清朗，毕业后考入天津财经学院，大学期间便开始现代诗创作。

毕业之后，鲁荣福被分配至中国人民银行松花江分行工作，担任内部刊物《松花江金融》副主编，这份公职体面稳定，日常工作清闲，为他提供了充足的创作时间与稳定的生活保障。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国内先锋诗歌运动蓬勃发展，鲁荣福以“阿橹”为笔名，在《人民文学》《当代诗刊》《诗歌报》等多家权威文学刊物发表大量诗作，逐渐在青年诗人群体中打响名气。

他先后获得第十四届青年文学新诗奖、日本NHK和平年征文奖项，还被业内刊物评选为“中国十大先锋诗人”，当选世界华人诗人协会香港区理事，是该协会成立以来最年轻的理事。

在创作巅峰期，鲁荣福累计创作上千首自由体诗歌与随笔，作品多次入选国内核心诗歌选本，其中1989年发表的《阿橹之死》因兼具哲思与先锋性，在文坛引发不小的反响。

文学道路上的顺风顺水，没能延续到他的职场生涯，1989年世界华人诗会在台湾举办，鲁荣福收到参会邀请，却无力承担五千元参会费用，急于赴会的他铤而走险，冒用单位行长签名，私自支取了单位公款用于出行，事情败露后，鲁荣福被银行开除公职，彻底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丢掉公职后，鲁荣福的生活迅速陷入困顿，彼时国内商品经济浪潮席卷全国，身边不少人通过经商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巨大的物质落差让他的心态逐渐失衡。

坊间有传闻称，鲁荣福曾与一名在松花江太阳岛宾馆工作的女性交往，他曾在深夜横渡松花江赴约，对这段感情投入颇深，最终对方却选择了经济条件更优越的伴侣。

这则情感轶事并无权威资料佐证，但可以确认的是，现实的窘迫彻底扭转了鲁荣福的价值判断，他不再甘于做清贫的诗人，认定只有财富才能带来尊严，甚至萌生了靠非法手段快速敛财的念头。

就在人生低谷期，鲁荣福结识了比他小七八岁的徐伟光，徐伟光出身农村，初中辍学后四处打零工，头脑灵活、能言善辩，始终苦于没有赚钱门路。

两人相识后很快熟络，在快速敛财这件事上一拍即合，从最初盘算着捞偏门赚快钱，逐渐演化出杀人劫财的恶念。

二人很快形成固定分工：鲁荣福有文化、气质出众，负责出面接触目标、搭建信任关系；徐伟光心思活络、执行力强，负责打探目标信息、配合作案，一对充满戾气的作案搭档就此形成。

1994年6月，二人将第一个作案目标锁定在哈尔滨当地一名经商男子身上，徐伟光此前与该男子有过接触，知晓对方家境优渥，在九十年代初便用上了大哥大，日常金戒指、金手链不离身，行事十分张扬。

观察确认目标行踪后，二人在某天深夜悄悄潜入该男子家中，持尖刀将对方杀害，随后搜走屋内的大哥大、金项链、金戒指，还带走了一台录音机、一架望远镜，以及墙边放置的一只密码箱。

回到暂住地后，二人撬开密码箱，发现里面装有一万元现金，这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巨款。

得手后的鲁荣福与徐伟光肆意挥霍，频繁出入娱乐场所、添置贵重物品，没过多久便将赃款赃物消耗一空。

赃款耗尽后，二人很快开始物色下一个目标，作案手法也从直接入室行凶，升级为设局诱骗，以此降低暴露风险。

1995年初，鲁荣福经熟人介绍，帮一名男子兑换了一千美元，对方为表谢意特意请他吃饭。

席间，鲁荣福注意到这名男子出手阔绰，手腕上佩戴的雷达金表格外显眼，显然家底丰厚，当即便将对方定为下一个作案对象。

为了降低对方的戒心，鲁荣福没有主动出面联系，而是让徐伟光给对方的呼机发送消息，等对方回电时再由他搭话。

鲁荣福谎称自己有朋友想涉足股市，听闻对方对此精通，想请对方帮忙指点，对方没有多想，当场应下。

见面当天，鲁荣福带着徐伟光赴约，徐伟光假扮成想要炒股的朋友，三人一同吃饭喝酒，又去卡拉OK娱乐，全程热情招待。

相处过程中，徐伟光凭借出色的口才很快和对方拉近了关系，让对方彻底放下了防备。

游玩到深夜，鲁荣福称自己的住处就在附近，房屋宽敞，邀请对方留宿，对方酒后没有推辞，跟着二人回到住处。

进屋后，趁对方放松警惕不备，鲁荣福和徐伟光各持一根电线，分别从两侧套住对方的脖颈，合力将其活活勒死，之后二人趁着夜色，将尸体搬运到附近一处建筑工地的地下室丢弃。

这一次作案，他们从死者身上搜出一千元人民币、四百元港币，还有金项链、金手链、大哥大、呼机，以及那只雷达金表。

哈尔滨接连出现两起命案，当地警方逐步展开排查，鲁荣福和徐伟光察觉到风险，认定当地已经不宜久留，决定离开哈尔滨逃往北京，在二人看来北京流动人口密集，外地经商者众多，不仅作案目标充足，也更不容易被警方追查。

到北京后，二人租下西城区兵部洼胡同16号院的一处民房，稍作安顿便开始寻找新的猎物。

徐伟光想起此前在去往大连的火车上，认识了广东商人田建才，当时两人同处一个卧铺车厢，徐伟光一路主动攀谈，下车时二人互留了联系方式，他清楚对方生意规模不小，身家丰厚。

徐伟光主动联系田建才，称自己在北京认识了本地朋友，有稳赚不赔的发财渠道，邀请对方来北京商谈，田建才听闻有赚钱机会，当即从大连转道北京，全然不知自己正踏入死亡陷阱。

鲁荣福假扮成所谓的北京本地人脉方，和徐伟光一起接待田建才，二人带着田建才逛遍故宫、北海、景山等景点，全程好吃好喝招待，还安排了休闲按摩项目，一步步打消对方的顾虑。

到了晚上，二人以谈事方便为由，将田建才带到东单仿膳旅社的房间内，和此前的作案手法一致，二人趁田建才放松警惕时，用电线将其勒死，随后在深夜将尸体搬运到首都电影院门前的地下通道丢弃。

这次作案，二人劫得七千多元现金，一条一百多克的金项链、一枚二十五克的金戒指、一块手表、一台照相机，还有田建才准备带给妻子的一件意大利进口真皮大衣。

赃物变现后，二人依旧挥霍无度，钱财很快再次见底。

1995年10月1日，二人用相似的手法，将从抚顺来北京办事的严广骗到租住的兵部洼胡同民房内杀害，从其随身包中搜出五千六百元现金。

作案后，二人没有处理尸体，直接将遗体藏在出租屋的床底下，锁上门便动身前往广州游玩。

彼时北京正值秋初，平均气温仍在二十摄氏度左右，大杂院的房屋通风条件差，没过几天尸体便开始腐烂，浓烈的腐臭味弥漫到整个院子，引起了邻居的注意。

10月6日，鲁荣福和徐伟光从广州返回北京，邻居当即向二人询问屋内异味的来源，鲁荣福神色镇定，声称是出行前放在屋里的两只死螃蟹忘了处理，变质腐败后才产生了臭味。

当天夜里，二人慌忙将尸体装进编织袋，搬到院外东栓胡同的垃圾堆丢弃，回屋后又反复消毒除味，邻居并未起疑，甚至还帮忙开窗通风散味。

10月7日清晨，胡同清洁工人在清理垃圾堆时，发现了散发恶臭的编织袋，感觉情况异常，途经此处的一名小学老师得知情况后，确认袋内是人体遗骸，随即拨打报警电话。

警方勘查现场后，根据尸体的状态、装尸袋的拖拽痕迹与磨损程度，判断第一案发现场就在周边区域，凶手的居住距离不会太远。

办案民警逐户走访调查，很快得知鲁荣福、徐伟光租住的房屋此前曾传出强烈异味，二人行踪诡秘，经常带陌生人回家，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随即控制了两名嫌疑人，对出租屋进行细致搜查，在墙角缝隙处发现了一处未清理干净的血迹，经比对与死者血型完全吻合。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鲁荣福的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不仅承认了这起杀人案，还主动交代了此前在哈尔滨犯下的两起命案、在北京实施的另一起杀人案。

至此，横跨哈尔滨、北京两地的四起连环抢劫杀人案全部告破，四名受害者的身份也逐一得到确认。

1995年10月7日，鲁荣福、徐伟光被警方当场控制，随后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检察机关批准后执行逮捕。

经司法机关审理查明，二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预谋实施抢劫杀人，跨区域流窜作案，先后杀害四名受害者，涉案总价值超四万元。

二人作案手段残忍，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性极大，且存在毁证灭迹、挥霍赃款、毫无悔罪表现等从重情节。

1996年6月1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鲁荣福与徐伟光因抢劫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名曾经风光的先锋诗人，最终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起案件之所以时隔多年仍能引发广泛关注，很大程度源于凶手身份的强烈反差，大众往往默认能写出细腻深刻诗句的创作者，人品与道德也必然高于常人，但鲁荣福的经历恰恰印证了，才华与道德从来不能画上等号，人性的复杂远非非黑即白的判断能够概括，一个人在艺术上的造诣，从来不能抵消其行为上的恶。

除此之外，这起连环案也留下了明确的安全警示，四名受害者都与凶手相识不久，属于半生不熟的关系，却因轻易信任对方，跟着对方前往私人住处或陌生场所，最终惨遭横祸。

与人交往时保持必要的戒备心，不轻易踏入陌生的私人空间，不随意轻信他人抛出的利益诱惑，才是保护自身安全的基本原则。

正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很多悲剧的发生，往往源于一次毫无防备的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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