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兹奖为什么能服众？因为获奖者不需要填表和申请

七月的费城，宾夕法尼亚州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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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开幕式上，菲尔兹奖揭晓。中国数学家王虹、邓煜双双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消息传回国内，北大连夜点亮了博雅塔。马克龙亲自打电话给王虹，说“干得好”，在社交媒体上写她“体现了我们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水平”。丘成桐出来说，希望他们回国任教。

一切看上去皆大欢喜。

但如果你稍微琢磨一下菲尔兹奖是怎么评出来的，再看看国内那些奖项是怎么评出来的，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先说说菲尔兹奖。 这个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最多四个人，只给四十岁以下的数学家。奖金的数字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一枚金质奖章加一千五百美元。这点钱在北京连一平米都买不了，可在全世界数学家的眼里，这个奖的荣誉堪比诺贝尔奖。 为什么？因为它的评选方式。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主持评定。执委会提名一个八人评定委员会来遴选，评委会的主席就是执委会的主席。这个评委会首先每人提名，从全世界第一流数学家中遴选，集中提出近四十个值得认真考虑的候选人，然后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广泛听取各国数学家的意见，最后在评定委员会内部投票决定本届菲尔兹奖的得奖人。

注意这个过程里的几个关键点。 第一，没人让你填表。你不需要写申请书，不需要准备推荐材料，不需要找三个同行签字，不需要单位盖章。你在顶级期刊上发了论文，做出了突破性的工作，自然就会有人知道你、讨论你、提名你。 第二，评选周期长。提名截止日期通常在颁奖前一年半左右。这意味着评选委员会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每一个候选人，去读他们的论文，去听同行对他们的评价。 第三，获奖者名单严格保密到最后一刻。

没有公示期，没有群众监督，没有异议处理。你不需要在获奖之前应付任何评审程序。 说白了，菲尔兹奖的评选逻辑是——你做了什么，比你填了什么更重要。

把目光拉回国内。 王虹和邓煜获奖的消息传开之后，网上有一种声音说：他们在国内读的本科，在国内接受的数学启蒙，所以这个奖也有中国的功劳。 这话有道理，但只说了一半。 另一半是——他们真正做出突破性工作的地方，是巴黎高等科学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学。 王虹2011年去了巴黎。那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开始——她一度陷入自我怀疑，暂停了所有数学研究，转头选修建筑课程，到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认真规划起转行的人生。 然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允许她这么干。没人催她发论文，没人拿考核指标压她。

后来她去了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那是一个只有几十个永久职位的地方，自1958年成立以来，只做一件事：让数学家安心做数学。IHES的13任数学常任教授中，有8人是菲尔兹奖获得者。

2022年菲尔兹奖得主Hugo Duminil-Copin在欢迎王虹时说了一段话：“我希望她能在IHES享受我一直珍视的：宁静的环境，追求目标和塑造愿景的自由和时间，以及激发数学创造力的独特空间。”

没有教学任务，没有行政工作，没有填不完的表格，没有没完没了的评比和报奖。 你只需要做数学。 王虹在那里攻克了三维挂谷猜想。邓煜在芝加哥大学攻克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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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看国内的情况。 假如王虹和邓煜当年留在国内高校，他们面对的是什么？ “非升即走”。四个字，悬在每一个“青椒”头顶。 这套制度的正式称谓是“预聘—长聘制”。新聘任的青年教师进校时以“预聘”形式签订合同，在约定聘期内完成规定的考核指标，不达标就得离职或转岗。 有机构对148所大学调研后发现，实行“非升即走”的高校，科研产出提高了103%。代价是什么？大量青年教师压力倍增，“有很强的职业不安全感，试错成本高，或多或少不敢尝试新方向或新方法”。 不敢尝试新方向——这意味着你只能做那些“短平快”的、能在考核周期内出成果的东西。那些需要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的重大课题，没人敢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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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南京林业大学一名副教授在第一个聘期考核未通过后，被发现在家中自杀。 这不是孤例。 而比“非升即走”更磨人的，是那些无休无止的表格。

国内评一个奖，需要走多少程序？ 茅盾文学奖。作者先向中国作家协会团体会员单位、出版社等单位提出参评申请。然后由评奖办公室征集和审核。评委会进行两轮无记名投票，获奖作品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以上选票。 鲁迅文学奖。实行推荐制，不接受个人申报。申报人填写推荐表，签字，经单位审核推荐，统一报送评奖办公室。每个环节都有截止日期，逾期不予受理。

国家科学技术奖。实行提名制度，不受理自荐。提名材料有严格的格式要求，形式审查不合格的项目直接退回，不提交评审。提名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不早于提名工作通知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评审严格执行“两审三公示”程序——初审、复审两次审核，分别在所在单位、本系统和全国范围内三次公示。

华罗庚数学奖、陈省身数学奖。推荐方式产生，推荐表从网站下载。报奖时要有对研究成果的评审意见、已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著作、报奖人简历。

钟家庆数学奖。本人申请并由单位或专家推荐，申请人必须是中国数学会会员。 还有各种人才“帽子”——申报、审核、通讯评审、会议评审、公示。 每一个奖项、每一个“帽子”，都是一套独立的申报流程。一套流程走下来，少则几个月，多则一两年。而一个“青椒”同时要申报的可能不止一个——杰青、优青、长江、千人、万人、拔尖人才……每个都要填表，每个都要写本子，每个都要找推荐人，每个都要等公示。

有青年教师说：“脑子最灵光的时候没有精力出成果。”还有人说：“自己常做'纸面科研''表格科研'，就是没精力做长期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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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开始的问题：菲尔兹奖为什么能服众？ 因为它不需要你填表。 因为它的评选委员会成员都是“在国际数坛上有影响的著名数学家”。他们了解这个领域，他们读得懂论文，他们知道谁在做真正重要的工作。 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提名截止日期在颁奖前一年半，评选委员会有充分的时间去讨论、去听取意见、去投票。 因为获奖者名单严格保密到开幕式现场。没有公示期，没有异议处理，没有人能通过“运作”来影响结果。 因为它的逻辑是：你的工作本身替你说话。 而不是：你的申请表替你说话。

王虹在获奖后说：“我很幸运，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遇见合适的人，得到正确的引导，并在能够全心投入研究的环境中工作。” 她说的是“幸运”。一个菲尔兹奖得主，把获奖的原因归结为“幸运”——幸运地遇到了合适的人，幸运地拥有了能全心投入研究的环境。 这“幸运”二字里，藏着一个残酷的对比。 在巴黎，她拥有“宁静的环境，追求目标和塑造愿景的自由和时间”。在国内，“青椒”们拥有的是填不完的表格、报不完的奖、评不完的职称、应付不完的考核。 在IHES，没有教学任务，没有行政工作，没有评比和报奖。

在国内，一个青年教师可能要花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填表”和“应付检查”上。 在巴黎，王虹可以花十几年时间去攻克一个百年难题。在国内，“非升即走”只给你六年。 马克龙在祝贺王虹时说：“科研，选择法国！” 这句话听着刺耳，但他说得理直气壮。因为王虹确实是在法国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不是她出生在法国，而是法国给了她一个数学家最需要的东西：时间和自由。

丘成桐说希望他们回国任教。 问题是——回来之后，他们还能做出同样的成果吗？ 王虹和邓煜会回到巴黎和芝加哥，继续在不用填表、不用报奖、不用应付行政杂活的环境里做数学。 而国内的“青椒”们，会在深夜的办公室里，一边改着各种表格，一边担心自己的聘期考核。 博雅塔的灯光照亮了王虹和邓煜的名字。 但真正值得被照亮的，是那个问题—— 菲尔兹奖为什么能服众？ 因为获奖者不需要填表和申请。 就这么简单。 也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