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内地化进程，兼与越南做比较（下）

成规模的建制化移民、城池体系和儒学这三件套，有效防止了重蹈汉唐自发移民虽然数量不少，但是最后散落在土著中被同化的覆辙。

五、治理的渐次内地化时代（1276年之后）

1254年兀良合台灭大理国，蒙古汗庭设“大理国总管府”来治理云南，继续任用段氏王族担任世袭总管，诏领大理、都阐、威楚、楚雄、姚安、会川、会理、建昌、西昌、腾越等城，“自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中央实行间接统治。蒙古政权采用这种治理模式，跟本地土著力量太强，如果介入太深，必然引起叛乱，蒙古只不过是借助云南作为军事跳板攻宋，故继续采取承认段氏及各部落贵族权威的做法。

不过1276年随着南宋的灭亡，此时已经改国号为元的蒙古政权，正式在大理旧地设置“云南等处行中书省”，意味着开始恢复汉代旧制，试图希望用行政直辖的方式来管理云南。

不过元朝对云南的经营成果远远超过了汉唐，让云南的内地化推进了实质性的一步，为明清云南的彻底内地化打下了基础：

第一，在云南广设州县路府，共”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行省直接管辖土地大大增加了，就连段氏世袭的大理故地也设置了大理路，实质是分割它的权威，而唐代政府想修一个安宁城都遭到土著抵制，城池被捣毁，可见统治力的区别。

随着州县路府的设置，朝廷直辖人口也史无前例增加，《元史・食货志》载云南行省岁纳粮数为277719石，远远高于甘肃行省、辽阳行省，亦多于陕西行省近50000石，这说明元朝在云南的征税人口规模已经相当客观。即便是由土司统治的间接管理地区，也开始征税，比如《元史·地理志》记载：“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第二，云南中上层官吏以朝廷派遣流官为主，而不再是搞妥协式的土官册封制，明确规定六品以上官员由中书省选任，六品以行中书省可以自己选任，但是也不一定是土官，很多是从临省招选过来的蒙古、色目和汉族官员。

所以，在云南形成了中央直属的、群体庞大的官僚群体，大德五年（1301 年）二月丁酉：“诏饬云南行中书省减内外诸司官1514人”，仅裁撤的冗员就这么多，可推测行省任命的官吏不下三五千人，他们已经成为管理云南的主体，土著贵族分享的权力大大缩小了。

第三，儒学正式以官方意识形态进入云南、前文说了，南诏、大理政权都存在儒学，但是它不是官方意识形态。儒学是否能成为一个地方官方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地方中国化非常关键，这意味着形成汉式的精英选拔机制，以及精英群体是否存在华夷意识，主动选择中国化。

根据《元史·选举志》记载，从至元十九年（1282年）起，云南各路“建学以祀先圣”，，“其教官以蜀士充”；延祐元年（1314 年），中央又“置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 ，专门设立一个机构推广儒学。

这些儒家教育机构都颇具规模，土著贵族子弟也颇为流行读儒学，如中庆路学“虽爨、僰亦遣子入学，诸生将百五十人”。元代也第一次有了云南省登科中进士的记载，其中一人为大理段氏。儒学的“体制化”不仅保障了占人口少数的汉人保持文化特性，避免被土著化，也促进了土著精英的华夏化。

第四，汉人开始借助屯田等方式渗透到云南各主要平原地区。据《元史·兵三》和《元史·地理四》，云南行省屯田共19149户额及6万丁额，折合12万余人，垦地48.3万亩，遍及威楚、大理、永昌、腾冲、鹤庆、武定、中庆、曲靖、澄江、临安等地，也就是重要的平川地区，都已经有了屯田据点。这些屯户不一定全是汉族人，但是汉族应该是最主要构成部分，说明这时候汉人开始打汉唐以来居住于洱海、昭通、曲靖等狭小的北部地带，开始向整个云南扩散。

元的治理云南政策，根本重塑了云南内部的权力结构，为明代治理云南打下了基础。元清统治者虽非汉族，但是对边疆区域的改造和国土的塑造功莫大焉。

1381年，傅友德、蓝玉和沐英率军驱逐元代在云南的残余势力，开启了明朝在云南的统治。有明一代非常注重削弱藩王和地方军政首长的势力，而加强中央集权，但是破例授予沐氏领“黔国公”世代镇守云南。这看出明政府对经营云南的重视，这个做法也是非常明智的，保障了政策的延续性。

明代在元代开疆的基础上，以军屯的方式大规模组织移民进入云南。到明代中期后云南都司领有20卫、3御、17个直隶千户所,共有131个千户所建制。

分别是：

1. 滇中区36个千户所。云南前后左右卫 各有6 个千户所，云 南后卫 5个千户所，广南卫 4个千户所，以及 安宁、宜良、易门、杨林堡、武定、木密关、凤梧等直隶都司的千户所。

2. 滇东区16个千户所。曲靖卫6个千户所，越州卫 2个千户所、平夷卫 2 个千户所、陆凉卫 5个千户所，以及及马隆等直隶千户所。

3. 滇西区67个千户所。楚雄卫 5个千户所，大理卫10个千户所、大罗卫 2 个千户所、洱海卫 6个千户所、蒙化卫 8 个千户所、永昌卫 10个千户所、腾冲卫 5 个千户所、澜沧卫 5个千户所、景东卫 5 个千户所，以及鹤庆御 2个千户所、永平御 2个千户所，兼有姚安、姚安中、镇安、镇姚、定远、定边、定雄等隶千户。

4. 滇南区9个千户所。临安卫 5个千户所、通海御 2个千户所，以及十八寨、新安等直隶千户。

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云南的地级市、中心县城基本上都是在明代卫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澄江、安宁、腾冲、建水、楚雄、临沧等。根据万历《云南通志·兵食志》的统计，云南军屯丁额共335426名，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至少在130万左右。

另外，明政府还在州县管辖之地组织了大量内地移民参与民屯和商屯，这些人口归云南布政使司管理，根据《云南通志》，云南民户为135622户，有160.6万人，官田178.8万亩。一户达10人显然不符合常理，笔者认为民户官方编制在册的汉人移民，人口则可能是纳税的人口总量，其中既包含汉族，也有汉化较深的白族、纳西族、彝族、回族和蒙古族等族人口。如果照此计算，云南民屯和商屯人口也有50万左右。

这样的话，明代末年汉族人口，考虑到上统计有重复，保守估计应该为130万左右，乐观估计应该180万人左右。明代末年人口应该是现代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按此推算彼时云南总人口约450万，汉人已经占三成至四成，尽管不是多数，但已经成为云南最大民族了。

汉人的大量进入云南也改变了当地的文化形态。最显著的标志是城池和文庙在云南遍地开花。汉人在云南各地筑建州县千户所以上级别城市至少200座，加上百户所级别军堡，应该在千所左右。很多城池的规模很大，比如大理府城 “周十二里，高二丈五尺，池宽四丈 ，城 内驰道阔二 丈五尺，四门各有楼 ” ，云南府城 “周九里”，永昌府城“周十三里”。今天云南仍存在的古城，如巍山、建水等都是明代遗物。

在意识形态上讲，则是儒学在云南各地的全面繁荣，元代只有路一级单位设有学府或文庙，明代则扩展到县一级，至明末天启年间，云南共计有文庙 63 所、书院 65 所、社学 163 所，有明一代云南中进士者已经达 260 名。

成规模的建制化移民、城池体系和儒学这三件套，有效防止了重蹈汉唐自发移民虽然数量不少，但是最后散落在土著中被同化的覆辙。在有力的经营下，明代中后期云南的汉文明体系已经基本成型，社会文化形态已经发生根本转换，明末士大夫谢肇淛在担任云南右参政时编辑《滇略》一书时，不禁感叹说：“（云南）二百年来熏陶所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

明代云南汉族社会的形成，也使得云南以最偏远一省，可以支撑南明抗清达10多年，可见其汉人群体的规模，当然各民族土司也积极参与抗清运动，可见中央王朝对云南经营的成果。云南在抗清中人口损失很大，据康熙二十四的统计，汉丁仅剩下18.5万，除去人口自然增长和吴三桂带来的移民，汉人牺牲至少一半是可能的。一直到雍正初年，汉族人口才回复到明末水平。

雍正之后大力推行的改土归流是云南治理内地化的第三波，也标志着国家行政权力渗透到云南全境。明朝一方面大举移民，另一方面又因为力量不逮，而承认土著贵族的权力，在云南境内设置了255家文职土司（如土知府、土知州、 土同知、土知县、土通判），159家武职土司（如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山区地带仍归土著贵族统治。

土司的统治一方面是对过去权威的承认，有助于保持稳定，但是绝大多数土司的治理水平都是很落后的，把部落当成独立王国，对内实行残酷的农奴制，对外则是抗拒先进文明的进入，实际上加剧了土著部落与汉族社会之间的文明发展差距。所以，慢慢地土司统治成为一种反动。

清政府倚连续平定南明和三藩之乱的余威，不断裁撤土司或者削弱土司的管辖权，这个过程非常不顺利，接连引起土司的反抗，一次是雍正五年 ( 1727) 正月，镇沅土府改流后，土目聚众焚烧流官衙门，杀死署府事、威远同知刘洪度，另一次是雍正八年 ( 1728) 八月，乌蒙土司禄鼎坤之子禄万福之乱，杀死镇守官兵500多名，之后发生乌蒙之乱，滇东北土司广泛参与。

但是云贵总督鄂尔泰用铁腕手段平息了土司的反抗，公开处决了反对改制的土司，比如今天存留的纳楼土司公署是滇东南著名景点，但是当年其土司舍普礼就因为抗拒改土归流，在昆明被处决；另一例是一次就处决了刀如珍、刀廷贵、陶波公、刀西明、刀西侯、陶国贵等 6 个反对改制的土司首领。

经过大规模改土归流，云南境内土司仅存1个宣慰司、2个安抚使司、2个副宣抚使司、4个土知府、4个土知州等22家土司，除了边远地区的西双版纳、耿马等地带，基本都纳入州县流官管辖范围。

改土归流进一步拓展了汉族人进入云南的垦殖空间，自此不仅是在云南中北部平原地区，即便是在偏远山区，也开始又大量的汉族人居住。比如滇南普洱府道光十六年（1836）有屯田户、客家户共计 48555 户，而土著仅为39929 户，汉人已经超过了土著居住数量。道光《普洱府志》记载：“国初改流，于是人烟稠密，田土渐开，户习诗书，士教礼让，日蒸月化，浸浸乎具有华风。”这是云南边远地区中国化的真实写照。

云南矿产丰富，尤其集中在过去土司控制在山区，改土归流也使得汉人可以进入采矿。根据《清实录》记载，地处中国今天最西南边陲临沧市沧源县的茂隆银厂，在乾隆初年“打槽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就已经颇具规模，矿工继而留下经商和垦荒成为永久居民，今天临沧很多地名都带“厂”字，汉族人口占比高达68%，与改土归流下的开矿不无关系。

至清朝中后期，云南汉族人已经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成为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存的一个内地省。云南人民在近代积极参与民族救亡运动，从抗击法国侵略，到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再到抗战，云南的贡献丝毫不弱于内地其他省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都说明云南经过600余年的内化过程，已经是中国稳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在民国语境中已经成为“内地十八行省”之一。

六、云南历史发展过程与越南的相比

在笔者写作过程中，不禁对中央政府经营云南和越南的差异产生感慨：

越南、云南同为迈入铁器时代的中原农耕政权在公元二世纪前后征服的青铜部落邦国。但是经营结果是截然不同，中原经营越南要顺利地多，在10世纪之前，越南始终在中原郡县制的有效统治之下，加上大量汉人移入，越南社会结构日趋中国化。而汉文明始终没有能有效渗入云南，云南在相对自主的轨道上发展，并且在8世纪两次击败唐朝的大规模征讨，从接受中原羁縻统治的部落，变为接受唐朝册封的相对独立政权。

历史的另一个诡异之初在于，尽管中央政权成功改造了越南，却不妨碍它在10世纪之后脱离中国而独立，即便是最强大时刻的元和明都没有能力征服它；而云南虽为文化上的它者，却在13世纪后逐渐中国内地化，成为中国本部的一部分。

这两个颇为南辕北辙的结局出现的原因在于什么呢？笔者认为，关键因素还是来自于地理对地缘关系、文明规模和族群性格的塑造。

第一阶段的差异源自于交通地理。从古代汉文化最边缘的堡垒四川宜宾，到今天的云南腹地，需要600公里的路程，这600公里都是高山深谷、原始森林，并且居住者数量众多、某些规模颇为强大的部落，这决定了汉人和汉文明向云南扩展是极为困难的，只能以零星、自发的方式进行。云南与中央的联系也时断时续。

而对于经营越南来讲，要容易的多。中原文明虽然非海洋文明，航海技术不是那么发达，但是从宁波或广州港口出发，其航行难度要远远小于通过山路从宜宾到达云南，更没有半路上被土著山民袭击的危险。

是以从汉代到唐末，总保持一定规模的汉人移民南下交趾，交趾也始终和中原王朝保持密切联系，乃至无论政权如何发生更迭，中央政府如何孱弱，都能保持对交州的控制。

这也是汉文明在朝鲜半岛、日本的大规模传播，远远早于在云贵高原、川西高原、广西、东北平原的原因。在古代交通条件下，上述地方经营移民据点，进行人员、物资往来的难度异常大，也大于通过草原或沙漠绿洲地带进行的东西文明交流之路，所以，这些地方都是到了明清近世才汉化。

第二个决定因素是区域内的自然条件。云南地形支离破碎，最大的平原为洱海和滇池周围平原也不过1万多平方公里，这注定了云南的土著民族虽然在历史发展初期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又难以内部统一化，形成大的民族集团与中原文明进行抗衡。

我们看，即使经历了漫长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白蛮、乌蛮也没有融合成一个民族，依旧是分化为今天的白族和彝族两个民族，况且彝族内部又千差万别，各地方言之间甚至不能互通。

这注定了它只能依赖自己的地理屏障，在中原力量所达不到的时候自保，但是一旦中原文明积蓄达到一定地步，可以大规模进入的时候，它完全没有抵挡的能力，只能被各个击破了。

而越南北部红河流域平原，远远比珠江下游平原辽阔，面积约为12万平方公里，大约是关中平原的3倍，或者相当于长江下游平原，这是中华早期帝国长江流域以南最大的平原板块。

越南的地理位置又决定了中原既可以保持一定规模的文化输出，又难以大力经营它，改变它的人口结构。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越南土著可以在半独立状态下吸收中原文明，用中原的技术提高生产力，用汉族的社会组织方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从而发展成为一个大的民族集团。

其三是地理因素对民族性格的塑造。云贵高原以山地为主，地形封闭，塑造了本地人比较保守自闭的性格，使得学习外来文化不积极。以至于即使最靠近内地的滇东北，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些部落都还有奴隶制残余。

而越南土著作为平原和沿海民族，与朝鲜民族、日本和族一样非常善于学习外部文明，并且能够保持自己身份认同独立性。雒越与古滇民族同样在两汉时期经历了奴隶制青铜邦国的解体，但是在隋唐时期就已经进化为一个成熟的官僚宗族式的东亚式民族。

这个民族在接受了汉字和儒家学说后，依旧有完全独立于汉族的民族认同，一有机会就会寻求脱离北方政权而独立，自从公元5世纪后这种挑战就越来越多，并且反叛不是底层的农民起义，而都是本地精英大族带领的（如李氏、杜氏、丁氏）。

唐代中期后，红河三角洲发生了两个大的变化：一是随着南海贸易圈的形成，红河三角洲地带得以积累大量财富，其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其二，唐代持续藩镇割据，中央对越南的经营持续减弱，使得本地贵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终于在五代时期脱离中国而独立。

朝鲜半岛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它曾经一度是中原王朝的郡县。但是本地人善于学习进化，甚至比越南民族还早就完成了“封建化过程”（儒教官僚式国家），这种社会组织模式的华夏化，使其增强了社会稳定性、动员能力，可以更有效对抗中原政权的军事征服压力，又因为意识形态的同质性，能够让中原政权接受它的藩属地位。

其实这两个民族都是很幸运的拥有某种地理天然禀赋，又很聪明地找到了与强大的中央帝国的相处之道，是以与全球人口最多的民族相邻两千年，而最终保持了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