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第一年，宝安县人民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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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8月17日，东江纵队先后收复西乡、固戍等地；24日，收复深圳镇；30日，宝安县城南头的日军向东江纵队投降。南头也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收复的第一个县城。

《华南广九路西，光复宝安县城》

《解放日报》（1945年9月26日）

短暂的平和

8月24日，宝安军事特派室与宝三区联乡办事处进驻深圳镇，随即召开万人庆祝大会，与民同庆胜利。当天，历经多年苦难的深圳镇人民聚集在设于深圳的伪宝安县政府门前，欣喜地看着伪惠阳警察大队缴械。而驻守深圳的日寇仍缩在兵营中，一直拒绝向东江纵队投降，但迫于形势，最终还是派出代表，将地方上的行政、治安等事务移交东纵接收。

宝三区联乡办事处旧址

进驻深圳后，东纵进一步对日军开展分化瓦解工作，从个体日军入手进行说服和劝降。然而，由于国民党特务的唆使，直到9月12日，仅有约150名日军向我军投诚或投降，其余日军仍以等待上级命令为由，继续拒绝缴械。

在东纵领导下的宝三区联乡办事处接管期间，宝安三区人民迎来了短暂的平静。深圳墟等市场繁荣畅通，治安井然有序，深圳镇的百姓与东纵战士打成一片，呈现出一派祥和景象。

新一军的抢功

9月下旬，国民党第13军（石觉部）和刚从印缅战场回国的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孙立人部）开抵广九线。9月26日下午五时，国民党军队进入深圳镇。此时正值国共恢复和平谈判的关键节点，为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尽管当地人民极力挽留，为顾全和平大局，驻扎深圳的东江纵队只得忍痛撤离。

《深圳日军缴械》

《大公报（重庆）》（1945年10月6日）

1945年10月3日，深圳日军举行投降仪式，由新一军孙立人部受降。南头和罗湖方面的日军集中至深圳乡公所投降，其中日军德本光信联队由国民党新一军第30师89团2营侯超文所部受降。解放宝安的功劳，就这样被国民党抢去。

1945年10月6日，侯超文与德本部在深圳进行交涉

东江纵队撤出后，国民党军队接管了宝安县的政务与军务。当三区人民以为和平时期已经到来、即将过上安稳日子时，国民党军队的表现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三区百姓“重回”苦难

与东江纵队“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截然相反，国民党军队进驻深圳后，肆意欺压百姓，横征暴敛，让民众苦不堪言。9月30日，国民党第13军因需北上，在深圳驻留十五天休整，期间强占民房，村民稍有不从，便被冠以“奸匪”罪名，施以酷刑。同时，该军还强制各村缴纳军需物资，每村需交稻谷六十担，每日另缴禾草两千斤，本就因战乱尚未恢复元气的村落，更是雪上加霜，穷苦百姓陷入绝境。10月16日，第13军撤离深圳，民众才得以短暂松气。

1927年英国人拍摄的深圳河及深圳墟一带

民国时期的“深圳”一般指的就是这一片

10月17日，国民党第8军进驻深圳，其行径比第13军更为恶劣。他们在深圳强买强卖，导致市面萧条。该军还带来大批妓女，强占民房开设烟花场所。更令人发指的是，第八军在深圳奸淫掳掠，罗湖村和蔡屋围各有一名妇女被国民党军官强奸，两名妇女还被勒索数千元。10月20日，第8军撤离，不少村民如送瘟神般焚香点灯，庆祝其离开。

仅平静两天，10月22日，国民党第64军又进驻深圳，同样强迫百姓缴纳稻谷、禾草、大米，民众无力反抗，只能被迫依从。两天后，第64军也撤走了。

10月26日，新一军第五〇师立昆部驻扎深圳，深圳百姓再遭一轮灾祸。该部进驻后，立即联合萧天来部，在三区推行保甲制度，开展所谓“剿匪清乡”行动，大肆抓捕抗日分子与进步知识青年。

三区的大致包括现福田区、罗湖区、布吉、沙湾、盐田、沙头角等

黄贝岭村的张材被萧天来无端指认为“奸匪”，缴纳十五万元后才得以“自新”；同村的张祺森，因曾与游击队一同抗日，被新一军抓去关押数周，花费十几万元后方获自由；罗湖村民选村长袁康平，沦陷时期曾坚持敌后工作，被冠以“奸匪”罪名关押两周；上沙村抗日村长黄咱妹被逮捕后关押在集中营，期间花费三千元才换来一碗冷饭充饥；下梅林商人郑石荣，在沙尾渡头被新一军第50师驻防官兵抓捕，诬指为游击队员，押往南头关押，后被沙头乡长黄启发与县长吴舜农联合敲诈十余万元才得以脱身；皇岗村的庄浩全、庄火添等抗日分子，也被迫缴纳费用“自新”。

100年前的深圳墟航拍图

国民党军队从东江纵队手中接管三区的最初几个月，不仅强征暴敛，还设立各类盘剥机构，搜刮民脂民膏。战后几任区长均借机敛财，第一任区长叶大荣在任不到三个月，便搜刮数百万元；1946年任职的区长黄子球，与县长吴舜农勾结，在全区大肆搜刮，中饱私囊，民众的血汗钱被肆意掠夺。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与曙光。然而事与愿违，国民党当局并非真心求和，蒋介石暗中筹划内战。而在地方层面，国民党军队更是毫不掩饰，不断向解放区进犯。

萧天来在龙华的罪行

11月6日，国民党中央军保安队萧天来部与陈培部配合新一军第89团，分三路进犯龙华。上午八点占领龙华墟后，立即恢复旧保甲制度，召集保甲长开会，勒令各保在两天内缴纳枪费一万五千元、白米一百五十斤。同时，东江纵队建立的民主乡政府所存的一百三十余担公粮，以及大船坑村农会的十余担公粮，全部被该部洗劫一空。

四区的大致范围，包含现龙华区大部、平湖、石岩等地

之后，国民党军在全乡大肆抢掠。当天，赤岭头村何来发的甘蔗地被强占，村内鸡鸭鹅等家禽成为官兵的“射击目标”；石坳村村民被全部囚禁在祠堂，财物被搜刮殆尽后，官兵竟在浪口摆摊销赃。次日，萧天来强占石角村黄观常的住宅与碉楼，作为军事堡垒。期间，东江纵队发起反击，击毙萧天来部八名官兵。

为救援萧天来部，11月13日，新一军第89团一部再度进攻龙华，当晚进驻龙胜堂村。该部在村内肆意施暴，强奸妇女，还将男女青年驱赶至祖祠前，强迫其脱去裤子，用枪恐吓取乐，龙胜堂村被洗劫一空。当部队抵达龙华墟时，随意开枪放炮，周边村落均遭波及，无辜民众深受其害。

民国时期龙华墟及附近地图

萧天来部撤退时，烧毁黄观常的房屋和碉楼，抢走石角村男女衣物及一头怀胎母猪；途经龙胜堂时，砍光全村甘蔗；经过油松时，射杀一头耕牛；经过水斗村时，抓走八名村民。

五十四军一连祸乱龙华

12月18日，中央军五十四军一部约二百人包围牛地埔村，企图抓捕民主乡长周振熙。周振熙正对该村民众讲话，闻讯后向河边奔逃，追兵向其开枪射击，周振熙不幸中弹牺牲。顽军将周振熙衣物扒光，并在牛地埔村搜刮民财，损失不计其数。

周振熙（1898—1945）

龙华弓村人。早年教书，1938年12月参加东宝惠边区人民抗日游击队，次年入党。1941年日寇几次“扫荡”龙华，周振熙带领自卫队配合抗日游击队参加反扫荡斗争。后根据上级指示，与胞弟周吉等人，到沙河、白石洲等地开辟新的敌后战场。曾任龙华乡抗日民主政府副乡长、乡长。1945年12月18日被国民党顽军围捕牺牲。

12月22日，该部驻扎横朗村，召集保甲长开会，将乡长十一万元的薪水强行摊派给各保承担。24日，该部洗劫大船坑村，抢走大量财物。27日，该部分头行动，一路包围赤岭头村，以搜捕抗日青年为名抢掠财物；另一路在鬼坡坳拦截沙河乡民众用于购猪的十三万元钱款。当天下午，该部再次进驻龙华墟，要求每保缴纳一百五十斤大米，强迫村民“自新”，每人收取五百元“自新”手续费，同时勒令各村加紧编纂户口册、从匪名册及五家联保名册。31日，该部包围窑下村附近山岭，在布九窝地穴内收缴十八枝民兵步枪，随后洗劫窑下村，抢走村民所有贵重衣物与钟表。

民国末年的龙华浪口村

1946年1月1日，由国民党军扶持的龙华乡乡长钟汉权强迫每保慰劳一头猪、五十斤米。一月初，该部包围新墟，抓走一位游姓副乡长的妻子和母亲，严刑拷打。该部还抢走全乡粮食合作社所存基本谷十余石，游副乡长家中储存的数十担谷也被抢走。此外，还有大量衣物财物被抢。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并于1月10日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等文件，规定双方自1月13日午夜起停止军事行动。

1月14日，该部包围弓村，以没收“奸匪”公粮为名，抢走村民稻谷及周家祖祠内四十多担存谷，同时大肆迫害抗日家属，殴打周吉（周振熙之弟，东纵战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宝安县副县长）之妻张氏，将周吉的哥哥周凤打成跛子，还恐吓要烧毁抗日家属的房屋。

周吉（1905—1995）

龙华弓村人，周振熙之弟。1938年随兄加入东宝惠边区人民抗日游击队，1939年入党。曾参与火烧大涌桥、营救港九中队等战斗。1945年任民兵大队长，率队迫使南头伪联防大队投降，缴枪600余支。后奉命赴香港建立联络点，掩藏枪支约500支。1948年春回到宝安组建县武工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宝安县副县长、广东省杨村柑桔场场长等职。

1月22日，该部会同钟汉权，以存有“奸匪”公粮为名，抓捕界板坑村张亚生，勒索十五万元后才将其释放。此外，龙胜堂、上下早禾等村的农作物、家禽，均被该部肆意掠夺，成为“免费军需”，不少村民的住宅被拆毁，用于建造防御工事。1月26日，第54军一连调往乌石岩，2月4日又重返龙华，继续祸害当地民众。

周义心部的罪行

1月14日，徐东来下属周义心部的陈中队进驻龙华，龙华又迎来一批“土匪”。1月18日，驻扎观澜的周义心部包围廓冚村（即国钦村，现共和村），捉拿农民游柱邻，诬指其藏有“奸匪”公粮谷，严刑拷打后抢走其家中约五十担谷。游柱邻被释放后，因极度惊吓最终病逝。

1977年地图上的龙华一带

30日，陈中队会同钟汉权，借故搜查赤岭头，抢走大量财物，包括该村鼓手所用的一面铜锣和两把笛子，并要求鼓手缴纳四千元赎回乐器。同时，该队还将中心小学校长何伯琴之妻陈氏、年逾七旬的老海员何世湘、前任村长何运三人抓走，要求缴交短枪五支。

龙华的苛捐杂税

国民党扶持的龙华乡乡长钟汉权，依仗军队势力，向辖下各保强行摊派各类费用，包括其每月五万五千元的薪水、常备队每月十万元的经费、响导员每月五六万元的费用，平均每保需负担二万元及四百斤大米。此外，保长、甲长的薪水也全部由百姓缴纳，民众还需承担柴火供应、公路修建等无偿劳役，负担日益沉重。

除摊派费用外，各类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众不堪重负。杀猪需缴纳杀猪税，每头一千元；制糖需缴纳制糖税，每锅蔗水（可制四十多斤糖）八百元；卖糖还需再缴糖税，每担一千元。其他如酒税等消费税较之前增加十多倍。

自国民党军进驻龙华以来，除被没收的公粮外，全乡被驻军抢走的粮食不下两百担，其他财物更是数不胜数。仅钟汉权一人，便搜刮了三百多万元及百余担谷。

萧天来部在沙湾的暴行

让我们的视线重回三区。

1946年1月29日上午十一时许，萧天来部八十余人进犯属解放区的沙湾，抓捕无辜百姓。他们先攻打沙湾税站，游击队员成功撤退后，便到大望村内抓人。萧天来的士兵抓了五名无辜村民，施以酷刑，逼问东江纵队游击队员下落。这些村民有的是小贩，有的是贫农，有的是开茶寮的，并不了解游击队的情况。一无所获后，恼羞成怒的萧天来将五人殴打一顿后释放。

民国时期沙湾一带地图

次日，萧天来部进驻大望村大屋。31日，萧天来召来地头蛇郑国泰父子、戴镜扬、郑维廉，让他们下发通知，要求沙湾各村负责人到大望何屋学校开会，重建乡政府，要求在大年初二（2月3日）选出乡长，建立五家联保。下午四时，该部派兵包围波罗山。2月1日，正值除夕，萧天来派十名便衣携带短枪到莲塘一带搜捕民主人士并趁机抢劫。

大年初一，沙湾各村毫无过年的喜悦，反而笼罩在恐惧之中。当天，萧天来部分兵两路，一路前往黎围，一路前往上四约（厦村、吉厦等地）。进犯黎围的部队对全村进行大搜查，甚至连村里的厕所都不放过，将村子搞得鸡飞狗跳。一名妇女因家中几千大洋被抢，上前理论，反遭殴打并被抓至队部，村民郑甲村、郑福被勒索共计十三万元。

黎围、波罗山、草塘围、大埔围、香园仔、大径（部分）六村如今已淹没在深圳水库之中（图为深圳水库中的村子，郑中健摄）

进犯上四约的部队同样恶行累累。他们在厦村遇到一位名叫张耕呈的沙塘布老人，以卖鹅毛鸭毛为生。过年时他在沙湾墟买了一件日本衣服，顽军见到后一把抢过，说道：“这衣服只有我们国军才能穿，你们不配。”老人苦苦哀求，顽军将其骂了一顿后扬长而去。

大年初三，萧天来部变本加厉，到各村大肆搜刮。丹竹头民主乡长沈来英、吉厦民主村长郑光、农抗会郑才生、南岭村青年林汉仁、厦村青年戴宏武五人被抓捕，萧天来还恐吓要抓光全乡青年。同时，该部公然“打单”（民国时期土匪向民众勒索钱财的行为），厦村戴树德、戴庆林各被勒索十万元，戴康被勒索五十担谷，戴满士被勒索四百斤谷、两斤鸡、两罇酒及一罐米散；大望村张国又、张春度、张兆平分别被勒索八百、四百、两百斤谷。

直到解放前，宝安县依然是烟赌遍地

此外，萧天来部在沙湾全乡开设赌场、烟馆，每日强迫乡民缴纳柴火、禾草，当时的报纸评价其剥削“惨过日寇对沙湾乡民的剥削”，民众的苦难远超抗战时期。

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6年初，宝安县经历了从短暂和平到重回苦难的剧烈转折。东江纵队浴血收复失地，给民众带来了安居乐业的希望，却因维护和平大局被迫撤离；国民党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后，倒行逆施、横征暴敛，将民众重新推入水深火热之中。

日寇走了，百姓没有等来太平。他们等来的，是一批穿着军装到处劫掠的“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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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宝安的灾难》

《宝安四区属的灾难》

《萧天来部在沙湾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