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人被追责，12个是副行长！农行上海分行的罚单，专“杀”副行长

文 | 金透财经 王剑

图 | 微摄

七项违规，贷前贷中贷后全线失守

8月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披露行政处罚信息，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因存在多项违法违规行为被罚1210万元。处罚文书号为沪金罚决字〔2026〕115号。

1210万的罚单很重，但真正让人坐不住的是另一组数字——14名责任人同步受罚，其中12人是支行副行长。

翻看这张罚单的违规事项，覆盖了从贷前到贷后的全流程。行政处罚决定书列明了七大问题：

固定资产贷款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经营性物业贷款授信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贷款资产风险分类不实；流动资金贷款需求测算不合理；流动资金贷款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信用证押汇业务授信后管理不到位；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管理不到位。

七个问题，横跨对公信贷、贸易融资、票据贴现多条核心业务线。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贷前需求测算是瞎算的，贷中授信审核是走过场的，贷后跟踪管理是没人管的。从固定资产贷款到经营性物业贷款，从流动资金贷款到信用证押汇，从资产风险分类到票据贴现，每一个环节都在出问题。

其中，“贷款资产风险分类不实”尤其致命。资产五级分类是银行识别信用风险、计提风险拨备的基础——分类一旦失真，不良贷款率的真实性和拨备计提的充分性都将受到影响，直接扭曲资产质量真实情况，掩盖潜在不良风险。

七项违规，贯穿信贷全流程。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失误，是整个风控链条的系统性失灵。

12名副行长被追责，9家分支机构“中招”

再看处罚名单。

14名被追责人员中，12人来自支行副行长岗位。涉及的分支机构超过9家——浦东分行、普陀支行、宝山支行、徐汇支行、松江支行、川沙支行、虹口支行、闵行支行、嘉定支行。几乎覆盖了农行上海分行在上海的整个县域和城区支行网络。

具体来看：对经营性物业贷款授信管理违规负有责任的4人中，3人为支行副行长；对固定资产贷款管理违规负有责任的8人中，涵盖7位支行副行长及1位分行部门副总经理。

宝山支行副行长钱思华一人同时涉及经营性物业贷款授信管理违规和贷款资产风险分类不实两项问题，是本次被追责人员中违规事项最多的。4名被罚款10万元（个人罚款顶格档位）的责任人中，3人来自支行副行长岗位。

分行层面同样未能幸免。时任农行上海市分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张国军，因经营性物业贷款授信管理违规被警告并罚款10万元；时任农行上海市分行房地产金融部副总经理施征宇，因固定资产贷款管理违规被警告并罚款5万元。

处罚名单清晰勾勒出一条问责链条：从分行信贷管理部到房地产金融部，从浦东分行到9家支行——副行长岗位，成了这轮监管“精准打击”的重灾区。

从49万到1210万，半年“升级”25倍

这不是农行上海分行今年第一次被罚。

1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披露，农行上海分行因违反金融统计管理规定被罚款49万元。彼时违规仅涉及数据报送，未有个人被追责。

时隔不到7个月，同一家分行再被处罚——金额从49万跃升至1210万，翻了近25倍。违规事项从1项扩展至7项，追责从机构延伸至14名个人。

25倍的增幅背后，是监管逻辑的升级：从“罚机构”到“罚人”，从“单点问责”到“全链条追责”。

从全国范围看，农行其他分支机构亦有类似情况。2026年以来，农行浙江、固原等多家分行也因信贷管理问题相继受罚。多家分行在同一类问题上相继失守，暗示基层信贷合规管理可能存在共性问题。

从49万到1210万，同一家分行用了不到7个月。这不是“进步”，这是“病情恶化”。

整体向好，局部失守：大行的“合规悖论”

与上海分行被罚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农行整体经营数据的持续向好。

2026年一季报显示，农行总资产从2020年末的27.2万亿元增长至51万亿元，几近翻番。营业收入2063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创2020年以来新高；净利润756亿元，同比增长4.8%。不良贷款率降至1.25%的历史低位；拨备覆盖率292.55%，贷款拨备余额10397亿元。

一边是总行层面规模、质量、效益多项指标领跑同业，一边是地方分行信贷业务频频踩雷。这种“整体向好、局部失守”的分化，折射出大行在规模快速扩张过程中，基层风控能力与业务增速之间的匹配挑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一家银行的不良率已经压到1.25%的历史最优水平，为什么还有分行在资产风险分类上“不实”？为什么还有支行在流动资金贷款需求测算上“不合理”？为什么还有分行在贷后管理上“严重违规”？

数字好看，不代表底子干净。财务报表上的不良率降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它可能只是被“分类不实”藏起来了。

副行长成了“高危岗位”

14人被追责，12个是副行长。这不是偶然。

副行长是银行体系里最“夹心”的职位——上面有行长压着指标，下面有客户经理等着签字。业务要做，风险要把，合规要守。指标完不成，行长不满意；风控出了事，监管找上门。

但罚单揭示的真相是：很多支行的副行长，在“规模优先”的考核压力下，选择了把合规放一边。

业内人士的判断直指核心：商业银行必须从“规模优先”转向“合规优先”，只有将合规嵌入到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才能真正守住金融的安全底线。

但“规模优先”向“合规优先”的转型，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实现的。它需要考核机制的调整，需要激励导向的重塑，需要“合规”在KPI中真正拥有否决权。

在农行上海分行的这张罚单里，12名副行长被追责——这既是对过去的清算，也是对未来的警告。

当“副行长”成了罚单上的高频词，银行体系中层的每一个人都该问自己一句：下一个，会不会是我？

1210万的罚单，14人被追责，12个是副行长。农行上海分行用半年时间，把49万的小罚单“升级”成了1210万的大罚单。监管用这张罚单告诉所有银行：机构要罚，人也要罚；总行数据好看没用，分行出了问题一样挨打。当“专杀副行长”成为罚单的标签，银行中层管理者是该好好想想了：在规模和合规之间，到底该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