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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老铁”可以说是中文互联网最热门的梗词之一了，高频出现于网络社交、直播表演乃至现实对话，常以“扎心了，老铁”“老铁，妹毛病”等固定搭配来表达赛博情绪。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淳朴热情的美利坚人民也有英语版“老铁”，那就是单词brother的缩写：bro。
在日常闲聊里，bro是随性、诙谐、充满松弛感、有时也可以阴阳怪气的；在社交媒体上，bro常作为万能词缀出现，有趣的是，这类语言组合往往带有嘲讽和贬义，最典型的就是“行业+bro”的复合形式。
比如，finance-bro可指代一切向钱看的金融男，crypto-bro可指代迷恋泡沫投机至死的加密货币信徒，而tech-bro，即“科技老铁”，或者说“科技老哥”，则指代这样一类人群：年轻男性，崇尚资本和企业的自由，反对政府行政监管，蔑视既有权威，比如传统行业的老巨头、科学领域的老泰斗，坚信一切问题都能靠技术方案解决。
随着越来越多科技老铁掌握资本和话语权，随着风险投资人进入大学董事会，工程师制定研究议程，亿万富翁资助学科领域……原本仅限硅谷的科技老铁文化蔓延至美国的整个科学技术体系，掀起了所谓“科技老铁化”浪潮，英文叫作“tech-broification”。
鉴于tech-broification一词暂无通用中文译法，其文化内涵也难以通过“科技老铁化”或其他中文词传递到位，故下文统一称之为“科技bro化”。
何为“科技bro化”
传统上，科研工作离不开长期深耕和同行评审，也相当仰赖制度稳定性；遭遇科技bro化后，从业者则会采纳创业世界的价值观、话语体系和实践模式。一支bro化的科研团队可能苦求颠覆性创新，却忽视研究深度，看重短期成果产出，却不再长期探索，推崇魅力型领袖，却弱化严谨的协作体系……
上述文化源起1990年代互联网泡沫时期，在2010年后急剧扩张影响力。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杰夫·贝索斯等科创巨头企业的创始人，陆续将巨额资金投向各类科学研究领域。
蒂尔出资扶持抗衰老研究和海上定居项目；马斯克创立脑机接口技术公司Neuralink，推进人工智能安全研究；贝索斯布局再生医学和太空移民。虽说私人慈善资助向来都是美国科研事业的一部分，但最近十余年的这波投入，无论是规模还是其附带的意识形态导向，都可谓前所未见。
当商业精英掌舵科学机构
科技bro化最直观的体现，可能就是大批科技企业高管成为重要科学机构的舵手。
近几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以及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全都在压力下推行硅谷式管理模式，并将“颠覆性”作为评价指标。举例来说，有一名前谷歌高管被委任执掌NSF的创新议程，这一任命释放明确信号：
官方更青睐可直接落地市场化的应用型技术，而非基础理论研究。
此外，健康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H)等新机构，效仿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模式，优先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而项目负责人多是专业背景侧重技术而非科学研究的从业者。
政治力量进一步助推这种趋势。不少美国政客认为其政府主导的科研机构臃肿迟缓、亟须革新。2025年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直接将NSF和NIH列为预算削减与重组的对象，声称基础研究必须紧密绑定商业产出。
矛盾由此产生并加剧：“老派”的科学家捍卫严格同行评审制度与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传统资助体系；作为“新势力”的政策顾问却把这套体系视作创新阻碍。
富豪科学的机遇和威胁
“富豪科学”(billionaire science)的浪潮如同双刃剑。
一方面，像陈-扎克伯格倡议(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这样的慈善机构豪掷数十亿美元，用于开放获取期刊建设、疾病研究和幼儿教育；旗下的陈-扎克伯格生物中心(Chan Zuckerberg Biohub)资助了细胞图谱绘制、传染病监测等宏大项目，要知道此类课题往往难获联邦政府拨款。
另一方面，富豪捐赠者常会附加限制条件，将研究方向绑定个人兴趣，比如延长寿命、通用AI、火星移民等。
此外，科技bro往往偏爱能出顶刊文、能搞大新闻的成果，轻视缓慢、严谨的验证工作。社会心理学与生物医学领域接连出现实验无法复现的行业危机，科研人员被迫产出“颠覆性”大发现是驱动之一。
资本扶持的实验室还可能照搬硅谷“速攻破局”(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的行事风格，在伦理问题上突破红线。曾缔造“滴血验癌”神话与十亿美元骗局的Theranos公司就是反面典型。
人才培养体系与科研文化的转向
硅谷文化正重塑着新一代科研人员的培养路径。
如今美国的博士项目普遍鼓励学生将研究商业化、参加创业训练营，把自己定位为创业者。高校里的技术转化办公室更名为创新中心，终身教职评定有时会受专利数量和学术衍生企业影响。
这类转变固然能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但也在稀释大学教育的基本使命，即培养充满好奇心、具备批判性思维、不带有直接盈利动机的探索者。
另一方面，科学界内部正出现文化上的割裂。
大量青年科研人员崇拜马斯克或风投大佬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这类人物。二人曾公开批判高校体系僵化、惧怕风险；年轻人逐渐认同了这样一种观念：真正的突破诞生于车库和初创公司，而非政府资助的实验室。
由于学术职业的不稳定性持续加剧，包括终身教职岗位缩减、申请科研经费的压力增加，这一代际观念转变也进一步加剧，与之相对的，创办公司、套现致富的诱惑越发难以抗拒。
同行评审遭受侵蚀
同行评审作为科学诚信的一大基石，如今也遭受到科技bro文化的冲击。
科技巨富大力推动开放获取期刊和预印本平台发展，这的确降低了科研文献的查阅门槛，却也削弱了权威刊物的筛选把关功能。未经专业评审的预印本广泛传播，再经由社交媒体发酵放大，其中存在缺陷甚至造假的研究也可能迅速爆火全网。
硅谷所推崇的“来自市场的快速反馈”正取代同行专家细致、审慎的评估。
更惊人的是，有富豪自己创办学术刊物或出版平台，对外宣称要“修复”学术出版体系。此类平台倒是真能提高发表效率，但它们也会绕开最关键的论文审核机制——旨在防止利益冲突与保障实验可复现性。
如此，科研生态会否以变得碎片化？大众对科学的信任会否流失？
美国政客还可能利用那些不被学界主流认可、却经“富豪平台”发布的另类观点，以求达成某些特殊目的。
历史重演？从军工复合体到科技产业复合体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发出著名的“军工复合体”警告——要警惕国防机构与私营企业间的共生关系。
如今，硅谷与科研体系之间形成了一套类似当年军工复合体的共生结构，不妨称之为“科技产业复合体”(tech-industrial complex)；公共研究机构、风险资本、企业研发之间的边界因此而变得模糊。
冷战时期，政府资金是基础研究的核心驱动力；当下，少数超级富豪有能力左右整个学科的发展走向。
以人工智能为例。在长达数10年时间里，AI研究的规模一直不大。而到了2010年代中后期，谷歌、脸书、OpenAI等企业开始疯狂砸钱砸资源布局AI赛道，制定研究方向，开出高校望尘莫及的高薪吸纳顶尖人才。如今绝大多数重磅AI论文均出自企业实验室，本该引领前沿的大学却逐渐边缘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套模式正复制到生物、化学、材料科学等领域，被前文反复提及的科技bro化趋势所裹挟，而一门学科的科技bro化，意味着其发展方向由少数企业的盈利目标而非公共利益决定。
科技bro的代表人物
在美国一众商业领袖、科技大亨里，有三位推动科技bro化浪潮席卷全美的主力选手不得不提，分别是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和杰夫·贝索斯。
彼得·蒂尔 |PayPal联合创始人、脸书早期投资人
蒂尔长期激烈抨击高等教育体系。他设立蒂尔奖学金，资助年轻人退学创业，通过自己麾下的风投公司Founders Fund投资抗衰老研究(Unity Biotechnology公司)和私人太空飞行(SpaceX)，还支持对国家科研政策的法律挑战。
埃隆·马斯克
马斯克的商业版图覆盖脑机接口(Neuralink)、隧道挖掘(Boring公司)、可持续能源(特斯拉)等。其中Neuralink以惊人速度从动物实验推进至人体临床试验，却也引发了关于知情同意和长期安全隐患的伦理争议。
他完美诠释硅谷科技bro的行事哲学：绕开传统监管流程、许诺颠覆性成果、利用社交媒体制造热度、吸引融资。
杰夫·贝索斯
贝索斯依托自己通过亚马逊积累的巨额财富，成立了家族办公室贝索斯探险基金(Bezos Expeditions)，其投资项目从扫地机器人延伸至干细胞研究，可谓五花八门。
他还与人联合创办阿尔托斯实验室(Altos Labs)，这家生物技术公司携30亿美元初创资金，专攻细胞重编程与抗衰老研究，堪称“私营企业引领学科发展”这一新模式的代表：企业将攻克衰老难题设定为使命，凭借天价薪资和自有知识产权吸引学术精英。
虽说科研工作本身依旧是严肃的，亿万富翁执掌“科研机构”的模式很难不让人疑惑：究竟是谁主导研究议程？研究成果带来的收益如何分配？
科技bro化浪潮与政治力量相互交织
保守派政治势力大肆鼓吹“颠覆性创新”叙事，宣称政府主导的科学效率低下，应当被私有的、市场驱动的模式所取代。相应举措包括：针对那些不产出直接商业应用的科研机构削减经费；在各类科学顾问委员会大量安插毫无基础研究经验的科技企业高管。
由此可能将发生微妙而深远的转变：科学越发被视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工具，而非服务全民的公共事业。
一旦科学沦为产品，其公信力必然受损。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快速推进了加速疫苗研发，这当然是政府与私营部门合力造就的成功，但公私合作也催生出诸多乱象，包括监管机构面临政治压力，以及羟氯喹等未经证实的疗法广泛传播，等等。
当科学家的专业决策权被转移至企业家手中，客观证据与主观观点的界限将变得模糊。
如何应对科技bro化趋势
警惕与遏制科技bro化浪潮，并不等于压制产业合作、排斥企业参与科研。
许多科技领袖的确怀有理想，渴望攻克疑难病症、解决重大难题。真正的问题来自——商业逻辑压倒科学研究的准则，即学术独立、同行评审、支持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以及服务公众的责任。
为了捍卫这些准则，科学界必须做到：努力争取充足的公共科研经费；严守学术出版的审核把关机制；拒绝仅以商业潜力评判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大学必须保护自身的自主权，避免受捐赠资本过度干预。
对年轻人的价值观引导至关重要，在科学好奇心与商业前景之间，在实验严谨性与流量热点之间，新一代科学家的抉择将决定学科未来。
-本文作者罗伯特·哈特（Robert Hart）是The Verge媒体记者，他聚焦人工智能的社会伦理议题、医疗与科学领域应用，以及动态演进的政策环境，同时关注 AI 安全风险，追踪 OpenAI、Google DeepMind、Anthropic 等顶尖实验室的发展动态-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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