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维持：民事用判决，刑事用裁定？||庄玉武-比较法刑辩

二审维持：民事用判决，刑事用裁定？

——兼论刑事二审不开庭审理的行政审批化羁绊与诉讼实质化重塑

摘要

在我国现行诉讼法体系中，存在着一个长期被实务界习惯、却在诉讼法理上蕴含深层张力的制度现象：在二审程序中，对于维持一审裁判的处理，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均规定以“判决”形式做出，而刑事诉讼法却规定采用“裁定”形式。这一裁判形式的分化，表面上似乎仅是立法技术或术语习惯的差异，然而，将其置于刑事二审实践中居高不下的“不开庭审理（书面审理）”背景下加以审视，便暴露出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深刻困境。

剥夺公民财产与私权利益的民事诉讼在二审维持原判时尚需通过“判决”予以独立的实体确认；而直接关乎公民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的刑事诉讼，二审维持原判不仅在裁判形式上退缩为处理程序事项的“裁定”，更在审理模式上大量依赖以案卷书面流转为特征的不开庭审查。这种“裁定维持”与“不开庭审理”的叠加，使刑事二审在运行逻辑、审理方式以及文书说理上呈现出高度的行政化特征，本质上面临着异化为上一级法院对下一级法院裁判进行内部复核与行政盖章确认的“行政审批手续”的危险。

本文通过全面核查现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精准条文，梳理二审维持裁判的形式分野与历史渊源；结合法理学、诉讼模式理论与比较法经验，剖析刑事二审“不开庭”与“裁定维持”交织所产生的行政审批化效应；进而从直接言词原则、裁判文书说理革新以及法院内部审判权运行机制去行政化等维度，提出打破这一制度羁绊、重塑刑事二审审判实质化的系统性改革方案。

关键词： 二审维持；刑事裁定；民事判决；不开庭审理；行政审批化；直接言词原则；审判实质化

一、 问题的提出：民刑二审维持裁判的形式分化及其法理疑问

1.1 立法文本的对照：二审维持原判的形式分化

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在二审程序中对“维持原判”这一裁决结果的表述与文书载体存在着明确的立法差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二审法院应当“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二审法院应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二审法院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两大二审维持模式的立法文本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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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维持原判裁判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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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 / 行政二审维持原判 │ │ 刑事二审维持原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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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载体形式：判决书 │ │ • 载体形式：裁定书 │

│ • 法定依据：《民诉法》§177 │ │ • 法定依据：《刑诉法》§236 │

│ 《行诉法》§89 │ │ │

│ • 审查要件：事实清楚+法律正确 │ │ • 审查要件：事实+法律+量刑适当│

│ • 审理原则：开庭为原则 │ │ • 审理原则：开庭为原则 │

│ （未提新证据经询问可不开庭）│ │ （实践中大量转化为书面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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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立法设定展现了清晰的逻辑对比：对于民事和行政诉讼，一审判决经二审复核无误后，二审法院必须作出一部全新的“判决书”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在刑事诉讼中，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时，依法作出的却是一份“裁定书”。

1.2 形式差异背后的法理张力

在裁判文书分类学中，“判决（Judgment）”与“裁定（Ruling/Order）”承载着截然不同的法律功能与制度权威。判决是国家司法机关对案件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或被告人罪责刑问题的终局判示，必须建立在严密的庭审质证、直接言词原则及详尽的证据说理基础之上；裁定则是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对程序性事项、诉讼障碍或特定法律状态作出的处理决定，其显著特征在于非言词性、灵活性与文书结构的极简性。

将这一基本法理置于民刑诉讼的保护客体与价值顺位中审视，必然引发严重的法理悖论：

·私权诉讼用判决：民事诉讼所纠葛者，多为平等的民商事主体之间的财产权益或人身非财产权益。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被视为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二次审查与终局宣告，故必须赋予其独立的“判决”形式。

·刑事诉讼用裁定：刑事诉讼所关涉者，是国家刑罚权的发动，直接决定着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乃至生命剥夺。然而，当二审法院确认一审定罪量刑完全正确、需要维持原判时，所使用的文书载体却退缩为处理程序事项的“裁定”。

实体结果越沉重（剥夺自由与生命），二审维持裁判的形式却越简微（裁定）；实体结果关乎私权（财产纠纷），二审维持裁判的形式反而越严肃（判决）。这种反差难以仅用“立法习惯”加以解释。

1.3 核心命题的提出

如果二审维持原判在形式上使用“裁定”仅是文书称谓的偏好，或许尚不至于动摇刑事诉讼的法治根基。然而，当“裁定维持”的文书形式与我国刑事二审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案卷流转式/书面审查式”的不开庭审理相结合时，两者产生了剧烈的制度叠加效应。

在“不开庭+裁定维持”的运行模式下：

1.合议庭法官通常无需召集控辩双方当庭举证质证，仅凭一审案卷和提讯笔录进行书面阅卷；

2.承办人撰写书面审理报告后，依照法院内部层级审批流程，呈送庭长、副院长甚至审判委员会审批；

3.最终以格式化、套话化的《刑事裁定书》宣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种运行轨迹与行政机关内部下级请示、上级阅卷审查、领导签批复核的“行政审批手续”在结构上高度同构。由此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宪制与诉讼法学疑问：刑事二审不开庭审理配合“裁定维持”的运行模式，是否已经在本质上使本应具备独立对抗性、直接言词性与裁判亲历性的第二审司法救济程序，异化为了一道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裁判结果进行内部审查与盖章确认的“行政审批手续”？

二、 法律条文精准核查与三大诉讼法比较

为确保研究的严谨性与文本依据的权威性，本节对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涉及“二审维持”与“审理模式”的法定条文进行精准核查与全景列示。

2.1 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原文全景列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

第二百三十四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

（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

（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

（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

（四）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第二百三十六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2号）

第三百一十七条

下列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开庭审理：

（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

（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上诉案件；

（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

（四）应当开庭审理的其他案件。

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没有上诉，同案的其他被告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上诉案件，虽不属于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有条件的，也应当开庭审理。

第三百二十四条

第二审案件依法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合议庭全体成员应当阅卷，必要时应当提交书面阅卷意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

第一百七十六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人民法院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一百七十七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

第八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开庭审理。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第八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

（四）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五）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2.2 三大诉讼法二审维持与审理模式精析对比

通过对上述规范文本的对照分析，三大诉讼法在二审维持原判的规范结构上展现出显著的区别：

分析维度

刑事诉讼法（CPL）

民事诉讼法（CPL-Civil）

行政诉讼法（APL）

维持原判文书载体

一律使用裁定（Ruling）（驳回上诉/抗诉，维持原判）

对判决用判决（Judgment）

对裁定用裁定（Ruling）

对判决用判决（Judgment）

对裁定用裁定（Ruling）

维持原判实质要件

1. 事实认定正确

2. 法律适用正确

3. 量刑适当

1. 事实认定清楚

2. 适用法律正确

1. 事实认定清楚

2. 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二审审理原则

开庭为原则（第234条第1款）

（列举四类刚性开庭情形）

开庭为原则（第176条）

（不开庭需满足前置程序）

开庭为原则（第86条）

（不开庭需满足前置程序）

不开庭审理前置条件

法向排除法：不属于四类应开庭案件，且由合议庭决定决定不开庭

必须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且无新事实、证据或理由

必须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且无新事实、证据或理由

不开庭当事人保障

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意见

经过询问当事人程序，听取双方诉辩意见

经过询问当事人程序，听取双方诉辩意见

精析结论：

1.刑事诉讼文书称谓的单一化：在民事与行政诉讼中，维持“判决”必须作“判决”，维持“裁定”方作“裁定”，遵循了“裁判对象性质决定裁判载体形式”的法理逻辑。而刑事诉讼法却打破这一逻辑，凡是维持一审判决的，一律降格采用“裁定”表达。

2.不开庭门槛的实务反差：民事与行政诉讼法将不开庭限制在“经过询问当事人且无新事实理由”的极狭窄区间；刑事诉讼法表面上列举了四类应当开庭的情形，但在实务中，由于第（一）项附加了“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主观预判门槛，导致绝大多数案件在阅卷阶段即被合议庭反向认定为“不影响定罪量刑”，进而顺理成章地选择不开庭，并以“裁定”维持。

三、 历史遗存与法理剖析：裁定维持的生成逻辑

刑事二审维持原判为何会被规定为“裁定”？要理解这一制度现象，必须还原其立法历史与诉讼理论脉络。

刑事二审“裁定维持”的历史演进与法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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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刑事诉讼法》制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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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原意】二审维持 = 程序上驳回上诉（Dismissal of Appeal） │

│ • 视角：将“维持”视为二审法院拒绝启动改判程序 │

│ • 逻辑：一审判决并未被撤销，无需重新制作一份“二审判决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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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法理矛盾】实体确认 vs. 程序阻却 │

│ • 矛盾点：维持原判是对国家刑罚权（剥夺自由/生命）的终局实体确认 │

│ • 结果：降格为“裁定”消解了二审法院独立的实体裁判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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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979年立法原意与“驳回上诉”的程序阻却逻辑

在1979年制定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时，立法者将二审维持原判规定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核心逻辑建立在对“上诉诉权”与“审级效力”的特定认知之上：

1.“驳回诉求”的程序属性：立法者认为，当二审法院审查后认为一审判决正确时，其核心法律行为是在程序上拒绝上诉人的改判请求，即“驳回上诉”。既然是驳回一项诉讼请求，其性质类似于程序性阻却，故使用处理程序事项的“裁定”。

2.“一审判决效力维持”的载体依赖：在当时的立法观念中，“判决”是针对案件实体罪刑的首次宣告。如果二审不改变一审的定罪量刑，一审判决就直接发生法律效力。二审法院不需要、也不应当另外制作一份新的“实体判决书”来重复宣告一审结果，只需出具一份“程序性裁定”证明一审判决已经通过审查并产生终局效力即可。

3.2 实体确认与裁定形式的法理断裂

然而，从现代刑事诉讼法理论来看，上述立法逻辑存在着明显的法理断裂：

·刑事二审的本质是实体审查：刑事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绝大多数直接指向定罪证据是否充分、事实认定是否准确、适用刑罚是否过重。二审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决定，绝非简单的“程序性拒绝”，而是代表国家司法权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应处何种刑罚作出的最终实体确认。

·确认实体罪刑必须使用“判决”：判决具有强烈的实体确认力与宣告力。将维持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权的实体裁决降格为“裁定”，在法理上模糊了实体裁判与程序处理的界限。它在无形中传递出一种信号：二审法院只是在程序上“认可”了一审，而不需要对案件的实体后果承担独立的、全新的“判决责任”。

四、 刑事二审“不开庭”与“裁定维持”叠加的行政审批化异化

单纯的文书称谓差异或许尚属规范技术范畴，但当“裁定维持”与刑事二审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不开庭/书面审查”模式深度绑定时，刑事二审程序的司法属性便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

刑事二审“行政审批化”运行流转图

┌────────────────┐ 案卷移送 ┌────────────────┐

│ 一审法院判决 ├───────────────────►│ 二审合议庭阅卷 │

└────────────────┘ └───────┬────────┘

┌────────────────┐ 书面签署意见 ┌────────────────┐

│ 承办人撰写 │◄───────────────────┤ 提讯被告人 │

│ 《审理报告》 │ │ （看守所单人讯问│

└───────┬────────┘ └────────────────┘

┌────────────────┐ 内部层报审批 ┌────────────────┐

│ 审委会讨论 / │◄───────────────────┤ 庭长 / 副院长 │

│ 院领导签批 │ │ 审核流转 │

└───────┬────────┘ └────────────────┘

┌──────────────────────────────────────────────────────────────┐

│ 下发《刑事裁定书》：套话式宣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

4.1 不开庭审理的常态化异化：法定例外侵蚀审判原则

虽然《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确立了二审开庭审理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开庭审理（书面审查）”在许多中级与高级人民法院的普通刑事上诉案件中反而成为了常态。

这种异化的关键在于对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适用偏离：

·法条本意：被告人对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应当开庭。

·实践异化：合议庭在决定是否开庭前，首先进行书面阅卷。若承办法官在阅卷后主观认为一审证据充分、量刑适当，便反向推导出“被告人的异议不可能影响定罪量刑”，进而合法地决定不开庭。

这种“以阅卷预判结果、以预判决定审理方式”的逻辑闭环，直接导致法定开庭义务被全面规避。除了死刑案件和检察院抗诉案件外，大量辩护方提出严重事实争议的二审案件被送入了“书面审查”的轨道。

4.2 行政审批同构性剖析：案卷流转与层级责任让渡

当刑事二审退化为不开庭的书面审查，其运行机制与标准行政机关的审批流程呈现出剧烈的结构同构性（Structural Isomorphism）：

1.案卷中心主义与书面呈批：

行政审批的本质是“看材料盖章”。在不开庭的刑事二审中，合议庭法官的裁判基础完全建立在公诉机关和一审法院制作的书面案卷之上。承办法官的工作重心是阅读案卷、撰写《审理报告》，这与行政机关下级工作人员撰写“请示报告”无异。

2.司法亲历性的彻底剥离：

在真正意义的司法裁判中，裁判者必须亲自出庭，直接听取控辩交锋。而在不开庭二审中，合议庭其他成员往往不参与提讯，仅在承办法官拟好的审理报告和裁定草案上签字。“审理者不裁判，裁判者不审理”的行政化病疾在二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3.内部层级审批与责任分散：

案件处理方案确定后，承办法官须将审理报告呈报庭长、分管副院长审批，重大疑难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整个决策过程是在非公开的内部办公环境中通过“请示-审批-签字”的行政链条完成的。裁判结果并非生成于法庭上的诉辩对抗，而是生成于行政化的内部审批。

4.3 “裁定”形式为行政化审批提供的说理避难所

“裁定”这一文书形式，在客观上为上述行政审批化运作提供了极佳的掩护：

·判决书的说理硬约束：根据裁判文书规范，判决书必须完整呈现控辩双方的证据、质证过程、事实认定推理以及严密的法律适用论证。如果二审维持原判使用判决书，法官必须针对上诉理由重新构建独立的逻辑推理体系。

·裁定书的格式化便利：实践中，二审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书已高度模板化。绝大多数裁定书仅包含三段：第一段交代一审结果与上诉理由；第二段用极为笼统的公式化套话表述“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第三段直接下发主文“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种极简化的裁定格式，极大地降低了二审法院的说理成本与司法责任。 它允许二审法院在不深入回应辩护意见、不重新论证证据漏洞的前提下，以最少的文书手续完成案件的“审核关过”。这与行政机关对下级请示批复“情况属实，照此执行”的行政审批在功能上完全重合。

五、 比较法视阈下的二审审查模式与维持裁判

将目光投向国际比较法视野，可以清晰地看出，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在裁判形式与审查模式上严格恪守司法裁判的本性，坚决防范上诉审退化为行政化审查。

比较法二审审查与维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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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陆法系（德国 / 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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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事实审（Berufung） │ 日本：事后审（控诉审） │

│ • 必须重新全面开庭审理 │ • 以审查一审案卷为核心 │

│ • 维持原判必须作出**判决（Urteil）**│ • 必须经过**口头辩论（第388条）** │

│ • 严禁以书面裁定替代判决 │ • 维持原判必须作出**判决（第396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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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美法系（美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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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法律审模式（Appellate Review） │

│ • 审查标准：划分“明显错误（Plain Error）”与“重新审理（De Novo）” │

│ • 程序要求：必须举行**口头辩论（Oral Argument）** │

│ • 维持形式：发表详尽的**法院意见书（Opinion / Judg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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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德国法：事实审的覆审构建与判决形式固守

德国《刑事诉讼法》（StPO）将二审（上诉审）划分为事实审上诉（Berufung）与法律审上诉（Revision）：

·事实审上诉（Berufung）：针对初审法院（Amtsgericht）的裁判上诉至地方法院（Landgericht）。德国法将事实审二审定位为覆审（Novationsinstanz）。二审法院必须重新召开法庭审理（Hauptverhandlung），重新进行证据调查（重新询问被告人、证人、鉴定人），恪守直接言词原则（StPO §261）。

·维持原判的裁判形式：在事实审二审中，即使二审法院完全认同一审结论、决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必须作出“判决（Urteil）”。德国刑事诉讼法严禁以裁定（Beschluss）的形式终结涉及实体罪刑的事实审上訴。裁定（Beschluss）仅适用于诉讼程序障碍、撤回上诉等纯程序性事项。

5.2 日本法：事后审制下的控诉审与 mandatory 口头辩论

日本《刑事诉讼法》将控诉审（二审）定位为事后审（Nachprüfungsinstanz），即主要审查一审判决是否存在事实误认（第382条）或法令违反（第380条）。

尽管日本控诉审不重新进行全面的证据调查，但其在程序保障上作出了极其严格的规定：

1.口头辩论原则：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88条明确规定，控诉审必须经过法庭口头辩论方可作出判决。控辩双方律师必须在法庭上就一审判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展开面对面的言词抗辩。

2.维持原判必须用判决：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96条，控诉审法院认为上诉无理由而予以驳回（即维持原判）时，必须以“判决（判決）”形式宣告，绝不允许以程序性“决定（決定）”遮蔽实体审查责任。

5.3 美国法：上诉审查标准与法院意见书（Opinion）

美国刑事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s）实行记录审与法律审。上诉法院不设陪审团，不重新调查事实，但其审查运行机制极具司法对抗性：

1.口头辩论（Oral Argument）的刚性保障：上诉法院必须召集控辩双方律师举行公开的口头辩论，上诉法官就案卷中的法律与证据疑问对律师进行高强度的当庭交叉质询。

2.详尽的法院意见书（Opinion）：美国上诉法院作出维持原判（Affirm）时，必须发布由主审法官撰写的法院意见书（Opinion）。意见书必须深入论述上诉理由为何不能成立、一审是否构成“无害错误（Harmless Error）”，并允许持不同意见的法官公开发表异议意见书（Dissenting Opinion）。

5.4 比较法启示

比较法经验表明：凡是对被告人实体罪刑进行终局确认的上诉裁判，无论其审查模式是覆审制还是事后审制，均必须坚持两大底线——一是审理过程的言词性/公开性（庭审或口头辩论），二是裁判载体的严肃性与独立说理要求（判决或意见书）。

我国刑事二审将“不开庭”与“裁定维持”相结合的做法，同时抛弃了审理的言词性与文书的实体说理要求，这在国际比较法视野下是极为罕见的。

六、 诉讼模式理论与法治国原理

对二审维持原判及其行政审批化异化的研究，必须置于诉讼法学经典理论与国内权威学术研判的脉络中进行检验。

1.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Mirjan R. Damaška）的权力结构理论：

达玛什卡在《司法与国家权力的面孔》（The Faces of Justice and State Authority）中指出，科层型（Hierarchical）权力组织倾向于将诉讼构建为由上级对下级进行层级复核的公文流转过程，其追求的是政策贯彻与内部控制；而协调型（Coordinate）权力组织则强调现场裁判与直接言词。我国刑事二审的“不开庭+裁定维持”，正是科层型行政化审查逻辑压倒司法裁判逻辑的典型体现。

2.朗·L·富勒（Lon L. Fuller）的程序正义论：

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中强调，司法裁判（Adjudication）的核心特征在于为受裁判影响的人提供通过口头倾听与论证（Participation by Argument and Evidence）参与裁判制作的机会。没有公开言词交锋的案卷审查，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使裁判失去了程序正义的内在道德性。

3.克劳斯·罗克辛（Claus Roxin）的刑事诉讼法构造论：

罗克辛在《刑事诉讼法》（Strafverfahrensrecht）中指出，上诉救济是法治国（Rechtsstaat）保障被告人基本权利、防止司法擅断的关键防线。上诉审必须具备独立的司法程序品格，绝不能降格为下级法院裁判的“盖章机关”。

七、 刑事二审实质化与裁判形式回归的重塑路径

要彻底破解刑事二审“行政审批化”的困境，恢复其作为独立、公正、权威的司法救济程序的本真面目，必须从审理方式实质化、裁判形式规范化以及法院内部审判权运行机制去行政化三个维度同步推进深度改革。

刑事二审重塑的三维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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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二审实质化重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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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审理方式实质化 │ │ 2. 裁判形式规范化 │ │ 3. 运行机制去行政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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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确立“开庭为原则， │ │ • 修改《刑诉法》§236， │ │ • 落实“让审理者裁判， │

│ 不开庭为例外” │ │ 维持原判统一改用 │ │ 由裁判者负责” │

│ • 剔除“可能影响定罪量 │ │ **判决（Judgment）** │ │ • 废除行政层报审批制 │

│ 刑”的主观预判门槛 │ │ • 建立辩护意见逐一 │ │ • 取消“维持率”绩效 │

│ • 疑难案件引入听证程序 │ │ 回应与强说理机制 │ │ 考核倒逼导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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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刚性落实刑事二审开庭审理：打破“书面审”常态化

刑事二审实质化的首要突破口，在于将法官从看守所提讯和办公室阅卷拉回法庭审判台。

1.立法修正与司法解释重构：剔除主观预判门槛：

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将其中的“可能影响定罪量刑”这一主观弹性表述剔除。明确规定：“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的上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律应当开庭审理。” 只要存在事实证据争议，开庭即为法定义务，彻底杜绝“以预判结果倒推不开庭”的规避行为。

2.确立不开庭案件的负面清单与程序制约：

极缩减不开庭审理的适用边界。仅允许在被告人完全认罪认罚、仅对纯粹法律适用发表异议，且辩护律师明确同意书面审理的极少数案件中适用不开庭。合议庭决定不开庭的，必须制作书面决定书并阐明法定理由，提前送到控辩双方；当事人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举行口头听证。

7.2 裁判形式的规范化重构：统一将二审维持原判修正为“判决”

从立法技术与司法符号学角度，应当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将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正式修正为“判决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将维持原判的文书形式回归为“判决”，具有不可替代的法理与实践重塑价值：

二审维持原判改用“判决”的重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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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矫正法理错位：终止将国家刑罚权的实体确认降格为程序驳回的历史遗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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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强化说理义务：判决书的法定格式强制倒逼二审法官开展独立、严密的证据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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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落实司法责任：赋予二审法院全新的实体裁判责任，切断向一审法院推卸责任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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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二审法官的独立实体责任：判决书的法定格式要求二审法院必须完整呈现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采信逻辑以及法律适用过程。这能够从根本上废除依靠套话格式化裁定维持原判的“惰性空间”，倒逼二审合议庭开展实质性的诉辩回应。

·统一三大诉讼法的裁判规范体系：使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在二审维持裁判载体上保持逻辑一致，恢复“针对实体判决的复核必须出具实体判决”的裁判文书基本法理。

7.3 去行政化改革：切断法院内部行政审批链条

司法裁判的生命在于独立与亲历。必须彻底切断二审法院内部的行政审批运作模式：

1.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坚决取消庭长、副院长对不开庭或开庭二审案件的内部行政审批签发权。裁判文书应当由合议庭成员直接签署下发。非合议庭成员不得在审理报告或裁定/判决草案上进行行政性批示与签字。

2.规范审判委员会讨论范畴：

审判委员会仅能就案件涉及的重大、疑难、普遍性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抽象指导，绝不能取代合议庭对具体案件的事实与证据进行黑箱式审查。审委会讨论过程必须全程留痕，讨论意见必须依法在二审判决书中予以公开展现。

3.改革绩效考核机制：

彻底废除将“维持率”、“改判发回率”作为评价一审与二审法院及法官办案质效的考核指标。解除绑在二审法官身上的行政化考评枷锁，使其能够完全基于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与法律独立做出公正裁决。

八、 结语：从行政确认回归司法裁判的尊严

诉讼法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深刻折射出一国司法制度的价值取向与法治文明程度。

“二审维持：民事用判决，刑事用裁定？”——这一存在于我国诉讼法文本中的差异，绝非无足轻重的文字游戏。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刑事二审的“裁定维持”不幸与“不开庭审理”构成了密不可分的制度闭环，使得本应作为最高人权保障屏障的刑事二审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案卷材料进行内部审核、层报签字、盖章维持的行政审批手续。

剥夺公民的私权与财产尚需经过两道严密的“判决”宣告；而剥夺公民的自由乃至生命，绝不能满足于一道在黑箱式案卷流转中作出的“程序性裁定”。

将刑事二审拉回法治正轨，不仅是一场文书名称的修正，更是一场深刻的司法宪制重塑。通过刚性落实二审开庭原则、将维持原判重构为正式的“判决”文书、切断法院内部行政审批链条，我们才能真正还刑事二审以直接言词、对抗交锋与亲历裁判的司法本色，让每一个刑事上诉人在第二审程序中，都能看得见、听得见、感受得到正义的切实实现。

作者：庄玉武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