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检文苑 | 李娅楠：一起夺桨求生案的情法之辨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文明判集残卷》记载了一起夺桨求生案：郭泰与李膺二人同船渡江，船行至江心，原本平静的江面骤然翻起巨浪，狂风卷着浊浪狠狠拍向船舷。不过片刻，单薄的木船便被滔天白浪掀翻，两人瞬间坠入冰冷刺骨的江水之中。

两人在江水中挣扎良久，最后仅郭泰一人生还。噩耗传来，李膺的妻子阿宋认定丈夫之死是郭泰所致，悲愤之下一纸状书告至公堂，认为郭泰故意杀人，要求官府为夫报仇，以命抵命。

一桩“命案”摆在了唐代判官的案头。通过一番调查，判官大致了解了事情的缘由：原来，两人在浪涛里拼命扑腾，几乎同时抓住了船翻时脱落的唯一一支船桨。可一支船桨，终究托不住两个成年男子的重量。挣扎之中，力弱的李膺被郭泰推搡开，船桨彻底从手中滑脱，一个浪头打来，便再也没了踪影。而郭泰则死死攥着船桨，捡回了一条命。

郭泰的推搡，是绝境中求生的本能，还是故意杀人的恶行？李膺的死，到底是郭泰推搡所致，还是船覆天灾的必然？更棘手的是，依《唐律疏议·斗讼律》“诬告反坐”，若郭泰无罪，阿宋的告状算不算诬告、要不要追责？

负责审理此案的判官并未落入“人死必偿”的惯性思维，而是循着事实核验、情理体察、法理辨析的路径层层推进，审慎厘定各方责任。

他在判词中写道：

郭泰、李膺，同为利涉，扬帆鼓枻，庶免倾危。岂谓巨浪惊天，奔涛浴日，遂乃遇斯舟覆，共被漂沦。同得一桡，俱望济己。且浮且竞，皆为性命之忧；一弱一强，俄致死生之隔。阿宋夫妻义重，伉俪情深。悴彼沉魂，随逝水而长往；痛兹沦魄，仰同穴而无期。遂乃喧诉公庭，必仇郭泰。

披寻状迹，清浊自分。狱贵平反，无容滥罚。且膺死元由落水，落水本为覆舟。覆舟自是天灾，溺死岂伊人咎？各有竞桡之意，俱无相让之心。推膺苟在取桡，被溺不因推死。俱缘身命，咸是不轻。辄欲科辜，恐伤猛浪。宋无反坐，泰亦无辜。并各下知，勿令喧扰。

先是尽力复原纠纷事故现场——通过详细追溯覆舟、争桡、推搡的完整过程，再比对郭泰本人对推搡夺桨情节的亲口供认，固定了案件事实。正所谓“披寻状迹，清浊自分”。

厘清基本事实之后，判官并未直接定罪问责，而是先对阿宋的诉讼行为给予了人伦层面的体恤。他深知阿宋“夫妻义重，伉俪情深”，骤然痛失至亲，心怀悲愤，所以告至官府。这一行为，是丧亲之人的真情流露，并非凭空捏造、蓄意构陷，从主观上并不具备诬告的恶意。

进入法律定性阶段，判官则秉持“狱贵平反，无容滥罚”的准则。他明确指出，李膺之死是落水导致，落水是因为翻船，翻船乃是天灾——将死亡根源归于不可抗力。而《唐律疏议》规定“水雨过常，非人力所防者，勿论”，天灾本就不在刑责追究之列。

更何况，依《唐律疏议》的规定，“故杀”（故意杀人）须具备主观谋害之意。郭泰夺桨只为求生，全无杀心，正所谓“推膺苟在取桡，被溺不因推死”，二者不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归责关系。若仅因出现死亡结果便草率定罪，只会徒造冤案，反倒违背律法本旨。

最终判官当庭明断：“宋无反坐，泰亦无辜。”郭泰无罪，而阿宋本应负“反坐”之责，但其情可悯，法外开恩。一场生死纷争，就此平息。

说 案

这则案例是在缺失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仅依靠口供以分析推理作出的判决。整篇判词推理严密、释理清晰，是法理情深度融合的典范，生动诠释了《唐律疏议》“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立法精神。

法理是司法的刚性基石。本案裁判最突出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以命抵命”的朴素同态复仇观念，始终坚持以律法为依据的理性归责。判官以《唐律疏议·斗讼律》为准则，严格区分主观犯意与客观行为，清晰划定绝境求生与蓄意谋害的本质界限，坚守了“无犯意则无刑责”的司法底线。同时，合理运用不可抗力免责规则，清晰划分天灾风险与人为责任，论证严谨、于法相符。

情理是司法的人文底色。司法者不苛求普通人在生死关头践行舍生取义的圣贤标准，而是正视“惧死求生”的人之常性，对绝境中的自保行为保有包容；也不刻板机械地适用诬告反坐条文，而是体察丧亲者的悲痛情理，对出于至情的失实控告予以宽宥。这份对人性的尊重、对人伦的照拂，使判决更易获得社会认可。

法不离情，情不越法。唐代司法的精髓，正在于追求“法意与人情两不相悖”的平衡境界：既不突破法律底线徇情枉法，也不固守法条刻法伤义。这种兼具尺度与温度的裁判，既能以法律定分止争、维护秩序，又能以情理敦风化俗、修复关系，从而实现“刑期无刑”的治理效果。

作者简介

李娅楠，甘肃庆阳人，湖南大学法学硕士，从检3年，现为宝应县院五级检察官助理。个人座右铭：心素如简，笔落皆赤诚；意清若泉，墨行俱本真。

来源：《清风苑》杂志 宝应检察

编辑：吴恙

初审：纪思源

复审：孙晓蒙

审签：茆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