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联合解读｜美国科研体系大转向，中国应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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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近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在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的《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中写道——

“没有本土制造能力作为支撑，科研发现只会让美国承担研发成本，而竞争对手则获得后续的工艺改进，并攫取经济、战略和知识回报。”

“美国若完全押注现有科研资助模式，就像建立一支全部全由步兵组成的军队：或可适应某一种战争，却无力应对其他形式的战争。”

这两段表述指向报告的两项重要判断：一方面，在科学、工程与制造日益嵌套的今天，科研发现须与本土制造、工艺积累和产业能力相结合；另一方面，传统科研资助和组织模式已难以满足任务导向、跨学科、需要中等或大规模团队及基础设施支撑的科研需求。

沿着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政策轨迹看，这份报告既收束了此前的改革线索，勾勒出美国重塑国家创新体系的路线图。去年5月，特朗普签署“恢复科学黄金标准”（Restoring Gold Standard Science）行政令，要求联邦研究机构遵循可重复性、透明度、可证伪性和无偏见的同行评议等科学实践，以重建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去年7月，白宫发布《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America’s AI Action Plan），围绕加快人工智能创新、建设算力和能源基础设施作出部署；同年11月24日，特朗普政府启动“创世纪任务”，意在整合国家实验室、联邦科研数据、高校和企业资源，建设AI驱动的科研平台，加快科学发现进程；同年12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首次公布“X实验室”倡议。进入今年，美国又宣布计划在未来十年投入15亿美元，组建具有较大自主权的跨学科团队，集中攻克技术瓶颈，并推动科研成果从早期概念和原型走向可供私人资本继续投资的技术平台。有分析指出，这些政策虽侧重点不同，却共同指向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即强化国家对科研的战略引导，并通过重整资源分配、发展多元化组织、推动公私部门形成合力，以提高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化效率。

对于长期总体处于追赶阶段、如今已在部分领域跻身前沿的中国而言，应当如何认识美国科技战略的这一转向？又该如何加以应对？

近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旭、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思源和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蒋余浩，分别从美国基础研究政策的演变、国家创新体系的组织逻辑，以及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三个层面，对这份报告及其所折射出的美国科技战略转向进行了深入解读。

【目录】

一、范旭：从《科学：新的黄金时代》透视美国基础研究政策的转向

二、刘思源：从“资助科学”到“组织创新”——美国重构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转向及其启示

三、蒋余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新定位科学与技术——读《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从《科学：新的黄金时代》透视美国基础研究政策的转向

范旭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对布什线性模型的批评

1945年7月，时任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主任V.布什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布什在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生产经营”线性模型，认为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源泉，政府应当大力资助基础研究，但不应干预科学家的自由探索。这份报告确立了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科学的法定职责，构建了“政府投入＋学术自由”的战后科研体制，奠定了美国战后科技政策的基石。

81年后的2026年7月，现任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M.克拉齐奥斯向特朗普总统提交了《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报告否定了布什的线性模型，认为这套美国战后科研体系的逻辑在当下已经全面失效。

图为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提交的《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左）与2026年7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提交的《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右）封面。来源：美国白宫官网。

事实上，对布什线性模型的批评并非始于今天。

1997年，美国学者D. E.司托克斯（Donald E. Stokes）在《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一书中就对布什范式进行了系统批评。他认为，线性模型无法解释通过解决应用问题引发重大理论突破的案例，并可能导致研发资源配置低效和浪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并非二元对立，科学与技术之间呈现相互促进的复杂双向关系，而非简单的单向递进链条。为此，他提出以更符合研发实际的“象限模型”取代布什的线性模型，从而更有效地指导科技政策制定。

图为司托克斯提出的“巴斯德象限”模型。该模型将科研活动划分为玻尔象限（纯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应用启发的基础研究）、爱迪生象限（纯应用研究）以及试探性探索四种类型。

2016年，美国学者V.那拉亚那穆提（Venkatesh Narayanamurti）与T.欧度茂苏（Toluwalogo Odumosu）在《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一书中，对布什的线性模型和巴斯德象限模型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他们指出，布什模型所采用的“基础—应用”二分框架割裂了科学研究的整体性，将二者对立起来，只会导致资源配置冲突和科研活动僵化。科学、技术与工程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先后顺序，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在发明与发现之间切换的连续过程。巴斯德象限模型也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布什线性模型的理论局限。布什的线性模型和巴斯德象限模型都无法恰当解释当下“基础”与“应用”融合、“发明”与“发现”交织的创新形态。

为此，他们提出了“发明—发现循环模型”，主张建立一种能够促进发现与发明持续循环、相互激发的科研生态和政策框架。

科学“发现”（Discovery）与技术“发明”（Invention）之间的循环互动关系。技术发明往往源自科学发现，但新的技术工具与工程系统又会反过来推动新的科学发现。图源：Narayanamurti, Odumosu & Vinsel (2013)

如果说司托克斯和那拉亚那穆提的观点代表了学术界对布什线性模型的反思和质疑，那么，克拉齐奥斯在《科学：新的黄金时代》中对布什线性模型的否定，则体现了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态势下，美国行政当局试图重塑美国基础研究政策乃至国家创新体系的努力。

从当今科学研究规律和美国科技体制来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已经没有清晰的边界，两者形成了密切的迭代循环；企业已成为基础研究投入和支出的重要主体，传统的“政府出钱、大学研究、企业转化”分工结构已经瓦解；基于线性模型建立起来的科研体制也出现了行政负担过重、激励机制偏差、产出效率下降等弊端。因此，需要重置美国科研体制，以一种能够同时资助纯数学、AI for Science、先进制造和核反应堆研究的混合体制取代现有体制，从而应对AI驱动的科学革命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

从“为科学而科学”向“为竞争力而科学”转型

《科学：无尽的前沿》奠定了美国战后基础研究政策的基石，但这份报告所倡导的政策在此后八十年的实践中发生了深刻演变。从最初强调科学家自由探索的布什范式，到当代日益关注产业技术竞争力，美国基础研究政策经历了从“为科学而科学”到“为竞争力而科学”的范式转换。

在布什的线性模型中，基础研究的开展不以实用为目的，其产出是关于自然及其规律的普遍知识，而这种知识是所有应用创新的源头。在这一理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政府投入＋学术自由”的科研体制，确保科学界在获得联邦政府大量资助的同时，保持高度的政治自主性。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覆盖各个领域，基础研究经费在多个学科之间的配置也相对均衡。

进入21世纪，美国的基础研究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是从全领域资助转向对重点关键领域的集中投资。例如，2007年出台的《美国竞争法案》明确将支持重点锁定在STEM领域的高风险、高回报项目，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也逐步向生命科学、理学、计算机科学、量子信息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集中。

二是基础研究政策向创新链下游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环节延伸，对产业技术竞争力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20年5月，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等两党议员联合提出《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s Act），计划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更名为“国家科学与技术基金会”，并在基金会内部设立全新的“技术与创新理事会”。该部门将专注于民用前沿技术，旨在加快基础研究成果向商业化和产业化转化，填补基础研究与产品落地之间的鸿沟。该法案后来被整合进2022年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

2024年5月15日，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参议院两党人工智能工作组成员托德·杨、马丁·海因里希和迈克·朗兹的陪同下，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举行人工智能议题新闻发布会。图源：abc

《无尽前沿法案》是美国近年来一项极具标志性的科技战略立法提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是在《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推动下，于1950年成立的专门资助基础研究的政府机构。从专注基础研究到关注产业技术，标志着美国基础研究政策的重大转向，也反映出美国科技政策转向了更加强调国家战略干预、聚焦关键领域并带有明确地缘竞争目标的政府主导模式。

《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延续了这一战略转向，并作出了更具技术民族主义色彩的布局。报告要求将科学发现与制造重新统一，推动联邦实验室向产业界全面开放，使创新者能够快速完成原型开发、测试和规模化制造；推动建立“预竞争联盟”（pre-competitive consortium），实施“登月规模”（moonshot-scale）的重大挑战项目，组织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实验室形成联盟，共同攻克从基础研究到制造工艺的完整创新链条，确保从科学发现、技术开发到产业制造的整个链条都能牢牢锁定在美国本土。

图为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体系的功能分布。各实验室按照任务定位分布于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之间，涵盖多用途科学实验室、单一项目科学实验室、能源技术实验室、国家安全实验室和环境实验室。

服务国家利益：不变的内核

尽管80年来美国的基础研究政策经历了重大变化，但其政策目标始终如一，即基础研究要为国家利益、国家战略需求服务。

《科学：无尽的前沿》就是一份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战略文件。这一时期，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是国家安全和战后经济重建，基础研究被视为一种长期战略储备。报告开篇便明确指出，科学进步是“对抗疾病的战争中的关键武器”，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要素”，也是“创造新产业、新就业机会”的引擎。布什所倡导的“自由探索”，本质上建立在对国家利益进行长期投资的逻辑之上，即只有让科学家自由探索未知，才能源源不断地产生“科学资本”，并最终转化为军事优势、经济繁荣和国民福祉。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根本目的，也是确保美国在战后科技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20世纪90年代是战后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是保持和提升经济竞争力，基础研究被要求更紧密地服务于经济增长。1994年，克林顿政府发布《科学与国家利益》政策文件，为美国科学体系确立了包括保持在所有科学知识前沿的领先地位在内的五个国家目标，并明确要求加强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之间的联系。与布什报告相比，其变化在于不再强调基础研究“不以实用为目的”的非功利性，而是将基础研究置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大框架之中，强调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之间的互动，以期在保持基础研究领先地位的同时，加强科学与经济增长、社会需求之间的联结。由此，布什的线性模型在政策实践中开始得到修正。

《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则将国家利益置于前所未有的核心位置。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加剧、人工智能推动科研范式变革、美国科技体系弊端频现的背景下，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转向大国竞争和保持AI时代的技术领先。

《科学：新的黄金时代》试图全面突破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型，重构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构建适应AI时代、跨学科融合、政企高效协同的新型科研生态，并将基础科学研究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提升至美国核心国家战略层面。基础研究由此被全面纳入国家战略竞争框架，从自由探索转向有组织的基础研究。

从“资助科学”到“组织创新”

——美国重构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转向及其启示

刘思源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工商管理学院和未来技术学院双聘教授

2026年7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向总统提交《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Science: A New Golden Age）报告，并要求年度研发预算超过30亿美元的联邦机构在90天内提出改革方案，将其纳入2028财年预算编制。这项执行要求表明，这份长达123页的科技政策研究报告，是一项具有明确落地路径和预算约束的国家创新体系重构方案。

它的分量，不在多投多少钱，而在重新回答会决定未来国家竞争力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创新由谁来组织，资源如何配置，成果如何评价，政府又该扮演什么角色？

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确立了战后美国“政府出钱、大学发现、企业产业化”的线性模式，沿用至今已有八十余年。新报告等于在说，这套范式该结束了。报告判断，今天的重大突破越来越难以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业化的顺序依次推进。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先进制造、聚变能源和生物技术的发展，都依赖科学发现、工程开发、数据积累与产业验证之间的反复迭代，创新已经从“一条直线”变成了“一张网”。大学已不再是基础知识的唯一生产者，大企业、创业公司、国家实验室和跨机构联盟共同撑起了新的知识生产网络。

7月21日至22日，克拉齐奥斯通过发布《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出席“创世纪任务”峰会等活动。图源：路透社

报告真正要动的，不是单个科研项目，而是整个国家创新体系的组织逻辑。它将联邦政府每年约两千亿美元的研发预算重新定义为一项需要主动经营的“投资组合”，其潜台词很清楚：政府不仅要支持科学，还要组织创新。

围绕这条主线，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制度调整：通过“黄金票”（Golden Ticket）机制，让单个评审人能顶住共识，支持高风险原创研究；通过快速资助，缩短动辄一两年的审批周期；通过长期稳定资助，让科研人员不必反复跑项目；通过可携带资助，让优秀人才能够带着经费跨机构流动；同时，将更多资源配置给大学之外的新型研发组织。这些举措指向同一个目标：减少制度摩擦，让整个创新体系反应更快、资源配置更精准。

值得留意的是，美国首次将制造能力正式纳入国家科研体系。长期以来，美国科技政策“重科学发现”“轻制造过程中的工程创新”。报告明确指出，制造环节中积累的工艺经验、工程知识和产业数据，同样是国家科技能力的一部分；并承认美国在锂电池、显示面板、半导体光刻等领域一再出现“发明领先、制造落后”的老毛病。因此，新报告要求，科研政策不能只关注实验室里的发现，还要支持制造体系持续学习和快速迭代，使研发、工程与产业重新咬合，而不是各管一段。换句话说，美国正试图从“知识创新优势”转向“知识—制造—产业”的一体化优势。

人工智能则像一条暗线，贯穿整份报告。报告没有把AI视为又一个重点研究领域，而是将其定位为科研的新型生产工具和国家创新基础设施。从数据管理、加速发现，到科研评价、知识组织和资源配置，AI被嵌入科研运行的全过程。这背后体现出一个深层转变：科研体系的竞争，不再只是争夺优秀科学家，而是争夺一套能够持续放大科学家能力的人机协同系统。未来的国家创新能力之争，将越来越集中于一点——谁的AI更能提升科研的组织效率和知识产出。

8月，白宫与多家AI巨头敲定了一项自愿性的网络安全测试框架。该框架要求前沿AI模型在发布前，向政府提供最长30天的优先测试窗口，以评估其网络攻击能力，但政府不拥有阻止模型发布的权力。

报告还重新划定了政府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边界：国家战略方向由政府确定，科学家则在这些方向之内保留充分的研究自主权。这实际上是在重新权衡科学自由与国家使命之间的分寸。一方面，是试图通过削弱同行评议机制对研究的路径依赖，为突破性原创研究提供更多脱颖而出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更加明确的国家目标，提高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这种调整具有两面性：既可能使国家战略攻关更容易形成合力，也可能使资源更加集中地流向国家优先方向，将冷门研究和长周期研究挤到边缘。科研治理，正从“同行共同体说了算”慢慢转向“国家战略与学术自治各管一段”。

对中国来说，这份报告最值得琢磨的，不是哪一项具体制度，而是美国已经把重构国家竞争优势的重点，从科技突破本身挪到了创新体系的治理能力上。未来的国际科技竞争，比拼的不再只是原创成果，更是一个国家组织创新、配置资源、促进协同、快速转化和持续迭代的能力。说到底，制度创新本身就是科技创新的一部分。

这些年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随着人工智能全面进入科研领域，创新活动越来越呈现跨学科、跨组织、跨产业的特征，原有的科研组织方式也需要随之调整。

一是把“有组织科研”做得更实，围绕国家重大需求搭建跨学科、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平台，让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真正“拧成一股绳”。

二是让资助机制更加灵活，敢于支持高风险原创研究，为青年科学家提供更长期、稳定的支持，鼓励人才跨机构流动，同时把科研人员从填表、报账、迎评等非科研事务中解脱出来。

三是把人工智能作为国家科研基础设施来建设，打通科研数据、科学知识、科研工具和科研智能体，让“科学家+AI”的人机协作真正运转起来，整体提升科研体系的效率。

归根结底，《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不是一份“单纯加钱”的文件，而是美国面向人工智能时代全球竞争的一次国家创新体系重构。从“资助科学”转向“组织创新”，从支持科研活动转向培育创新土壤，从关注科研产出转向提升整体创新能力——这是美国对自身科技体系的一次主动调整，也预示着未来的全球科技竞争，将越来越多地落在国家创新体系的组织能力上。

中国真正该学的，不是参考哪一项制度，而是在自己体制优势的基础上，把国家创新体系的组织效率、协同能力和智能化水平再往上推，让制度优势真正变成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

*本文所引报告为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2026年7月发布的 Science: A New Golden Age（《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文中政策内容与机制表述主要出自该报告及随附的2028财年研发预算优先事项备忘录；美国研发投入规模参考公开预算数据。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新定位科学与技术

——读《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蒋余浩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资深研究员、教授

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一

1945年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主张美国构建一套以基础研究为创新源头的科技体系，并将相对独立于社会现实需求的大学自由探索视为推进基础研究的首要机制。

81年后，《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肯定了布什思想的远见，即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科学领域，仅靠私人资金难以获得充分发展；但与此同时，报告不再认同布什关于科学研究具有线性特征的认识，而是强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持续互动”，并将“科学与技术”“科学与工艺”“研究与生产”的一体化视为创新的重要来源：

然而，现代科学发展日益被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持续互动所塑造。工程实践的挑战常常暴露未获解答的科学问题，而基础研究的突破反过来也拓展工程实践的路径。这种关系是递归的而非单向的。推进前沿发展所需的工具，无论先进制造设备或是专业工程团队，经常在传统学术环境之外找到。

Modern discovery, however, is increasingly shaped by continuous iteration between fundamental and applied work. Engineering challenges routinely expose unanswered scientific questions, and breakthroughs in basic understanding, in turn, open new engineering pathways. The relationship is recursive rather than unidirectional. The tools required to push the frontier, whether advanced fabrication equipment or specialized engineering teams, are often found outside traditional academic settings.

我们的许多最具生产力的研究者如今在不同部门流动，传播理念和技术。技术与科学紧密地相互依赖，如我们将在第5章讨论的那样，即使如数学这类最纯粹的理性领域，情况也是如此。

Many of our most productive researchers now move fluidly between sectors, carrying ideas and techniques with them. Technology and science have become deeply interdependent, even, as we will discuss in Chapter V, in the purest fields of reason like mathematics.

——《科学：新的黄金时代》（Science: A New Golden Age）

报告建议重构美国科研体系。除将政府科研资金更多投向大学以外的新机构、建立和完善推动科研围绕关键产业领域的实际问题展开的激励机制等通常更受学术界关注的措施外，报告第4章还专门讨论了扩大科学领域参与度的重要性及相关政策。《科学：新的黄金时代》不能仅被视为一份旨在调整美国科研体系的政策文件，更体现出特朗普政府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战略雄心。

二

1945年，万内瓦尔·布什向时任美国总统递交《科学：无尽的前沿》，当时的美国制造能力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按照加拿大学者瓦科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的统计，1938年世界其他五大强国（苏、德、英、日、法）的GDP总和高于美国近70%，但到1945年，美国GDP已超过这五个国家总和的20%；在该年上半年，美国商品及服务的总产值在全球总产值中的比例超过40%；根据该年5月份的数据，美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在全球总量中的比例同样超过了40%（《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页85）。

二战期间，空前的政府动员把美国原有的资源、技术、企业和大规模生产能力压缩到几年内集中释放。图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这一背景，用麻省理工学院两位产业政策专家的话说：

“生产不是问题，美国在这个领域遥遥领先。相反，当时美国把重点放在了它的研究体系上，前端创新在战争期间已经初具规模，但仍需要保留和增强。”

——（《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页11）

然而，后续发展对布什报告形成了极大挑战。《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援引了大量有关美国劳动生产率下降、制造业外流以及其他国家科技能力相应崛起的论述，以说明线性科研模式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脱节：科研体系未能为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提供应有的帮助。美国公众似乎没有感受到布什报告所许诺的科学对于提升公共健康水平、提高生产率、创造消费者和产业便利性及增进军事安全等方面的效益。

美国科学促进会前首席执行官拉什·D.霍尔特（Rush D.Holt）基于其兼具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的工作经验，指出了布什报告所代表的科研模式在失去“社会效益”后造成的后果：

“科学界主张独立性，以尽力避免来自政府规划的限制。然而，这一模式也导致公众认为，科学超出了他们的判断或控制能力，有时甚至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更不用说参与其中了。”

在这种科学观的主导下，“公众把科学视作研究人员在‘闲人免进’的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这便带来了一个问题：

“如果公众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们，他们就不会关心科学。他们可能不会知道科学投入可以如何帮助他们履行工作职责，也不会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核查。”

——《科学：无尽的前沿》，中信出版社2021年版，第29—30页

由此反而出现了限制科研自主性的状况：科学研究既然需要“公共”资金支持，又如何可能免于监督和审查？一旦科学失去民主信任，科学研究所面对的就只能是繁冗琐碎的官僚监控。相应地，科学家在过重的行政负担下转向寻求政府资助之外的支持渠道，如转向企业，便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

意大利发明家古列尔莫·马可尼、美国化学家威利斯·R·惠特尼和美国化学物理学家欧文·朗缪尔在纽约通用电气研究实验室。

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所指出的虽是美国学术界的内部问题，反映出的却是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新报告据此提出重新聚焦个体科学家、推动资助机制多样化、探索新型机构模式、减轻官僚负担、将持续改进制度化等旨在解放美国科学家的政策，也必须以“拓展科技进步过程的参与度”为前提，才有望取得实效——只有重建科学的民主基础，才有可能充分释放科学的创造力。

三

《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提出重建科学的社会政治基础的路径，即第4章专门论述的“确保科技造福全体美国人”。

第4章从科研和生产场所“隐性知识”的重要性来强调重新建立科技与工艺之间联系的问题，从科学与生产之间存在持续互动关系的角度来强调重振制造业的问题，从民众对技术活动的广泛的日常参与来说明美国坚实的实践文化根基的问题，相应提出在科学人才培养体系中融入技术技能培训、打破唯学历论、将基层实践学习与正规科学研究联系起来等具体措施。这一系列论述旨在为科学重建社会政治基础，或者说，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中重新定位科学与技术。

作为一个被《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不断暗示为假想敌的中国研究者，第4章能够产生更多的思考和启发。

如前所述，在制造业衰落、科学完全成为精英科学家群体“闲人免进”的事业之后，科学的社会政治基础也逐步失落。同样的，这种线性创新模式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往往也引发出“科研与经济两张皮”、依照各种形式化标准制定人才政策、政产学研难以一体化推进等问题。

大学的科研和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的产业发展需求、人才需求之间出现裂痕，大学无法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政府也将支持大学的成长仅当成一项行政任务或者不得不为的负担而已。在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由于不立足于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育实际需求，许多大学以追赶美欧顶尖大学为目标（如追求相应的排名），青年人或者进入不了这样的教育体系，或者即使考了进去也难有持续发展的空间。

将美国的新科学报告视为一个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努力，正是希望以此来反观中国发展，从中找到应对问题的借鉴——而不是在目前过于喧嚣的“大国博弈”话语下忽略如何重构科学的社会政治基础这样的难题。

无论如何，美国这份新报告采取的措施，是将美国的科学重塑为一个参与度极广的事业：打通科学培养与技能培训、科学研究与生产制造、精英人才与职业岗位等等范畴之间的隔阂。这不仅是对于“科学”的重新认识，更是一个重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及其社会政治基础的努力：通过重新定位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来推动美国的重新伟大。

四

那么，与布什报告相比，《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提供了怎样的发展前景，从而激发民众广泛参与科学事业的积极性？我们或许能引用罗伯托·M. 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近期关于“知识经济（即创新经济）与持续增长”之关系的反思来揭示《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潜藏的理论意义：推动科研体系与生产体系一体化的变革，是持续创造和传播创新知识的体制机制条件，在其推进下，经济社会能够获得持续增长的韧性。也就是说，实现持续而均衡的经济社会增长，是新科学报告变革能够承诺的最大激励。

正如昂格尔所言：

知识经济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单纯的知识驱动，而在于企业或工作场所层面的一系列实践。这些实践包括结合规模化生产能力与产品和服务的非标准化：既能实现大规模生产，又能满足个性化需求；还包括将决策权的分散与生产过程的连贯性和持续性结合起来：在鼓励个体主动性的同时，确保整体生产的协调和持续发展。这些实践与知识经济中的典型技术相辅相成，共同演化。

知识经济的独特性不仅仅停留在其表面特征上，而是深藏于尚未完全开发的潜力之中。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种潜力在于将创新从阶段性转变为持续性，并将其深度嵌入生产体系内部，而不仅仅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外部进步。这种加速的创新模式意味着，生产活动不再只是偶尔受益于外部的技术突破，而是自身成为创新的源泉。这一持续创新的实现，为经济生活中一个关键约束的突破提供了可能：缓解甚至逆转边际报酬递减这一迄今为止最顽固的经济规律。这种发展方向不仅展现了知识经济所蕴含的潜在优势，也为突破传统经济增长的瓶颈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罗贝托·昂格尔，公众号：实验主义治理

罗伯托·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是哈佛法学院的 Roscoe Pound 法学讲席教授，是美国“批判法学运动”（Critical Legal Studies）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可以说，《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致力于从事的变革，正是释放创新经济中那种“深藏的潜力”：将生产体系与科研体系有机对接上，使生产活动不再仅指望通过外部的科研来实现推进，而是在生产体系内外共同协力下持续催生创新，形成对于制约供给和需求的关键约束的突破。

昂格尔同时也认识到：

“知识经济的另一项深层潜力在于将生产实践与想象力更紧密地结合，并重新定义劳动者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这种变化的理想状态是实现人与机器的伙伴关系：机器承担我们已掌握的可重复性任务，而‘反机器’的人类则能够突破既定方法和假设，通过反思和创新发展新的知识，从而解释发现的现象。这种协作模式不仅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还释放了人类创造力的无限潜能。”

这是对于维护生产实践活动重要性的强调。就这一点而言，美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产业空心化，还能有多少有助于提升生产实践能力的“想象力”可供其推进持续创新？恐怕是个问题。但对于我们这个拥有庞大工业制造业产业基础及从业队伍的国家，美国的改革方略反而有一定的启发性。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在《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份报告中，没有提出任何“以人工智能新技术重塑经济社会运作”的话题，相反第5章讨论的人工智能的作用，是沿着工程师万内瓦尔·布什当年设想的“供个人使用的未来设备”的思路进行的，建议善加利用人工智能，“全方位加速科学研究的各个环节”。

换句活说，这份在新的科技发展状况下变革科研体系的政策文件，并没有对人工智能重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进行什么规划。或许，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谨慎？这也提醒了我们一个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应当如何应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以及重新思考其创新方向？

迈克尔·克拉齐奥斯、特朗普和戴维·萨克斯在“赢得人工智能竞赛”活动上发言。特朗普在活动中公布了“创世纪”任务，旨在降低电力成本，并推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突破。图源：路透社

范旭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思源

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工商管理学院和未来技术学院双聘教授

蒋余浩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资深研究员、教授

广东新质生产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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