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松｜论泰山与天可汗

凡是做皇帝的，大抵很喜欢在石头上刻字。

大约是因为肉身终究要烂掉，即使塞了一嘴的夜明珠，搁在金丝楠木的大匣子里，入土之后也难保不被后来的穷汉刨出来拿去换米。

倘若刻在山上，石头坚硬，日月照着，便以为自己可以和那巍峨的峰峦一样，永垂不朽了。

秦始皇是开了一个坏头的，四处跑，四处刻，好像不把自己的大名凿进山骨里，那山就不是他的一样。

后来的皇帝们见样学样，便发明出一种极浩大的热闹，叫做“封禅”。

说得通俗一点，这封禅，无非是皇帝老儿觉得自己的差事办得不坏，要亲自爬到泰山顶上去，摆上一桌盛大的冷餐会，向老天爷递一份述职报告。

然而老天爷是不开口的，既不点头，也不驳回，于是皇帝便自己在山顶上手舞足蹈一阵，山下的看客们便齐声喝彩，山呼万岁。

喝彩声响彻云霄，看客们自己的肚子却往往还在唱咕噜戏。

然而这并不妨碍大家一起欢天喜地，因为大家到底看见了一场旷世的盛典，仿佛沾到了天家的一点福气。

唐朝的李世民先生，大约也是动过这念头的。

那时候正是贞观年间，四境渐渐安稳下来，朝堂里的公卿大夫们便有些坐不住了。

大抵中国做官的规矩，凡是遇着上司稍微有点气象，或者大家刚刚过上了几天啃得起煎饼的日子，就非得想出一点法子来颂扬不可。

不颂扬，显不出臣子的忠诚；不折腾，显不出太平的盛象。

于是群臣便联名上了奏章，大意无非是：陛下功业盖过历代，德化播于四海，泰山顶上的风光极好，正宜去摆一桌，上酬天恩，下慰民望。

李世民先生看了奏章，大约心里是很受用的。

凡是人，总喜欢听好话，皇帝尤甚。

他虽然算得是一个明白人，但明白人有时也难免要发一点糊涂病，尤其是当耳边的阿谀之声像夏夜的蚊蚋一样“嗡嗡”地响个不停的时候。

他心里盘算着，便找来几个近臣，扳着手指头细数自己的功德：“第一，朕的功劳，不可谓不大罢？第二，朕的德行，不可谓不厚罢？第三，天下安定，四夷顺服，年谷丰收，祥瑞屡见，这六样东西，朕哪一样缺了呢？”

这话说得气壮山河，大有“舍我其谁”的意思。

倘若换了后世那些只会磕头叫“奴才罪该万死”的乖巧官僚，此刻定然是抢先一步跪倒在地，高呼“陛下圣明，封禅正当其时”了。

然而那时候朝堂里还坐着一个叫魏征的硬骨头。

魏征这个人，是很不讨喜的。

在大家正准备大张旗鼓地办喜事、吃大席的时候，他偏要冷不丁地站出来，往那热气腾腾的汤锅里泼一盆带冰渣的冷水。

魏征说：陛下说的这六样，表面上看着确实光鲜，像个样子。然而若仔细挑剔起来，却不过都是些半成品罢了。

他说：功劳固然高，但百姓还没有真正蒙受其好处；德行固然厚，但朝廷的政令教化还没有彻底通畅；天下固然安宁，但仓廪里并没有积攒下充实的粮食；四方夷狄固然顺服，但边境的防备却一刻也不敢撤除；年成固然丰收，但民间的蓄积依然浅薄；祥瑞固然到了，但国家法度还没有修明。

这番话说得极尖刻，也极不给面子。

用现在的俗话来说，魏征的意思无非是：陛下，您表面上的花架子搭得挺大，里子却还空洞得很呢！这时候急着跑去泰山喊老天爷来看，不过是用老百姓的膏血和国家的底子，来透支您个人的一点虚荣面子罢了。

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里，“面子”大约是第一要紧的东西。

为了面子，穷汉可以借钱办一场体面的丧事，然后下半辈子给债主当牛做马；为了面子，大户人家可以把发霉的粮食藏进库房，外面却摆出一副施舍穷人的慈善面孔。

皇帝的面子，自然比寻常人更浩大得多。

封禅泰山，就是最大的面子工程。

要把大批的仪仗、宫女、大夫、甚至远方的番邦使节，浩浩荡荡地从长安拖到山东去，沿途要修路，要盖行宫，要征调民夫，要消耗数不清的粮饷。

这一趟跑下来，山顶上的字刻好了，皇帝的面子圆满了，沿途老百姓的裤裆大约又要紧上一紧了。

好在李世民先生到底不是个糊涂透顶的人。他听了魏征这番刺耳的硬话，据说是“默然”，随后便打消了去泰山刻字的念头。

这一“默然”，倒显出他比后世那些硬要爬山刻字的皇帝们聪明得多。

后来的宋真宗赵恒先生，功业惨淡，被契丹人逼着签了澶渊之盟，按说该找个角落缩着才是。

然而他偏偏极度渴望面子，自己伪造了“天书”降临的鬼话，浩浩荡荡地跑去泰山封禅，演了一场极为滑稽的闹剧。

结果呢？字是刻了，神仙也请了，但在历史的账本上，却沦为千古的笑柄。

看客们当时或许跟着欢呼，后人看过去，却只觉得那石碑上刻满的都是“虚伪”与“无耻”。

可见，名声这东西，靠自己跑去山顶上大呼小叫，或是刻在石头上，是万万靠不住的。

石头会被风化，文字会被磨灭，而看客们的记性，虽然往往只有三秒钟，但历史的眼睛却毒得很。

李世民先生死的时候，事情便大不相同了。

据史书上记载，他死的时候，四方的酋长们闻讯，悲哭不已，甚至有割发、 切耳、剖面者，痛哭流涕，尊他为“天可汗”。

这“天可汗”三个字，不可谓不重。

那是周边成百上千个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部族，打心眼里喊出来的称呼。

然而这称呼，并不是李世民跑去泰山顶上向老天爷祷告得来的，也不是他在朝堂上发下一道圣旨强逼着大家喊出来的，更不是在山东的石壁上花钱雇工匠凿出来的。

这是因为他在长安坐着的时候，把里子理顺了。

粮仓渐渐满了，法度渐渐明了，边境渐渐安定了，老百姓渐渐能吃饱饭了。

四方的部族看在眼里，知道跟着这个皇帝有饭吃，有秩序，有活路，于是才恭恭敬敬地把这顶最高荣誉的帽子奉上。

用面子透支里子，得到的不过是一场烟花般的虚名，烟花放完了，只留下一地灰烬和满目疮痍；而把里子做实了，面子便会像树上的花朵一样，自然而然地开出来，想藏都藏不住。

然而可惜的是，后世明白这道理的人，大约是越来越少了。

人们总是太喜欢泰山顶上的那场狂欢。

因为去做实里子，是极其枯燥、艰难而又见效缓慢的差事——要一点一滴地修明法度，要耐着性子让百姓休养生息，要抵制住眼前的各种诱惑；而跑去泰山封禅，却是极容易、极热闹、极能立马引起轰动的快事——只需要雇一批文人写几篇锦绣文章，动用一批民夫抬着轿子，再找几个看客在路边鼓掌喝彩，一场功德无量的“盛世”便算告成了。

这种偏好，并不单单局限于皇帝。在我们寻常的看客世界里，也是到处可见的。

比如有人办学，不肯在教书育人、积攒底蕴上花工夫，却极喜欢盖宏伟的大门，挂满眼的牌匾，请几个名流来剪彩，发几篇自吹自擂的新闻稿。

有人做学问，不肯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坐十年冷板凳，却极喜欢出厚厚的选集，开声势浩大的研讨会，互相对捧为“大师”。

甚至寻常人家过日子，内部早已破败不堪，夫妻反目，债台高筑，却偏要在外人面前摆出阔绰体面的架势，买昂贵的皮袍，办奢华的酒席，仿佛只要外人的赞叹声够响，自家的破烂日子就能凭空变成金子一般。

这都是“封禅”的遗毒。

大家都想做那个爬上泰山刻字的人，却极少有人愿意做那个在山下默默耕作、积攒粮食的魏征，更少有人懂得：真正的“天可汗”，从来不在山顶的石碑上。

李世民先生终究没有去成泰山。

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聪明的事情之一。

泰山依然挺立在山东，上面的石刻多得密密麻麻，许多早已模糊不可辨认，沦为游人歇脚时吐痰的靠背；而那没有刻在泰山上的“天可汗”三个字，却在千载之后的史册里，依然散发着沉稳而真实的光芒。

这大约给后人留下了最后一点警醒：凡是急着想把自己的功德刻进石头里去的人，往往最终都落得个灰飞烟灭；而那些懂得把功德刻在老百姓肚子和心坎里的人，即使一字不刻，天地间也自有一块巨大的无字碑，永远为他立着。

然而看客们大约依然是不懂的。

每当山顶上有锣鼓声响起，大家依然会争先恐后地踮起脚尖，伸长了鸭子一样的脖子，去瞻仰那新刻上去的、闪闪发光的金字，并且发出一阵阵由衷的、麻木的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