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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聊热闹的科技互联网行业了,继续聊聊之前落下的唐代诗歌故事。
我们再把时间线拉回安史之乱那个乾坤颠倒的时期,聊聊唐肃宗在关键历史关头的三次选择。
提到唐肃宗李亨,很多人把目光聚焦在“结束唐玄宗统治”“平叛安史之乱”却常常忽略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唐肃宗李亨在757年,曾三次站到杀戮的临界点,差一点就把唐代最重量级的诗人(李白杜甫王维)推向刑场。每一次都千钧一发,最后关头却全部踩住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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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三次他但凡有一次头脑发热痛下杀手,不光是中国文学史会出现巨大的缺口。
就连唐肃宗本人,也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文化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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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差点杀掉王维这事。
安史之乱爆发,王维没来得及跟着玄宗出逃,被叛军俘获掳到洛阳,被迫接受了安禄山授予的伪官职。
这件事,成了王维一辈子解不开的心结。王维是一个骄傲的人,身性高洁,素来爱惜名节,被迫事贼,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
等到唐军收复两京,唐肃宗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清算那些被迫在安禄山伪朝廷任职的官员。那个时候,大批陷贼官员,或杀或流放,杜甫的老友郑虔,便因此被远贬台州,最终客死异乡。
王维,就身处这批待清算的人群之中。
论律,王维的罪名可以处死,轻也难逃流放。生死关头,两样东西救了他。一首是他困居洛阳之时写下的《凝碧池》,“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字里行间满是对大唐的眷恋,这首诗辗转传到肃宗手中,让皇帝看到了他心底的故国之思。其二是他的弟弟王缙,当时已是朝廷重臣,主动上书,情愿削去自己的官职,为兄长抵罪。
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唐肃宗最终没有对王维下死手,只是降职处理,一场杀身大祸就此化解。后来,杜甫也写诗,替王维剖白心迹,说他人在曹营心在汉,心中始终向着朝廷。所谓“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是也。
试想,如果当时肃宗盛怒之下,随大流把王维处决,后世便再也读不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般澄澈的诗篇。再也没有代表大唐盛世的伟大篇章“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中国文化,会凭空失去一位“诗佛”,损失难以估量。
放在那个年代,安史之乱的刀下,少一个王维,朝堂不过少一名曾经屈身伪朝的臣子。但中国文化,会凭空失去一位打通庙堂气象与山林禅意的大诗人。盛唐诗歌会缺失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山水田园诗的高峰就此坍塌,唐诗的丰富度、精神厚度都会大打折扣。千百年里,无数读书人用来消解苦闷、安顿内心的精神寄托,也将不复存在,这份文化损失,根本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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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过死劫的不止王维,紧接着轮到了杜甫。
安史之乱中,杜甫冒着生命危险,从沦陷的长安逃出来,千里跋涉奔赴凤翔投奔肃宗。衣衫褴褛,面见君王,君臣相见,一时动容,肃宗便授予他左拾遗一职。所谓“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是也。
左拾遗,属于谏官,名义上的职责就是给皇帝提意见。但彼时的肃宗,历经大乱,内心早已不堪反复的直言顶撞。唐肃宗想要的,更多是一个礼仪上的谏官符号,也就是说好话的朝堂吉祥物,而不是一个真正敢于犯颜直谏、事事较真的当代魏征。
可杜甫骨子里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信奉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既然做了谏官,便不愿做唯唯诺诺的吉祥物。宰相房琯,曾经深得肃宗重用,可陈涛斜一战,房琯纸上谈兵,指挥唐军大败,数万将士殒命沙场。房琯被问责,前途莫测。
房琯落难,满朝文武大多看清风向,纷纷避之不及。唯独杜甫站出来,直言上书,认为不能因为这点细故就罢免有功大臣。这番话彻底触怒了唐肃宗。在肃宗眼中,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谏言,而是结党庇护。龙颜大怒之下,杜甫被交付三司会审,死亡的阴影,实实在在落到了他的头上。
危急时刻,宰相张镐挺身而出,对肃宗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甫若抵罪,绝言者路。” 意思很明白,如果因为说真话就杀掉谏官,往后天下再也没有人敢向陛下讲真话了。肃宗听完,心中有所权衡,最终饶过杜甫一命。死罪可免,但恩宠不再,先是打发杜甫回乡探亲,后来直接贬往华州做地方小官,把他从权力中枢远远推开。
正是这次人生的重大跌落,杜甫离开了朝堂,辗转漂泊民间,亲眼看见战乱之下百姓的流离苦难。往后才有了“三吏三别”,才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才有《登高》,无数沉甸甸、刻着时代伤痕的诗篇,由此诞生。
倘若当年肃宗一念之差杀掉杜甫,华夏诗坛,便会彻底缺失“诗圣”这厚重的一块拼图。
同时,唐诗便少了现实主义脊梁。盛唐的荣光消散之后,乱世里普通人的悲苦,便少了最忠实的记录者。千百年间,无数家国动荡之时,用来共情苦难、叩问现实的精神坐标,也将就此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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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险些殒命于肃宗刀下的,便是诗仙李白。
永王李璘奉玄宗之命出镇江南,李白一腔报国热血,觉得这是平定叛乱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投身永王幕府。他满心想着为国扫平胡尘,写下“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这样豪情万丈的诗句。可在唐肃宗的视角里,永王擅自引兵东下,已经构成了对自己皇权的挑战,属于谋逆之举。
兄弟阋墙,肃宗派遣高适带兵讨伐永王,永王很快兵败身死。作为永王的幕僚,李白顺理成章被扣上附逆的重罪,投入浔阳大牢,按律当斩。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也有这段情节,李白差一点就被唐肃宗处死了。
后世流传很广的说法,是郭子仪感念早年恩情,情愿解除自身官爵来换取李白性命。不过这个故事多见于后世文学演绎,正史记载并不确凿,不必当作确凿史实看待。真正为李白奔走斡旋的,可能是崔涣、宋若思等几位爱惜人才的大臣,多方上书陈情,说李白只是一腔报国,属于被裹挟,并非蓄意谋反。
唐肃宗权衡再三,最终没有判处李白死刑,改判流放夜郎。走到白帝城的时候,恰逢朝廷大赦天下,李白重获自由,狂喜之下挥笔写下千古名篇《早发白帝城》。
我们今天读到的大量李白晚年诗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建立在肃宗这一次手下留情之上。
如果李白真提前几年死了,盛唐浪漫主义的余烬,就此彻底熄灭。少了晚年的李白,我们看到的就只是一个意气飞扬的天才,却看不到命运摔打之后,精神依旧不肯屈服的完整人格。少了这一部分,李白的形象便会残缺单薄,华夏诗歌长河,也将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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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杜甫、李白,盛唐三座诗歌高峰,在短短1年之内,先后都走到生死边缘,又全部险之又险地保全性命。
这三次“悬崖勒马”,并不是说唐肃宗天生多么宽厚仁慈。
乱世帝王,手上并不缺少鲜血,当时大量陷贼官员、涉逆之人都被严惩。之所以三次都没有痛下杀手,一方面有大臣的冒死劝谏,另一方面,肃宗自己也有现实层面的考量。
杀一个诗人不难,但杀了之后,会寒掉天下士人的人心。尤其是他的皇位本就有法理上的短板,他需要收拢天下读书人的人心,而不是大开杀戒,留下屠戮文士的恶名。备注:马嵬坡兵变之后,唐肃宗李亨没有跟随唐玄宗入蜀,而是北上灵武,在群臣拥戴之下登基称帝,遥尊远在成都的玄宗为太上皇。从礼法上来说,老皇帝尚在,没有正式禅位遗诏,太子直接在外自立为君,程序上是有瑕疵的。
我们今天评价唐肃宗,历来是毁誉参半,评价大致五五开。他有再造社稷之功,扛起平定安史之乱的大旗,把摇摇欲坠的大唐重新稳住;但同时,他猜忌功臣,重用宦官,埋下后来宦官专权的隐患,个人也有不少过失。
可以大胆做一个历史假设:假如三次当中,任意一次肃宗没有刹住车,把三位大诗人中的一位或者几位处死。
那么,我们今天的教科书,都有薄上一大截。
那么,后世提起唐肃宗,他的标签就会多一层“残害文坛巨擘” 的骂名。平叛的功绩,会被巨大的文化罪责冲淡,极有可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沦为后世口诛笔伐的昏君样本。对唐肃宗的评价,就不是五五开了。
那么,中华文化中最灿烂、最光辉的那些伟大篇章,就永远失去了。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冒死劝谏的大臣,表面上是救了王维、杜甫、李白三个人,实际上,某种意义上也挽救了唐肃宗本人的身后之名,更是拯救了中华文脉的重要基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后世每一代中国人读唐诗,都在承接757年那几次刀下留情的馈赠。
唐肃宗如果泉下有知,应当知晓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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