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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鸿星尔克因为给河南灾区捐款5000万元,引发了一场席卷网络的“野性消费”。
直播间被挤爆,网友疯狂下单。
很多人说:
“这个企业太良心了,必须支持。”
“一定要让良心企业活下去。”
几年之后,类似的场景再次出现。
西安赛格事件之后,一些消费者和商家纷纷购买和利鞋子,并拍摄视频发布网络。
视频里的购买行为,不再只是一次普通消费,而变成了一种态度表达:
支持弱者、支持公平、支持正义。
从表面看,这两次事件完全不同。
一个是企业捐款后的全民支持,一个是商业纠纷中的舆论声援。
但如果深入观察,会发现二者背后有着非常相似的社会心理:
人们试图通过一次消费行为,表达自己对某种价值的支持。
这是一种“情绪正义”。
它真实存在,也具有积极意义。
但问题是:
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停留在情绪正义,而无法走向制度正义,那么很多问题最终只会被情绪覆盖,而不会被真正解决。
01.
我们买的不是鞋,而是一种“站队感”
现代社会,消费早已经不仅仅是消费。
一杯咖啡、一件衣服、一双鞋,有时候代表的是一种价值选择。
人们购买鸿星尔克,并不只是因为鞋子本身。
他们购买的是:
“我支持有良心的企业。”
“我认可这种担当。”
同样,购买和利,也不仅仅是在购买商品。
很多人购买的是:
“我站在弱者一边。”
“我反对不公平。”
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公共参与。
对于普通人来说,推动一个社会问题改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研究商业规则,很难。
参与制度建设,很远。
推动法律完善,很慢。
但是买一双鞋,却非常简单。
于是,消费成为了一种最容易获得的“参与感”。
它让普通人在复杂世界里找到一种确定感:至少,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
02.
问题在于:情绪正义很容易变成表演正义
善意本身没有问题。
问题出现在:当善意进入互联网,它开始拥有了另外一种属性——展示。
过去,一个人帮助别人,可能只是内心的一种选择。
但现在:购买商品→拍摄视频→发布平台→获得点赞。
一个行为同时完成了三件事:帮助别人;表达价值;塑造自己的形象。
于是,公益、正义、爱心,有时候会变成一种社交资本。
人们不只是想做好事,也希望别人看到自己正在做好事。
这就是所谓的“人设”。
当然,并不是所有公开表达都是虚伪,很多人确实是真诚的。
但互联网环境天然会放大展示性。
最终,事情容易发生变化:
从:“我希望帮助一个人。”
变成:“我要证明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从:“关注问题本身。”
变成:“展示我的立场。”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社会事件中,最热闹的往往不是问题解决,而是谁站在了道德高地。
03.
情绪正义最大的局限:容易把制度问题变成人品问题
社会问题往往很复杂,但是人的情绪喜欢简单答案。
一个商业纠纷,可能涉及:合同关系;市场规则;利益分配;法律责任;谈判能力。
但传播过程中,它很容易被简化成: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谁欺负了谁?谁应该被支持?
这种叙事简单、直接,也最容易传播。
但它的问题是:
它可能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遭遇,却看不见造成这种遭遇的机制。
比如:
一个小商户,为什么容易在商业关系中处于弱势?
企业和平台之间,是否存在权力不对等?
商业规则,是否足够透明?
弱势主体,有没有有效的救济渠道?
这些才是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
可是,情绪狂欢往往让讨论停留在:“大家去买他的东西。”
于是,复杂的制度问题,被转换成了一场消费运动。
04.
为什么当下社会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道德消费”?
这背后其实和传统社会的治理逻辑有关。
在传统社会中,普通人面对不公平,常见的想象路径是:
期待明君、期待清官、期待侠客。
因为普通人缺少制度化参与渠道。
所以很多故事都是:包青天来了,侠客出手了,皇帝知道真相了。
现代网络社会虽然形式不同,但心理结构仍然存在:
过去:“青天大老爷替我主持公道。”
现在:“网友消费支持替我主持公道。”
本质上都是:
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某种外部力量上。
而现代法治社会真正强调的是:
不是等待好人出现,而是建立让坏人难以作恶、让弱者可以维权的制度。
因为一个社会不能永远依靠偶然出现的善良,它应该依靠稳定运行的规则。
05.
从情绪正义走向制度正义
一个社会当然需要情绪。
没有同情的社会,会变得冷漠。
没有正义感的社会,会变得麻木。
但是,仅有情绪是不够的。
情绪告诉我们:哪里存在不公平。
制度告诉我们:如何减少不公平。
情绪让我们关注一个人的遭遇。
制度让更多人不再遭遇同样的问题。
情绪正义,是一种道德本能。
制度正义,是一种文明能力。
真正成熟的社会,不是没有愤怒,没有同情,没有支持。
而是能够把这些情绪转化为:更完善的规则;更透明的机制;更可靠的保障。
否则,每一次社会事件之后,我们都只是换一个对象继续愤怒。
今天买鸿星尔克,明天买和利,后天可能又支持另一个“弱者”。
消费支持是真实善意的一部分,但如果停留在消费狂欢、情绪站队和身份展示层面,它更多满足的是个人心理需求,而不是推动社会结构改变。
真正的正义,不只是“我站在哪一边”,而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什么机制能避免下一次发生?
因为:
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不是每一次都能找到一个值得同情的人。
而是越来越少需要依靠同情来解决问题。
这才是从情绪正义走向制度正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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