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先生与中华书局

2018年3月17日上午，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华书局联合主办的“郑天挺先生新刊遗著发布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会上，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致辞，代表中华同人对郑天挺先生未刊遗著的出版表示衷心祝贺。现录全文如下——

尊敬的郑克晟先生，各位领导，各位先生：

大家上午好！

“郑天挺先生新刊遗著发布会”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华书局联合主办，我谨代表中华书局，代表今天与会的中华同人，对郑天挺先生未刊遗著的出版，表示祝贺！对以克晟先生、克扬先生为代表的郑先生家属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对中华书局的信任，表示感谢！能够承担郑先生未刊遗著的编辑、校订、出版任务，我们深感荣幸，也深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南开大学是中国著名学府，更是中国明清史学科的重镇，这与郑天挺先生1952年奉调南开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同时，也因为郑先生的到来，南开历史学科与中华开始了长期的合作。数十年来，中华不断得到南开历史学科的有力支持，几代学者都与中华往来密切，交流合作，交谊深厚。中华书局曾经荣幸地承担了包括所有南开史学前辈学者在内的“南开史学家文丛”的出版工作。

郑天挺先生是中华书局的老作者、老朋友，从1954年起，我们就出版郑先生为主参与编辑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等史料文献。

郑天挺先生四十岁时留影

特别是1958年开始、历时二十年完成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郑先生承担主持点校《明史》。据现存档案记载，1958年12月1日中华书局致函南开大学党委，约请郑天挺先生整理《明史》。1963年7月15日教育部、8月19日中宣部，分别向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发红头公函，借调武大唐长孺，山大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大刘节，南开郑天挺进京校史。

1963年9月郑先生奉调到京，入住北京西郊翠微路2号院西北楼中华宿舍。在10月28日报送中宣部干部处的二十四史借调名单中，关于郑先生的记录如下：

姓名/郑天挺

工作单位/南开大学

职务/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

特长/明清史

借到时间/9月28日

借用时间/一年

实际上一直到1966年6月8日，郑天挺先生才离开中华，回到南开参加“文革”。据同时参与“翠微校史”的罗继祖先生回忆：

毅老和我连屋而居，共案而食，日得数见。当时住局数君以毅老年龄最长，因共推为祭酒。毅老体质甚健，晬面盎背；对人态度寓和蔼于严正之中，言笑不苟；谈起学问来，虚怀若谷。（《回忆郑毅生》）

1971年，中华恢复二十四史点校工作，2月19日赵守俨先生在《整理二十四史工作情况简介》中，谈到此前《明史》点校的情况说：“郑天挺点校，周振甫加工。有标点初稿。校勘材料略有散失。参加工作的还有南开林树惠、傅贵九、阳纲等。”并准备再次借调郑先生进京校史。

1972年2月10日，中华书局致函南开大学革委会，请派郑天挺等两位同志来京商谈《明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3月18日，南开大学革委会回函，历史系愿意承担《明史》点校工作。4月10日，赵守俨到南开商谈《明史》点校。随后南开历史系组建了《明史》校点组，仍由郑先生负责。郑先生没有到京参与集中校史，档案里还保存了一些南开《明史》组与中华商讨工作的往来函件。

点校本《明史》是郑天挺先生和南开明清史学科奉献给学术界的最重要成果之一。2007年我们启动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明史》修订由南炳文先生主持，再一次因为二十四史与南开历史学院结缘，目前已经完成初稿，进入编辑加工阶段。

“文革”前后这个阶段，中华书局还出版了郑先生与翦伯赞先生一起担任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八册，近代部分二册，其中第一册于1962年出版。在我们的档案里，还保留着1980年3月23日，郑先生写给中华的字条：“龚书铎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第十册近代部分，已经增订完成，我建议出版。”

同时，郑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选》一套六种，第一种《三国志选》于1962年出版，《汉书选》《后汉书选》《左传选》《资治通鉴选》等后来也陆续出版，但是《史记选》却一直未能完成。由于原承担者山东大学卢振华先生于1979年春间病故，中华希望山大继续安排完成，但是王仲荦先生表示山大承担有些困难。9月19日，中华给郑先生去信，“希望得到支持，协助推荐”。10月30日，郑先生给中华回信，表示“我想可以托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同人选注”。《史记选》后来由来新夏先生主编完成。

郑天挺先生为《史记选》事致中华书局函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华书局有一个庞大的学者论集出版规划，几乎将当时的一流学者都包括在内，但由于形势的变化，真正落实出版的不多。但当“文革”一结束，中华就准备出版郑先生的《清史简述》与《探微集》。《探微集》在1979年12月26日发稿，赵守俨先生在发稿单上专门批示：“急件：要求在80年8月份先装出100册，学术讨论会要用。”最终《清史简述》1980年5月出版，《探微集》6月出版。

《探微集》书影

这里赵先生所说的学术讨论会，就是1980年8月5日至8日由郑先生发起并主持在南开召开的“首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8月30日，郑克晟先生给赵守俨先生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次会议太乱了，无人负责。今天下午我才知道，六个皮包还是未送……下次托人带去”，据此推测，中华参会的有六位，包括李侃、赵守俨先生等。

档案里还有郑先生要我们代为寄送《探微集》的学者名单，有一百好几十人。当然，这些书都是郑先生用稿费买的，邮资费也是从稿费中扣除的。郑先生一直关心支持中华书局的古籍整理事业，他曾应邀对中华影印《明文海》以及对《明史纪事本末·前言》写过详细的审读意见。

郑先生逝世后，几种纪念文集，也都由中华出版。1984年组织约稿，1990年编辑出版《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吴廷璆、陈生玺、冯尔康等编）；2000年，出版《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009年，出版《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封越建、孙卫国编）；2011年，出版《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

好多与郑先生同时期的大学者，都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字的著作传世。而郑先生个人的学术论著，却仅有《清史简述》《探微集》《清史探微》《及时学人谈丛》等数种，去其重复，仅七八十万字。这与郑先生的学术成就、学术经历，是极不对等的。郑先生毕业于北大国文系，后转入史学研究，学殖深厚，文史兼擅，正如其好友傅斯年所说：“郑副所长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郑先生为文惜墨如金，点到为止，不作长篇大论。他在1944年5月5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自己论文被评三等奖的事：

得孟邻师三日书，谓学术审议会定余论文为三等奖，并云“大著之价值，佥认为应得二等，因份量太少，故与他相较只能给三等”云。 余能得三等已觉过分，绝无所怨。 但学术论文而以份量衡量，斯所未喻，决意辞不接受。

只因篇幅小，而未能列为二等，郑先生表示“斯所未喻，决意辞不接受”。今天我们读《清史探微》《探微集》里的文章，都是极为精炼的，绝不拖泥带水，故作高深。另外，郑先生长期担任行政事务，以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学术研究，包括《西南联大日记》里记录的准备撰写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成。

西南联大时期，郑先生担任联大总务长，总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工作。总务工作，杂且乱，繁且难。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北大文科研究所副主任、历史系教授。身处枢要，诸务纷杂，且事必躬亲。在工作之馀，郑先生每天坚持写日记，实属难能可贵。郑先生将这一时期的时务、校务、教务、人物交游、民生景况，逐一写到日记中，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堪称“半部联大校史，一时社会全景”的珍贵记录，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乃至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出版两个月来，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书影

郑先生长期坚持承担教学任务，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八十岁时还登堂授课。无论研究、授课，郑先生都重视资料卡片的积累，几十年教学生涯，留存卡片多达数百万字。这些卡片，搜罗宏富，抄录规矩，令人叹为观止！郑先生学问的博大与深湛，从中不难想见。郑先生备课授课，一丝不苟，所撰各类讲义，条理明晰，备注详密，真知灼见，在在皆是，既是郑先生史学思考的结晶，又为后世树立了传道授业的典范。

近十年以来，我们得到郑先生家属和南开历史学院的大力支持，将郑先生的讲义卡片整理交付我们出版，2009年出版《元史讲义》，2011年出版《隋唐五代史讲义》；特别是去年年底出版的《明史讲义》，共140万字，洋洋大观。我们期待尽快完成《清史讲义》《历史地理学讲义》的整理出版，以形成郑先生完整的讲义系列。作为郑先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讲义》系列将成为学术界学习、研究郑先生学术的重要路径。我们愿意在大家的支持下，高质量完成郑先生未刊遗著的出版工作，续写中华与南开长期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郑天挺明史讲义》书影

可以说，郑先生在学术传承中，向上继承、发扬了清末民初学者根基深厚、由博返约的学术传统，向下为学术界培养了众多的优秀学者，门生弟子，遍及天下。毫无疑问，郑先生是中国现当代学术史上的一位巨人，郑先生的著述是中国学术史上宝贵的遗产。

最后，作为主办方代表，向各位学者出席今天发布会表示由衷的感谢，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心、韩国研究中心悉心筹办会议，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与会者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