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羁押权120年史：行政审批vs司法审查 ||庄玉武-比较法刑辩

中国刑事羁押权120年史：

行政审批vs司法审查？

摘要： 刑事羁押作为裁判生效前对公民人身自由最剧烈的干预手段，其权力的性质归属与运行构造始终是刑事诉訟法治的核心指标。本文立足于中国刑事羁押权120年（1906—2026）的制度演进脉络，全面补全清末修律、民国法制、两蒋时代台湾地区以至近代两岸演变的历史全貌，深度剖析检察机关行使羁押权的本质特征及其结构性困境。从权力来源、程序构造、裁判立场、证明标准及救济机制五个维度，系统论证“行政审批”与“司法审查”的本质差异。结合国际人权公约标准与域外代表性法系的实践经验，本文表明：将羁押决定权交还中立的审判机关（法院），并构建控辩审“三方开庭”的诉讼化听证程序，是实现刑事诉讼从“行政控权”向“正当程序”现代化跨越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刑事羁押权；司法审查；行政审批；法官保留；释字第392号；三方听证；少捕慎押慎诉

引言

刑事羁押涉及国家追诉权与公民人身自由权最直接、最尖锐的对抗。在刑事判决生效前，被追诉人依法享有无罪推定特权，但羁押却在事实上剥夺了其全部躯体自由，对其职业、家庭及人格尊严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因此，羁押权由谁行使、以何种程序行使，直接决定了一国刑事司法文明的高度。

从清末1906年“修律”开启中国刑事诉讼近代化转型，到如今跨越120年的历史关口，我国刑事羁押制度经历了一场持续的模式拉锯：是以追诉或法律监督机关内部的“行政审批”为核心，还是以中立裁判机关的“司法审查”为基石？

厘清“行政审批”与“司法审查”的本质区别，消除检察机关既作为“控方”又作为“羁押审批者”的体制性障碍，将羁押裁决权交还中立司法机关法院，并建立以“三方开庭”为核心的诉讼化听证程序，已成为刑事司法现代化转型不可回避的核心课题。

一、120年回溯：中国刑事羁押权演变的历史逻辑

中国刑事羁押权演进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平衡的法律文化与制度变迁史。本章系统梳理清末修律、民国时期、两蒋时代台湾地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完整演进轨迹。

1906—1911: 清末修律与“法官保留”萌芽（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

1912—1949: 中华民国法制建立与“令状主义”确立（1928/1935刑诉法）

1949—1995: 戒严与两蒋时代台湾地区的“检方羁押权”（违宪争议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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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演进路线】 【大陆地区演进路线】

1995年释字第392号解宪 1949年废除伪法统与苏联模式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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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修法剥夺检方羁押权 1979/1996/2012年刑诉法逐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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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回归法院“法官保留” “捕押合一”至“羁押必要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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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6: 全球视角下的“司法审查”与“三方听证”收敛

1. 晚清修律时期（1906—1911）：西法东渐与“法官保留”的初步萌芽

1906年，清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沈家本、吉野洋太郎等人主持起草《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1910年奏呈）。该草案首次引入大陆法系“审检分立”与“司法独立”原则，在我国法制史上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切割：

·勾留与羁押的区分： 草案严格区分了侦查机关为防止逃匿而实施的临时性控制（勾留/逮捕）与后续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羁押）。

·审判机关专属羁押权： 草案明确规定逮捕、羁押权划归法院与预审法官行使，检察官仅具有提请与执行申请权，无权自行签发羁押凭证，初步奠定了“法官保留”的雏形。

2.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1912—1949）：立法上的“令状主义”与实践扭曲

民国成立后，1921年广州军政府公布《刑事诉讼律》，以及后续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1928年《刑事诉讼法》与1935年《刑事诉讼法》，均延续了德国、日本大陆法系的诉讼模式：

·令状主义与法官签发押票： 1935年《刑事诉讼法》第102条等条款明确规定，羁押被告必须使用“押票”，且押票必须由法官签名方具法律效力。检察官仅能向法院申请羁押，无权自行决定羁押。

·诉讼救济路径： 法律赋予被羁押人及其近亲属随时向法院申请“撤销羁押”或“保释”的权利，初步建立了由法院对审前强制措施进行监督的机制。

然而，在当时的战乱与政治动荡背景下，行政权与军事权力极度膨胀，特别刑事法（如《惩治叛乱条例》等）大量侵蚀普通刑事诉讼法，使得立法上的“法官保留”在实践中屡屡遭遇变形与破坏。

3. 两蒋时代台湾地区（1949—1995）：威权体制下的“检方羁押权”及其宪政危机

1949年国民党当局撤退台湾并颁布《戒严令》，进入“动员戡乱”与两蒋威权统治时期。在这一阶段，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实践发生了重大退化：

·行政与追诉权的膨胀：为了强化社会控制与治安整顿，立法与行政机关对1935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多次修改，将侦查阶段的“羁押决定权”直接赋予了检察官。检察官不仅可以自行决定逮捕、拘提，还能直接签发“押批”实施长期羁押。

·“检法不分”与监督失效： 在威权体制下，检察机关被赋予极高政治权威，司法审查形同虚设。检察官掌握羁押权导致审前羁押率居高不下，“以押促侦”、“强迫口供”等现象普遍存在。

·宪政争议的爆发：1987年台湾地区解严后，社会民主化与法治化浪潮涌动，法律界与学者对检察官兼具“追诉者”与“羁押决定者”双重身份的合法性提出强烈质疑。

4. 台湾地区重大宪政转折：1995年“司法院释字第392号解释”与1997年修法

1995年12月22日，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做出了在近代中华法系人权保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释字第392号解释”：

台湾地区“释字第392号解释”厘清逻辑

| 宪法第8条“司法机关”与“法院”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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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司法机关】（含检察机关） 【狭义审判法院】（仅限法官）

负责侦查、追诉与执行，属于国家司法作用 独立行使审判权与人身自由裁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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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直接裁定长期羁押 独占审问与羁押决定权（法官保留）

·核心裁决要旨：

1.明确“法院”的狭义界定： “大法官”指出，宪法第8条关于人身自由保障所称的“法院”，仅指“有审判权之法官所构成之独任或合议之法院”。

2.剥夺检察官羁押权： 明确宣告旧《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官羁押被告、核准押所长官命令、撤销或继续羁押等处分权的规定违宪，违反宪法第8条第2项之意旨。

3.设定修法期限： 宣布相关违宪条款自解释公布之日起至迟于届满二年时失其效力。

·1997年《刑事诉讼法》大修：

为回应释字第392号解释，1997年台湾地区立法机关全面修正《刑事诉讼法》，彻底确立了侦查中羁押权的“法官保留原则”：

o检察官若认为被告有羁押必要，必须向管辖法院提出“申请”（声请）；

o法官接获申请后，必须亲自讯问被告，举办控辩双方在场的羁押听证；

o羁押决定权完全归还法院，彻底终结了长达数十年检方兼任“裁判者”的历史。

5.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的立法演进（1949—2026）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伪法统”，全面打破了民国法制体系，转而引进苏联法律制度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在苏联刑事诉讼理论（特别是维辛斯基的法律监督学说）影响下，检察机关被定位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1954年《宪法》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确立了检察机关对逮捕的批准权，形成了“公安提请—检察审批”的闭环机制。

1979年首部《刑事诉讼法》颁布，正式将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制度法律化。此后数十载，立法机关进行了多次调整：

立法阶段

法律依据

制度特征

对羁押权的影响

1979年

1979年《刑事诉讼法》

确立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专有权

逮捕条件偏向实体罪责，捕押高度合一

1996年

1996年《刑事诉讼法》

废除“收容审查”，规范强制措施

归并行政性扣留，但审查逮捕仍为单向闭门模式

2012年

2012年《刑事诉讼法》

增加“社会危险性”证明与听取意见

增设第93条“羁押必要性审查”，赋予检察院建议权

2018年

2018年《刑事诉讼法》

配合“认罪认罚从宽”与司法政策

确立“少捕慎押慎诉”，尝试降低审前羁押率

尽管2012年与2018年刑诉法修改逐步增加了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讯问犯罪嫌疑人以及“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制度，但在根本体制上，依然维持了由检察机关行使批准逮捕权的权力结构。

二、行政审批与司法审查的本质不同

要透彻理解为何必须改革现行羁押权行使模式，关键在于彻底厘清“行政审批”与“司法审查”在法理结构、运行机制与价值取向上的本质差异。

行政审批模式 vs 司法审查模式

【行政审批模式】 【司法审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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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诉/监督机关内部 | | 中立司法机关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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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单向公文流转 控辩审三方公开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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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面审查 / 密室裁决| | 对抗质证 / 现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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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导向 / 职权主义 自由导向 / 程序正义

1. 权力来源与价值导向的本质差异

·行政审批：基于行政隶属与职权控制的效率逻辑

行政审批的权力根源在于行政管理权或内部监督权。其核心价值在于效率、秩序与职权贯彻。行政审批假定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存在管理或服从关系，或者在内部管理上存在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控制关系。在羁押决策中，行政审批逻辑将剥夺人身自由视为顺畅推进侦查、防止嫌疑人妨害诉讼的行政性管理手段。

·司法审查：基于人权保障与权力制衡的法治逻辑

司法审查的权力根源在于宪法赋予中立审判机关的宪法裁判权与人权保障职责。其核心价值在于人权保障、程序正義与制约追诉权。司法审查假定任何剥夺公民基本自由的强制行为，都具有潜在的违法与侵权风险，必须引入独立于追诉机关之外的外部裁判者进行合宪性与合法性审查。

2. 裁判者立场的本质差异：单方追诉者 vs 中立裁判者

·行政审批：追诉倾向与“自己做自己的法官”

在行政审批模式下，行使审批权的检察机关本身即承担着追诉犯罪、提起公诉的法定职责。即使在检察机关内部划分了侦查监督部门（或普通犯罪检察部门）与公诉部门，但在体制整体上，检察机关依然是国家追诉阵营的核心成员。这违背了古老的法理自然公正原则（Nemo judex in causa sua——任何人不得在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

·司法审查：消极性、客观性与结构性中立

司法审查要求裁判者（法官）与案件的追诉结果没有任何利益纠葛或职责重叠。法官不承担侦查任务，不承担破案指标，亦不承担公诉职责。法官处于“消极裁决”立场，不主动寻找羁押理由，仅在控方提出申请并提供充分证据时，客观评估羁押的法律依据。

3. 程序构造的本质差异：内部单向流转 vs 控辩审三方对抗

·行政审批：书面化、单向性与封闭决策

行政审批本质上是一种“公文流转”机制：

1.侦查机关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移送案卷材料；

2.检察官进行“纸面审查”与书面阅卷；

3.按照内部行政层级进行层报审批（承办检察官→办案组长→部门负责人→检察长/检委会）；

4.决策过程封闭进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无法在决策前参与全面的证据质证与口头辩论。

·司法审查：诉讼化、开放性与三方听证

司法审查采用标准的诉讼化裁判结构：

1.公开听证： 以开庭或听证会形式公开或半公开举行；

2.控辩平权： 控方（检察官/警察）承担羁押必要性的举证责任；辩方（嫌疑人/律师）享有知情权、阅卷权、举证权与抗辩权；

3.交叉询问与质证：辩方可对控方主张的“社会危险性”证据提出质疑并出示反证；

4.现场裁决： 法官在听取双方当庭辩论后做出裁决。

4. 证明标准与审理对象的本质差异：实体罪责偏向 vs 比例原则裁量

·行政审批：重“案情实体”，轻“危险性程序”

实践中，行政审批往往将精力集中于“是否有犯罪事实、是否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等实体罪责条件（即“以实体罪责推定羁押必要性”）。只要罪名成立且可能判重刑，批捕即成为自动顺应的结果。

·司法审查：严格遵循“比例原则”与“必要性举证”

司法审查将审理重点放在诉讼程序性风险上（如逃匿可能性、毁灭证据可能性、人身危险性）。法官审查严格遵循比例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o适当性：羁押是否有助于实现防止妨害诉讼的目的？

o必要性：是否存在取保候审、电子监控、高额保释金等干预程度更轻的替代措施？

o狭义比例性：剥夺公民自由造成的损害是否与案件严重程度及公共利益相称？

5. 救济机制的本质差异：内部行政复议 vs 外部司法救济与人身保护令

·行政审批：自我纠错的局限性

对行政审批不服的救济，通常是向作出决定的上级或原机关申请复议、复核或申诉。这种内部救济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容易陷入制度性的自我维持与保护，难以提供实质性救济。

·司法审查：即时上诉与人身保护（Habeas Corpus）

司法审查模式下，被羁押人享有宪法诉权。对羁押裁定不服，可立即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或申请人身保护令。上级法院必须启动紧急司法复核程序，对羁押的合宪性进行二次裁决。

三、检察院行使羁押权的本质特征与结构性困境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结构中，检察机关既是刑事诉讼的公诉方，又是决定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审批机关，同时还是法律监督机关。这种“三位一体”的身份重叠，导致羁押权在行使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行政化特征，并引发了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境。

现行模式下的结构性冲突（行政审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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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机关 (侦查方) | ──────提请───►| 检察机关 (侦查/控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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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公诉方，又是审批方

| 内部单向审批决定 |

犯罪嫌疑人/律师难以参与

| 批准逮捕 ＝ 长期羁押 |

1. 控诉职能与审查职能的天然冲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检察机关的核心法定职责之一是代表国家追诉犯罪。

·追诉倾向性： 控方天然具备搜集罪证、证实犯罪、追求定罪的心理倾向与职业惯性。

·中立性丧失： 羁押决定要求裁决者保持完全的“消极性”与“中立性”，客观评估剥夺自由的必要性。当同一个机关既承担追诉任务，又掌握决定是否羁押被追诉人的权力时，追诉的偏见必然侵蚀审查的中立性，导致“以押促侦”、“以押代侦”现象产生。

2. 审查模式的行政化特征：单向、书面与闭门决策

现行检察机关审查逮捕与羁押必要性审查，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行政审批流程：

·书面审查为主： 检察官主要依靠公安机关移送的卷宗材料进行“纸面审查”。虽然刑诉法规定了特定情形下需讯问嫌疑人、听取律师意见，但并未建立起常态化、面对面的庭审质证机制。

·内部层报制： 审查逮捕决定往往由承办检察官提出意见，经办案组长、部门负责人乃至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内部层层审批决定。这种“见卷不见人”、“审批者不审理，审理者不决策”的机制，是典型的行政运作逻辑。

·密室决策与不透明性： 辩护方无法在审查过程中与侦查方平等举证、质证，辩护意见难以对审批决策形成实质性制约。

3. “捕押合一”制度的体制性弊端

在国际通行的诉讼法理中，“逮捕”（Arrest）与“羁押”（Detention/Custody）是两个阶段不同、性质不同的概念：

·逮捕： 是一种短期的、暂时性的抓捕与控制行为，旨在将嫌疑人迅速带至法官面前。

·羁押： 是一种长期的、持续剥夺人身自由的状态，需要经过严格的司法审讯与持续评估。

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逮捕与羁押高度重合（捕押合一）。一旦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便自动进入长达数月乃至数年的预审羁押状态，直到法院判决。虽然2012年增加了“羁押必要性审查”，但由于该审查仅具有“建议”性质，对办案部门缺乏强制约束力，无法从根本上打破“一捕到底”的沉疴。

4. 监督机制的自我封闭与权力救济的空心化

自追诉机关内部产生的羁押决定，缺乏有效的外部司法救济途径：

·救济渠道内卷： 当犯罪嫌疑人或其律师认为羁押不公或逾期羁押时，主要救济途径是向检察机关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或提出申诉。这本质上是要求检察机关对自己的决策进行“自我纠错”，难以保障救济的公正性。

·缺乏中立裁决： 被羁押人无法将人身自由受侵犯的争议提交给独立于追诉体系之外的法院进行即时审查。

四、司法审查原则与“中立三方”审理模式的全球共识

在现代法治国家与地区，将刑事羁押权赋予中立的法院，并通过控辩审三方参与的“司法听证”进行审查，已成为公认的刑事诉讼基本准则。

1. “法官保留”原则与国际人权标准

国际人权法体系对羁押审查做出了明确且严格的规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9条第3款明确规定：

“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任何人，应被迅速带到法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面前，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或被释放。”

·“法官保留”原则（Judge Reservation Principle）：

涉及剥夺公民基本人权（特别是人身自由）的严重强制措施，其决定权必须严格保留给独立、中立的法院或法官，行政机关与追诉机关无权自行决定。

2. 域外两大法系及台湾地区审前羁押授权模式比较

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大陆法系还是经过法治转型后的台湾地区，羁押权的决定与维系均遵循司法审查原则，追诉机关仅充当申请人角色。

法系 / 国家与地区

审前羁押决定机关

审查机制与程序形态

英美法系 (美国/英国)

治安法官 / 司法官 (Magistrates / Judicial Officers)

首次提审与保释听证 (Bail Hearing)： 公开对抗性听证，控辩平等举证

大陆法系 (法国)

自由与羁押法官 (Juge des libertés et de la détention)

对抗制听证 (Audience publique)： 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同场辩论，法官现场裁决

大陆法系 (德国)

侦查法官 / 令状法官 (Ermittlungsrichter)

羁押审查听证 (Haftprüfung)： 签发羁押令，受定期司法复审

中国台湾地区 (1997年后)

地方法院强制处分庭法官

羁押声请听证： 检方仅具声请权，法官必须讯问被告并由律师辩护后裁定

中国大陆地区 (现行)

人民检察院 (Procuratorate)

行政审批模式： 闭门单向书面审查，控审一体，缺乏对抗听证

3. “中立性”与“三方开庭”的构造解析

全球共识下的刑事羁押审查，具备两个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中立司法审查模式（三方开庭构造）

| 中立司法机关/法官 |

| (无追诉职责、消极裁决) |

│ 公开听证与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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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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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追诉方 (检察官) | | 辩护方 (律师/嫌疑人)|

| 承担羁押举证责任 | | 质证、抗辩与交叉询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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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裁判者的结构性中立（Structural Neutrality）： 决定羁押的法官不承担任何侦查或公诉任务，与案件处理结果没有职业利益纠葛，能够恪守消极、客观的裁决立场。

2.程序上的诉讼化三方构造（Tri-Party Adversarial Hearing）： 羁押审查不再是公文流转，而是一场微型的法庭审判。

o控方举证： 检察官必须出示证据，证明嫌疑人存在具体的社会危险性与羁押必要性。

o辩方抗辩： 辩护律师与嫌疑人在场，有权查阅羁押相关证据，发表辩护意见，提出非羁押替代措施建议。

o现场裁决： 法官在听取双方辩论后，当庭或限期做出是否羁押的法律裁定，并阐明详细理由。

五、重构中国刑事羁押权的改革路径与制度设计

将羁押权归还中立司法机关（法院），绝非简单的职能划转，而是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向现代化、正当程序迈进的深层次系统性重构。改革应遵循“捕押分离”、“令状授权”、“三方开庭”与“救济顺畅”的总体思路。

1. 理顺概念：“捕押分离”的二元化改造

改革的首要前提是打破“捕押合一”的传统思维，在法律制度上彻底区分“逮捕”与“羁押”：

·逮捕：定位为“短暂强制到案手段”。警察或检察官在紧急情况下，为防止嫌疑人逃匿、毁损证据或继续犯罪，可依法实施短期抓捕与扣留（如24-48小时）。

·羁押：定位为“持续剥夺自由的强制状态”。 逮捕后若需对嫌疑人进行长时间封闭式羁押，必须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申请“羁押令”，未经法院司法裁定，任何人不得被羁押超过法定初始扣留期限。

2. 归权法院：建立“预审法官 / 羁押审查法官”制度

将羁押裁决权移交法院后，必须防止法院内部产生“先入为主”的审判预断：

法院内部职能分离机制

| 基层/中级人民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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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羁押审查庭 / 预审法官 | | 刑事审判庭 |

| 专司审前羁押听证、令状签发 | | 专司实体罪责与刑罚审判 |

| 排除在实体审判合议庭之外 | | 严禁接触审前未质证证据 |

·设立独立的审前司法官： 在基层与中级法院设立专门的“羁押审查法官”（可借鉴预审法官、自由与羁押法官或台湾地区强制处分庭模式），专门负责审前令状签发、羁押审查与羁押期限延长的裁决。

·审裁分离与预断隔离： 担任羁押审查的法官，绝对不得参加该案后续的实体罪责审判。这一隔离机制确保了负责实体判决的法官不受审前羁押材料的偏见影响，贯彻庭审中心主义。

3. 构建诉讼化的“羁押听证”程序（三方开庭）

改单向行政审批为公开、对抗的司法听证会：

1.控方提起羁押申请：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书面羁押申请与证据材料。

检察官（或侦查机关）若认为被捕嫌疑人必须羁押，需向法院提交《羁押申请书》，并附随证明其存在“犯罪事实”及具体“社会危险性”（如毁灭证据、逃匿、人身威胁）的实质证据目录。

2.指定辩护与卷宗移送：保障辩护权与知情权。

法院收到申请后，应立即通知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对于未聘请律师的，强制启动法律援助指定辩护。辩护律师有权查阅控方提交的羁押申请依据材料。

3.召开控辩审三方听证会：法庭对抗与直接言词审理。

羁押审查法官主持公开或半公开听证会。控方就羁押必要性举证；辩方进行质证，并提出非羁押替代措施（如高额保释金、电子手铐居住监控）的合理性；法官可直接讯问犯罪嫌疑人。

4.法官当庭或限期裁决：签发羁押令或裁定释放。

法官根据比例原则评估后做出裁定：若控方举证不足或存在替代措施，驳回羁押申请，责令立即释放或采取取保候审；若批准羁押，签发具备明确期限的《羁押令》，并出具详细具名的裁决理由书。

4. 完善羁押替代措施与司法救济机制

·丰富非羁押强制措施体系：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电子脚铐、非羁押数字化监管App、社区监控），结合高额保证金制度、定期报到制度，大幅提升“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的适用率，使非羁押成为常态，羁押成为极少数例外。

·建立羁押救济与定期复审制度：

o定期司法复审： 法院签发的《羁押令》必须设定短期上限（如每次最长不超过30天或60天）。期满需继续羁押的，控方必须重新申请并再次举行听证。

o司法上诉与人身保护令：被羁押人及其辩护人对羁押裁定不服的，有权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或申请人身保护令，上一级法院必须在法定短期限（如7日内）开庭审查并做出终局裁定。

结语：从行政控权走向司法保障的历史抉择

回顾中国刑事羁押权120年的曲折变迁，从清末民初对法官保留原则的艰难萌芽，到台湾地区从威权检方羁押走向释字第392号解释的司法回归，再到大陆地区从苏联模式向“少捕慎押慎诉”的现代转型，历史的脉络清晰地揭示了一个规律：缺乏中立司法审查的刑事羁押，必然导致追诉权的膨胀与个人自由保障的失衡。

“行政审批”与“司法审查”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追诉机关内部以效率为导向的单向管理，而后者是独立司法机关以人权为导向的中立裁决。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一方，其天然的追诉立场决定了其无法在羁押审查中充当完全中立的裁判者。

将羁押决定权交还给中立的司法机关——法院，并以“控辩审三方开庭”的听证程序替代单向行政审批，绝非对西方制度的盲目照搬，而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治深化改革、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的必然要求。当刑事羁押真正重塑为一项由中立法官主持、控辩平等对抗、具备严密司法救济的程序时，中国刑事司法才能真正实现从“犯罪控制优先”向“正当程序与人权保障并重”的现代化跨越。

作者：庄玉武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