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姜女为什么不能哭？ 一滴眼泪，怎么成了政治问题

20世纪70年代，广西出版过一本今天看来颇为奇特的小册子：《〈孟姜女〉是一株尊儒反法的大毒草》。

它不是某个文人一时兴起写下的杂文。全书从《左传》里的杞梁妻讲起，一路梳理汉、唐、宋、元、明、清的故事变化，试图证明孟姜女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流传中，如何被“反动文人”加工成一件“尊儒反法”的政治工具。

书的后半部分专门揭露这个故事的“反动性和毒害性”，还用整整一章反驳“孟姜女故事具有人民性、民主性”的说法。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锄毒草》也采用了相似的手法。书中有一篇《栽赃秦始皇用心何在？——析旧戏剧〈孟姜女〉》，其余文章则批判曹操、秦始皇和一批传统戏曲。

原本相去甚远的人物与故事，最后都被装进“儒法斗争”这个大箩筐。

于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出现了：孟姜女究竟做了什么？

她没有发表政论，甚至没有留下真实存在过的可靠证据。她只活在一个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里：丈夫被征走，死在外面，她千里寻夫，哭了一场。

可在那个年代，孟姜女哭起来就是政治问题。

01

如果一路追到故事源头，会发现最初的“孟姜女”，既不姓孟，也不叫孟姜女。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公元前550年，齐庄公攻打莒国，齐国将领杞梁战死。齐庄公回国时，在郊外遇见杞梁的妻子，便想顺路向她吊唁。

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女人拒绝了。

她的大意是：如果杞梁有罪，国君不必屈尊吊唁；如果他没有罪，我家里还有先人的房屋，我不能在郊外接受这样草率的吊唁。

齐庄公只好掉转车头，到她家中正式完成礼仪。

这段故事写的是一个女人在丈夫战死后，仍坚持礼数与尊严。里面没有秦始皇，没有长城，也没有哭。

到了《礼记·檀弓》，故事多了一笔：“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杞梁妻终于哭了，但城墙还安然无恙。

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又把故事往前推了一步。杞梁妻伏在丈夫尸身旁哭了十天，过路的人都被她打动，城墙随之崩塌。安葬丈夫后，她因无父、无夫、无子可以依靠，投淄水而死。

到这里，哭夫、崩城和投水已经齐了，只差秦始皇与万里长城。

这最后一层，大约在隋唐以后逐渐补上。唐代的故事把杞梁变成秦朝修长城的役夫，又添入送寒衣、认尸骨等情节。

敦煌曲子词里已经出现“孟姜女，杞良妻，一去燕山更不归”的唱词。此后，杞梁又变成范杞梁、范喜良、万喜良，普通城墙也变成秦始皇的长城。

就连“孟姜”这个名字，也是后人借来的。“孟”指排行最长，“姜”是姓氏，“孟姜”原本只是春秋时期对姜姓长女的称呼，大致相当于“姜家的大姑娘”，并非姓孟名姜。

一个拒绝郊外吊唁的齐国贵族女子，就这样在两千多年里换了姓名、丈夫、朝代和死法，最后成了千里送寒衣、哭倒长城的孟姜女。

这不是某个作者一次完成的创作。每个时代都往故事里放进一点自己熟悉的东西：战争、征役、夫妻离散，还有普通人对庞大权力的恐惧。

02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他从《左传》《礼记》《列女传》一路谈到唐宋歌谣、地方传说，文章并非探讨有没有孟姜女，而是考证一个故事如何在传播中不断改变。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有“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的评价。刘半农读完后感叹，顾颉刚是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研究这个民间故事。

顾颉刚认为传说并非是抄错了一份档案，而是百姓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放进故事里。唐代战乱频繁、征役沉重，杞梁妻于是从春秋时期的将领遗孀，变成了秦代役夫的妻子；她哭倒的也不再是某座无名城墙，而是象征征发与劳役的万里长城。

这种对孟姜女故事演变的研究，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代又一代人喜欢继续讲孟姜女？

五十年后，批判孟姜女的小册子使用了几乎相同的材料，却完全是斗争，不容质疑的语气。

它才不问百姓为什么需要孟姜女的故事，而是提问历代文人为什么要攻击秦始皇？单只这一个问题，就能窥见当年的斗争手法：默认历代文人为一个集体，进而质问动机，联系当代，找到批斗对象。

这种思路之下，故事流传得越广并不是故事受欢迎，而是百姓被孟姜女的故事“毒害”越深；百姓不断改写故事，不是民间参与创作，是反动思想不断渗透。

03　秦始皇为什么突然不能批评了

这些小册子并非几名地方作者的突发奇想。它们背后，是1973年至1974年迅速铺开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

1973年7月，毛泽东在谈话中把林彪概括为“尊孔反法”，认为历史上的法家主张前进，儒家主张倒退。一个月后，他写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开头便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与批孔正式在全国连到了一起。此后的报刊文章不断重写中国历史：商鞅、秦始皇、曹操等人被编入法家路线，代表革新、统一和中央集权；孔子及历代儒者则被归入复古、倒退和分裂的路线。

这套历史观很粗暴但也很有效，先下结论，然后围绕结论找罪证即可，百试不爽。帽子一顶又一顶，神仙来了也得脖子挂个牌，先在街上游一圈儿。

秦始皇既然是进步的，历代批评秦始皇的诗文便需要重新审查。说他严刑峻法，那就是攻击革命暴力；批评焚书坑儒，就是在替复辟势力说话；写徭役沉重，会被认为是否定统一事业。

孟姜女恰好踩中了几乎所有雷区。

她的丈夫死于征役，她哭的是长城，故事里的暴君又是秦始皇。按照先前那套推导，你丈夫死了那不是家庭悲剧，是对秦始皇的“污蔑”,长城被哭倒那不是文学夸张，是对统一事业的攻击。

攻击秦始皇，就是攻击法家；攻击法家，便是尊儒。

孟姜女纵然不懂儒法，也已经替某种政治立场完成了表态。

04　参观一座庙，怎样变成政治证据

197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一篇题目很长的文章：《日月飞渡，长城巍然——揭露林彪朝拜孟姜女庙的反动目的》。

文章抓住了一件小事：1960年5月，林彪到过孟姜女庙。

这原本不过是一段普通的参观记录。文章却在开头发问：这是为了游览名胜古迹吗？紧接着便替读者回答：不，他对孟姜女的“顶礼膜拜”，是出于反革命政治需要。

十四年前的一次参观，就这样变成了政治动机的自白。到过孟姜女庙，等于“朝拜”孟姜女；认同孟姜女，又等于同情攻击秦始皇的故事；而攻击秦始皇，最终指向反对法家路线。

广西的小册子几乎照搬了这套说法，还把刘少奇、周扬等人一并编入孟姜女故事的现实政治背景。

古代传说不再只是古代传说，它成了一张关系网，把《左传》、秦始皇、林彪、刘少奇和一座旅游景点串在一起。

这种解释方法看上去严密，是因为它先画好靶子再射箭，自然事半功倍。

秦始皇代表进步，谁批评秦始皇，谁就必须交代立场。材料本身解释不了，就解释作者；作者解释不了，就解释他所属的阶级；还不够，便继续追问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讲这个故事，究竟想影射谁。

阅读的次序由此颠倒。原本应该看完材料再作判断，现在却是先有判断，再挑选和整理材料。孟姜女就是在这种方法里，一步步长成了“大毒草”。

最棘手的还是“人民性”。

如果孟姜女代表普通人的痛苦，那么她的丈夫死于征役，她的眼泪又指向秦始皇，而秦始皇已经被定性为历史进步力量。“人民”与“进步”就撞在了一起。

小册子给出的办法，是取消孟姜女代表人民的资格。它声称孟姜女和范喜良出身地主家庭，故事主要由“反动文人”加工传播，所以披着民间文学的外衣，并不等于具有人民性。

在这套话语体系中，普通人并不天然属于“人民”。只有站在正确路线上的普通人，才配得到这个称呼。

05　她为什么不能哭

这也解释了孟姜女为什么不能哭。

当一个历史人物被规定为正确，因他而受苦的人就会显得尴尬。

秦始皇统一中国，确实具有历史意义；郡县制和长城，也有各自的历史价值。但一个王朝具有进步性，不等于生活在这个王朝里的每个人都过得幸福；一项工程影响深远，也不妨碍人们同情为它承担代价的人。

这些判断本来可以同时成立。政治运动将其变为忠诚测试：赞扬秦始皇，就不能谈徭役沉重；同情徭役下的普通人，便像是在否定统一；赞美长城，也就不该追问谁死在了长城脚下。

孟姜女因此显得格外刺眼。她不是帝王、将军或思想家，也不讨论天下统一和历史规律。她只问一件很小、很具体的事：我丈夫到哪里去了？

宏大的历史叙事擅长计算千秋功业，民间故事却记住了一个没能回家的丈夫。

有的愤怒被称为革命，有的愤怒被判为反动；有的眼泪值得歌颂，有的眼泪必须接受批判。事实可以筛选，故事可以改判，最后连人的感情也有了路线。

孟姜女哭了上千年，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的眼泪有一天也要先交代政治成分。

当历史不再用于理解发生过什么，只用来证明谁早已正确，受审查的就不会只有历史。文学、记忆，最后连一个人为什么悲伤，都要重新解释、重新交代。

资料依据：《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礼记·檀弓》；刘向《列女传·齐杞梁妻》；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贵县教育局、贵县工农师范编《〈孟姜女〉是一株尊儒反法的大毒草》；山西人民出版社《锄毒草——批判宣扬孔孟之道的坏戏》；《人民日报》1974年7月14日第二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批林批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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