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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留存下来的晚年影像中,他坐在西式餐桌旁,穿得讲究,日子过得颇为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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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看这副模样,大概很容易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富家老人。
可这个老人年轻时手里握过兵权,卷进过川系军阀混战,也率部打过抗战,更让后人难以绕开的,是他的家庭、政治选择,以及1949年亲侄女杨汉秀遇害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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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拉回1949年,杨汉秀早年离开原来的军阀家庭,投身革命,1946年回到四川后,她继续从事相关工作,从1947年至1949年间先后三次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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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9年9月2日,重庆发生“九二”火灾,杨汉秀公开指斥伯父杨森,随后再次遭到逮捕。
11月23日,她被秘密杀害,遗体埋在歌乐山金刚坡一带,1975年夏天,遗骨才被发现,1980年迁葬。
这件事放在杨森一生里,分量很重,一边是掌握军政权力多年的伯父,一边是选择与原生家庭决裂的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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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9年,两个人早已不是普通的亲属矛盾,而是走在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上。
我觉得,光是一个亲侄女在那个年代选择离开军阀家庭,后来遭到秘密杀害,就已经足够让人看到杨森政治生涯中冷硬的一面。
杨森188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后来进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军事,早年还参加过同盟会。
此后的几十年里,他先后做过川军第二军军长等职,在四川军政舞台上反复沉浮,1977年去世。
如果只看军事才能,杨森未必属于那个年代格外醒目的统帅型人物,可他有一个本事,很难忽略——会看局势。
1926年北伐形势起来后,杨森一边与旧军阀保持联系,一边又向广州方面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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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风向一变,他的选择又变了,1927年5月4日,杨森率川军约4.5万人向鄂西进攻,还发出“反共”“讨伐”武汉的通电。
前后摆在一起看,就很有意思,前一年还接受国民革命军番号,到了第二年,又带着约4.5万人向鄂西推进,杨森为什么能在军阀混战里一次次找到位置?
我觉得答案就在这种政治选择里,他并不习惯把自己长期绑在一条船上,局势怎么变,他就尽量给自己留下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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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个人生存角度,这当然是一种能力,可军阀手里握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饭碗,而是成千上万士兵和地方百姓的命运。
上面的人一次转向,地图上可能只是一支军队换了方向,落到普通人头上,却可能是重新征兵、筹饷、运粮和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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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觉得,评价军阀不能只看他“会不会做人”“懂不懂变通”,在乱世里,权力人物所谓的灵活,往往是别人替他承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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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庞大家庭里,远没有数字看起来那么热闹,七姨太曾桂枝的经历就是其中一例。
曾桂枝后来进入学校读书,因为与男同学来往密切,引起杨森不满,男方后来遭杀害,曾桂枝也死在杨森枪下。
在我看来,这件事真正值得注意的,也不是死法有多骇人,而是杨森对亲密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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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妾可以上学,可以接受新式教育,看起来比很多旧式家庭开放,可这种开放是有边界的。
只要女人的个人选择碰到他的控制范围,所谓开明就可能停下来,一个男人愿意让妻子读书,并不等于他真的承认妻子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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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受了新式教育,也开始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个人选择撞上了强势的家长权力,结局并没有因为她读过大学就发生根本改变,这也是我觉得杨森家庭史真正让人难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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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森去了台湾以后,这种家庭模式并没有马上消失,杨森退居台湾、已经90岁高龄时,以招募秘书的方式,把17岁的台湾新竹女子张灵凤纳入家中,她成为其后一任姨太太。
可杨森这个人,如果只写到这里,也还是不完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确实带兵出川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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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森率第二十军1.3万余名将士由贵州徒步出发,跋涉数千里赶往上海战场,部队在那里作战一个多月,伤亡大半,后来第二十军又继续参加长沙一带的抗战。
这1.3万余人,很多都是四川子弟,他们离开家乡时未必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到了上海以后面对的却是装备、火力都很强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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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笔账必须单独记,杨森政治生涯和家庭生活里的那些争议,不能因为他参加过抗战就一笔抹掉;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后来的问题很多,就把第二十军将士在抗日战场上的牺牲一起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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