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睒睒炮轰平台经济的三大理由，至少说对一半！

最近，钟睒睒又又又“开炮” 了。

这一次，他炮轰的依然是平台经济。8月8日，他在央视财经《对话》栏目中提出：电商平台打着“去中间化” 的旗号，消灭了传统中间商，自己却演变成掌控定价权和流量分配权的更强势的中间商。

很多人说，钟睒睒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自己是首富，农夫山泉已经建立了强大品牌势能，当然可以批评平台。那些中小商家，还指着平台吃饭呢。

所以，这几天铺天盖地批评钟睒睒言论的文章，认为他对传统经济甚至计划经济有深深的执念。

但我想说一句可能不太中听的话：钟睒睒这次提出的问题，有现实依据。至少，说对了一半。

当然，屁股决定脑袋。钟睒睒之所以反复对准电商，对准平台经济开炮，并不能说明其个人忧国忧民，更多是电商平台影响了其企业利益所导致的。这一点，详细绝大多数持相左观点的人都能认同。

而钟睒睒也并是在反对“中间商” 这三个字。恰恰相反，他比谁都清楚中间商的价值 —— 因为他自己，就是依托渠道分销这套中间商体系做大的。

今天，我想顺着钟睒睒的逻辑，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中间商永远不会消失。平台做的一切，本质上不是“去中间化”，而是中间商迭代。从无数个分散的中间商，迭代为几个集中的、具备强大流量与规则权力的超级中间商。

这才是钟睒睒真正焦虑的，也应该是整个商业世界需要警惕的。

先给 “中间商” 正个名

我们很多人一听到“中间商”，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就是：赚差价。 然后紧接着就是：该被消灭。

这种认知，是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这句广告语洗了十几年的结果。好像中间商是趴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吸血鬼，只要把它拿掉，消费者就能买到便宜货，厂家就能多赚钱。

大错特错。

中间商是人类商业史上重要的商业分工。为什么？因为信息不对称永远存在，因为物流不可能从工厂直达每一个消费者，因为资金需要有人垫付，库存需要有人承担，售后需要有人处理。

中间商干的是什么事？是撮合。是仓储。是物流。是资金垫付。是信用背书。是售后兜底。

你想想，如果没有中间商，一个义乌的小商品制造商，怎么把一把 5 毛钱的牙刷卖到黑龙江的一个村子里去？自己开直营店？成本高到离谱。自己建物流？更不现实。

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一层又一层的中间商：省代、市代、县代、批发市场、小卖部。每一层加一点价，每一层承担一部分职能，最终这把牙刷以 2 块钱的价格到了消费者手里。

没有中间商，这把牙刷可能永远到不了消费者手里。或者到了，但价格会极高—— 因为厂家要独自承担全部流通成本。

所以，中间商从来不是一个坏词。中间商是商业流通的毛细血管，是经济体的基础设施。

没有成熟的中间流通环节，商品流通就会处处受阻。

钟睒睒自己就是 “中间商” 体系的最大受益者

钟睒睒批评平台成为更强势的中间商，很多人觉得他在“反中间商”。

但如果你了解农夫山泉的发家史，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矛盾”： 钟睒睒本人，就是依托庞大分销中间商网络成长起来的。

农夫山泉的广告语是什么？“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搬运工”，本质就是链接水源生产端和消费者的中间环节。水源地取水，灌装，运输，分销，最终送到消费者手里。

如果按照“消灭中间商” 的逻辑，农夫山泉应该让消费者自己去千岛湖、长白山打水喝才对。

但这还只是第一层。更重要的是第二层：农夫山泉在全国有超过 4000 家经销商，覆盖了从一线城市到乡镇村的数百万个终端网点。

这 4000 多家经销商，就是农夫山泉的 “中间商军团”。他们负责垫资、负责铺货、负责维护客情、负责把一瓶 2 块钱的水摆到你家楼下便利店最显眼的位置上。

没有这 4000 多个中间商，农夫山泉不可能成为中国水饮行业的 NO.1。

钟睒睒比任何人都清楚中间商的价值。他也比任何人都依赖中间商。

所以，钟睒睒反对的不是“中间商” 这个角色本身。他反对的，是拥有极强规则控制权、可以反向约束品牌的超级平台中间商。

以前，农夫山泉面对的是 4000 多个分散的经销商。这些经销商之间相互竞争，任何一个经销商都没有资格跟农夫山泉讨价还价。农夫山泉制定规则，经销商执行规则。这叫品牌主导。

现在，如果大量销售集中到少数电商平台上，会发生什么？农夫山泉要面对的，不再是一盘散沙的 4000 个经销商，而是一个掌握着流量分发权、定价干预权、结算规则的超级巨无霸。

这个巨无霸可以决定品牌的曝光机会：给到流量，产品就能获得大量曝光；流量收缩，商品在用户面前就缺少露脸机会。

这才是钟睒睒真正害怕的。他怕的不是中间商消失，他怕的是中间商从“听命于品牌” 变成 “号令品牌”。

平台的本质：从 “去中间化” 到 “集中化中间角色”

回到央视《对话》节目，钟睒睒【节目原话】：

“我把这个技术平台定性为中间商，是一种特殊的中间商。消费中间商只是换了一个‘帽子’，变成了技术平台。”

“真正的交易平台，交易规则固定、费率恒定。但电商平台不一样，它可以针对每一笔生意做调整，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中间商。”

这句话说到了根子上。

几乎所有平台在早期讲故事的时候，用的都是同一个剧本：“传统模式有太多中间商，层层加价，我们要干掉他们，让厂家直达消费者，让价格降下来。”

这套叙事太性感了。消费者听了高兴，厂家听了心动，资本听了更是热血沸腾。

但如果你真的相信平台是要“消灭中间商”，那你就太天真了。

平台并没有消灭中间商，平台更多是重构流通环节，把原来分散的多层中间商的部分职能收归平台。

原来的中间商赚的是商品差价；平台赚的是佣金、广告费、流量费、技术服务费等各类服务费用。

原来的中间商拥有的是商品的所有权，赚的是卖货的钱。平台拥有的是交易撮合权和流量分配权，赚取平台服务收益。卖货要承担库存风险，平台模式更多是收取服务租金。

钟睒睒指出了其中的关键差别。传统交易平台费率公开恒定，而电商平台依托算法，可以动态干预流量、调整商家实际经营成本，很多商家做完一单，很难清晰算清自己最终实际收益。

过去中间商数量众多，互相竞争，单个主体议价能力有限；如今流量向少数平台集中，品牌商家需要依赖平台获取用户流量。

这就是钟睒睒所说“更强势” 的真相：不是中间商的消失，而是中间商权力的集中化。

钟睒睒指出的问题，值得行业正视

钟睒睒在节目当中抛出的行业观察，不少人不以为然，觉得他是“利益受损方在抱怨”。

但如果你仔细看，平台经济的公平竞争问题，已经进入政策关注范畴。 2026 年 7 月 9 日，商务部牵头九部委正式出台《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文件提出要营造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环境，推进公平竞争、强化价格治理、统一监管规则。

这说明，线上线下渠道公平，已经形成社会与政策层面的关注。

整理钟睒睒在《对话》栏目中提出的三大核心观点，结合公开报道梳理如下：

第一，不同业态之间的税负与制度公平问题。

“没有哪一个国家，会用传统产业的税收，去补贴高技术企业。高技术企业本身，就应该赚取属于高技术的合理利差。”

引申出来的讨论就是：线下实体门店合规纳税，线上部分商家存在注册地分散、征收方式差异，带来实际税负不一致的现象。

同样的商品，线上比线下便宜，这中间，多少来自效率提升，多少来自制度差异？如果去掉税负差，线上的价格优势还剩下多少？

这不只是商业公平，也关乎产业导向。依靠制度差异形成的价格优势，不等于经营效率的胜利。

第二，呼吁约束平台权力，警惕算法黑箱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节目原话】：“我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力。”

他批评，平台依托算法，可以对交易做流量干预、价格扰动。传统线下经销商抽成相对固定，规则大多摆在明面上；而平台体系下，动态流量、动态佣金，全部封装在算法黑箱里。

这一点，我部分认同，但需要补充一个视角。“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这从来都不是电商平台的专利，是商业世界的底层逻辑。

沃尔玛、家乐福鼎盛时期，供应商进场，要交进场费、条码费、节庆费、返点，名目繁多，并不输给今天的平台。早年国美、苏宁强势的时候，家电厂商也要接受渠道的强势议价。

所以，渠道强势不是互联网平台独有的原罪。当一个渠道成为流量必经之路，就天然会获得对品牌的议价权力。

但平台和传统渠道最大的不同，在于透明度。传统线下渠道的强势，规则大多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平台的算法干预，却是黑箱。商家今天有流量，明天可能就下滑；不知道要投入多少推广费才能维持位置；各类费用交叉叠加，成本难以预判。

这种不可见、不可测、不可控的规则权力，才是钟睒睒口中“霸道” 的核心。

第三，担忧线下实体零售、感性消费场景被挤压。

“这个中间商无处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杀’光了。把年轻人都吸引到手机屏幕里，那创造性和感性消费在哪里？”

这个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全部归咎于电商。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消费者为什么不去线下了？是线上太有吸引力，还是线下体验本身做得不够？

你看看山姆、Costco，国内的胖东来，线下门店人气爆棚，节假日门店人流不输直播间。消费者愿意专程到店消费。

为什么？因为这些企业花了巨大心思打磨线下体验，服务、环境、商品都做足。

反观国内大量普通线下门店：千店一面，毫无特色，服务冷漠，价格没有优势。消费者用脚投票，离开的不是“线下”，而是体验糟糕的线下。

所以，钟睒睒说平台挤压感性消费，我同意一半。电商确实让很多人养成“搜索下单收货” 的路径，减少逛街偶遇式的惊喜体验。 但另一半原因，是大量线下零售自身创新不足。如果线下体验足够好，消费者不会永远只待在手机屏幕前。

承认电商的贡献，也正视电商的问题

写到这里，必须做一个平衡。我们不能因为钟睒睒指出平台的弊病，就全盘否定电商过去二十年的巨大社会价值。

电商让商品供给更丰富，小镇消费者通过手机，就能买到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商品，这在二十年前不可想象。电商让消费选择更多元，不再只能接受家门口少数门店的供给。电商提升价格透明度，比价成本极大降低，减少漫天要价。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社会进步，不容抹杀。

所以问题关键，不是“要不要电商”，而是： 当一个渠道从增量创新，走到存量集中之后，社会应当如何对它进行合理规约。

写道最后

钟睒睒在《对话》中指出，电商平台已经演变为一种特殊的强势中间商，这个判断值得行业认真审视。

中间商，永远不会消失，但永远在迭代。从走街串巷的货郎，批发市场档口，省代市代县代，到大卖场连锁，再到综合电商、短视频电商……

中间商角色一直在换面孔、换收费逻辑、换权力结构。

钟睒睒焦虑的本质：自己几十年建立品牌、打磨渠道壁垒，而在平台流量算法面前，品牌的确定性被削弱。

他的批评，有合理洞察，也带有实体企业的立场视角。但把这个议题摆上台面公开讨论，本身就很有价值。

当然，通过指责钟睒睒所代表的传统中间商存在的问题，为平台经济的弊病洗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一个健康的商业社会，既需要平台高效的撮合能力，也需要品牌拥有自主生长的空间；既需要线上的便利，也需要线下实体的活力；既需要算法的效率，也需要规则的公开透明。

中间商不会消亡，但集中、黑箱、缺少约束的渠道权力，必须受到监管与制衡。 这才是钟睒睒那番发言，真正值得被倾听的地方。

撰文：刘老实

排版：柯不楠

校对：十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