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还是不走？抗战初期北大教授的艰难

作者｜陈平原

晚清以降，中国现代大学这一百多年的“光荣与梦想”，最让人感怀的，是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而非具体的教学或科研成果。在不久前出版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我谈及：“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其实，还有另一个论述角度，那就是，现代大学这一制度设计，给无数读书人参与抗战、保存民族气节，提供了可能性。

在所有内迁大学中，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撤退尤为艰难，因那时北平已经沦陷，只能秘密组织，积极串联，分批撤离。而离开不离开已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对于很多教授来说，是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走出这关键性的一步，意味着日后颠沛流离，但不会有失节的焦虑；而留在危城中，很可能进退维谷，精神上备受煎熬。

走还是不走，在抗战全面爆发最初的那半年，是特别让人纠结的话题。这里以十位北大文学院教授为例，讲述这半年间发生的让人感叹嘘唏的故事，进而探究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状态。

危城记

七七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身处危城的北大、清华等校师生到底该怎么办？经过一番紧急筹商，在国民政府指导下，8月间在南京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8月底登报通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职员及学生赶到长沙报到。9月10日，教育部以16696号令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湖南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而后便是筹经费，借校舍，招新生等。9月28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开始启用。10月18日学生报到，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两个月后，因战场日渐逼近，长沙临时大学向教育部请求迁址，1938年2月，临大师生陆续动身，分三路赶往昆明。4月2日，教育部电令长沙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从政府决策以及校史叙述的角度立论。

我更关心的是，身处危城的北大教授，是如何辗转南迁的。7月29日北平沦陷，虽说人心浮动，北大教授们还多次聚在一起商议对策。秘书长郑天挺更是每天都到学校办公，绝不避地隐匿，直到10月18日地方维持会将保管北大的布告挂在第二院门口，他才和在平全体职员合摄一影，以后就不再到校了。至于日本宪兵不时前来侵扰，9月3日更是直接进驻，中文系刚聘的助教吴晓铃只好收拾文件撤离，“他对于自己的岗位总算恪守到最后一刹那了”。罗常培1948年撰《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提及此事，而将近四十年后，吴晓铃本人在《可怜落照红楼影——危城追忆之一》中有更为详细的叙述。

北平沦陷，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又无力回天的读书人，到底该如何自处，这是个极为沉重的话题。1940年罗常培撰《临川音系跋》，称七七事变后，自己“幽居在北平，闭门谢客，悲愤中只好借辛勤工作来遣日”，除为维持北大残局而奔走集会，以及收听有关战况的广播外，“每天总花去5小时以上来写这本东西”。因为，手无寸铁的语言学教授，“不能立刻投笔从戎的效命疆场，也没有机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只能寄希望于学术救国了；可局势如此紧张，“是否应该每天关在屋里还埋头伏案地去做这种纯粹学术研究”，内心深处依旧很困惑。当初北平教授中，具有罗常培这样的努力与困惑的，可谓比比皆是。由此“遗民心态”引发的伦理困境，不是三两句话能够说清的；更何况公众能否接受读书人天崩地裂之际埋头著述的自我辩解，也是巨大的未知数。经过一番挣扎，最终罗常培等北大学人，还是选择了逃离北平，参与抗战大业。

政府的号召、校方的规划，以及学者本人的志愿，共同促成了大学内迁的壮举。除了此前的个别行动，有组织的撤离是这样展开的：10月间，北大教务长樊际昌奉派来天津接洽；10月底款到，秘书长郑天挺将其分送愿意撤离者。最后一批离平教授11月17、18日赴天津，20日分头南下。据《郑天挺自传》，他们这一路，先搭轮船南下，经青岛，转香港，“因粤汉路敌机轰炸，于是又坐船到梧州，取道贵县、柳州转桂林，由公路入湘。十二月十四日，好容易经衡阳到了长沙，才知道南京陷落，学校又准备迁移”。北大校方有组织的撤离教授计划，至此顺利完成。

这里有个情况必须说明。当初撤离时，因财力有限，北大只能给教授及副教授提供南下费用；讲师以下的，需自行解决。战前北大教职员花名册中的“讲师”，一是兼职，一是专任。查1935年2月《国立北京大学核发薪金清册》，同样是中国文学系讲师，冯文炳月薪120元，闻一多50元，刘文典75元，因后两者是清华大学教授，在北大上课属于兼职。兼职的讲师没问题，可随自己的大学迁移（如闻一多、刘文典）；至于专任讲师如冯文炳等，因不在内迁人员之列，就变得很尴尬，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不过，看档案资料，似乎各院系处理方式不一样，也有专任讲师及助教随大学南迁的，其费用如何解决不得而知。

到底有多少北大教师从已沦陷的北平跑出来，未见准确的统计。但有两个数字可以参考，一据《长沙临时大学教职员名录》，北京大学有蒋梦麟等10人，教授及专任讲师胡适、江泽涵等49人，助教14人，共计73人。二是1942年6月调查的《国立北京大学在滇教职员同学录》，西南联大中编制属于北大的教职员共111人，这里包括请假在外的文学院长胡适（正出任驻美大使）以及文科研究所的特约导师陈寅恪、董作宾、李方桂等。换句话说，无论北平时期的老北大，还是昆明时期三校合一的西南联大，规模其实都不大。对照战前北大教职员名录，你会发现，绝大部分教授都响应政府的号召南迁；至于学校承认的四位“留平教授”，除周作人因出任伪职战后被审判，其他三位（孟森、马裕藻、冯祖荀）都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保住了士人气节。

关于战争突然爆发后北大教授如何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分期分批撤离北平危城，比较全面的描述，一是罗常培初刊《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12月）的《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一是据郑天挺晚年手稿整理而成、收入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郑天挺学记》的《郑天挺自传》。现以此二文为主要线索，引入各种档案、诗文及回忆录，勾勒北大文学院教授走出或留在危城的心路历程。这十位教授，按年齿依次是：孟森（1869－1937）、马裕藻（1878—1945）、周作人（1885—1967）、胡适（1891—1962）、钱穆（1895—1990）、朱光潜（1897—1986年）、罗常培（1899—1958）、郑天挺（1899—1981）、魏建功（1901—1980）、梁实秋（1903—1987）。选择的标准，主要是资料方面的考虑——必须有本人自述或师友的回忆文字，这样方能在某种程度上“重现”那一艰难的抉择。至于叙述，则按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序。

南下说

北大文学院长胡适对前一天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判断有误，以为只是局部冲突，7月8日下午照原计划赴南京开会。在随后召开的庐山座谈会上，胡适有很好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奉派出国宣传抗日，并于一年后出任驻美大使。9月9日，舟行长江，胡适写了一封署名“藏晖”的信给郑天挺，对诸位同人决心闭门著述深表赞许：“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闲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难，——今诸兄兼有此两难，此真千载一时，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学术上的埋头闭户著作。”据罗常培追忆，在北大同人情绪极为低迷的时候，此信曾给他们很大鼓舞。胡适日后也称：“那封信，我觉得不但私人应该保存，即在北大校史的材料中也很有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虽没有经历危城中的痛苦挣扎，同人最后也多随大学南迁，但在北大同人最困难的时刻，胡适与他们在一起，还是值得夸耀的。

北大外文系教授、日后成为著名散文家及翻译家的梁实秋，时隔多年，撰写《回忆抗战时期》，提及北平沦陷数日后，他和北大政治学系教授张忠绂、外文系教授叶公超相约撤离北平，车上遇见北大教务长樊际昌及几位北大同事：“火车早晨开行，平常三小时左右可到天津，这一天兵车拥挤，傍晚天黑才到天津老站。大家都又饿又累。杂在人群中步行到最近的帝国饭店，暂时安歇一夜，第二天各奔前程。我们是第一批从北平逃出来的学界中人。”辗转到达长沙后，梁实秋参加了一点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很快因几位北大教授集资，推举一人北上接取数家的眷属，而重回北平。这一趟旅程非常艰难，日后在《感伤纪行》及《槐园梦忆》等文中多有述及。如此耽搁，加上第二年春天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梁实秋从此与北大脱离关系。抗战八年，梁实秋除参与若干政治活动，主要工作是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尽管如此，其离开北平时的壮怀激烈，还是很值得钦佩：“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命运如何，我将尽我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

梁实秋没说清楚，他乘坐的其实是七七事变后平津第一次通车，时间是1937年8月12日。北大外文系教授朱光潜，以及在平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日后加入西南联大的杨振声、沈从文等，也在这趟车上。1938年4月出版的《工作》第2期，刊有朱光潜的散文《露宿》，对整个行程有更为精细的描写：“由平到津的车本来只要走两三点钟就可达到，我们那天——8月12日，距北平失陷半月——整整地走了18个钟头。晨8时起程，抵天津老站已是夜半。……马路两旁站着预备冲锋似的日本兵，刺刀枪平举在手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的命就悬在他们的枪口刀锋之上，稍不凑巧，拨剌一声，便完事大吉。没有走上几步路，就有五六个日本兵拦路吼的一声，叫我们站住。”经过一番仔细的搜身，方才闯出重围。可眼前的万国桥已被封锁，无法进入法租界，只好露宿桥头。直到第二天住六国饭店的友人得到消息，将朱光潜四人接入租界，才算有了安全保证。南下后的朱光潜，没有赶到长沙参加临时大学，而是接受四川大学的聘约，出任川大文学院院长。那年九月，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上，朱光潜慷慨陈词：“这次最大的损失，我认为是在文化方面。素负最大文化使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或者已遭重大的损失，或者因已经酿成恐怖情势，也没有学生到校了。现在只有四川成都，俨然世外桃源。……我们的机会愈难得，所负的责任也就愈重大。”很可惜，朱光潜在川大的工作并不顺利，八年抗战的主要业绩，是在武汉大学任上取得的。

史学系教授钱穆离开北平的时间，在此之后，但不能确定是哪一天。在《师友杂忆》中，钱穆称：“民国二十六年，双十节过后，余与汤用彤锡予、贺麟自昭三人同行。在天津小住数日，晤吴宓雨生偕两女学生亦来，陈寅恪夫妇亦来。……吴陈两队皆陆行，余与锡予、自昭三人则海行，直至香港。”同行的汤用彤、贺麟没有留下任何南行文字，钱穆的叙述又语焉不详，我们只能借助陈、吴的行程来推断：陈寅恪一家挣脱各种羁绊，于11月3日离平赴津；吴宓也于第二天抵达天津。大概吴宓当年并不看重钱穆，日记中只称11月7日在法租界六国饭店见到陈寅恪夫妇以及汤用彤、贺麟等，11月10日“贺麟、汤用彤等……亦同乘海口舟，但直往香港”。两路人马曾同乘“海口轮”，只不过到青岛后方才分道扬镳。钱穆在港小住近旬，而后转广州，再赴长沙，融入长沙临时大学及其后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钱穆、汤用彤等人之离平，在中文系教授罗常培《七七事变后的北大危局》中有所记载：10月28日下午四时在灵境七号林宅开茶话会，商谈下一步的行动；会后两天，姚从吾从长沙来电催罗常培、毛子水、汤用彤、魏建功、钱穆、齐思和等赶紧南下。这时候，长沙临时大学的消息日渐明朗，而“日本的统制逐渐加强，学校一天比一天难维持，同人再待下去，难免拖泥带水”。于是，留平的北大同人遂陆续南下。“最后在十一月十七日离开北平，二十一日同乘湖北轮从天津去香港的有我和毅生，雪屏，膺中，建功，大年，廉澄，王霖之（烈），周濯生（作仁）和包尹辅诸人。北平沦陷后的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时任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晚年在自传中称：“十一月十七日，我离别了五个幼儿，只身和罗常培、魏建功、罗庸等同车赴津，次日又有几人走，就是北大的最后一批了。”北大同人到达天津后，北大外文系讲师、清华图书馆馆长、日后出任伪北大校长的钱稻荪赶来阻止，郑等严词拒绝。过了几天，同人聚齐，搭“湖北”轮南下。

与罗常培的抛妻、郑天挺的别子好有一比，魏建功临别北平时，女儿正病猩红热，更是牵肠挂肚，于是吟诗一首：

居危入乱皆非计, 别妇离儿此独行；

欢乐来时能有几, 艰难去路怖无名。

文章收拾余灰烬, 涕泪纵横对甲兵;

忍痛含言一挥手, 中原指日即收京。

对于当年无数抛妻别子、孤身南下的读书人来说，这里的“忍痛含言一挥手”，无疑是共同的记忆。此前，北大方针未决，同人彷徨无地，魏建功曾吟诗“可怜落照红楼影, 愁绝沙滩泣马神”，临行前赠予助教吴晓铃。

十月底的那次聚会，“留平的三十六人除幼渔，心史，汉叔，缪金源，周作人，董康和徐祖正外都决定分批南下”。其中年老多病或负担重的孟森（心史）、马裕藻（幼渔）、冯祖荀（汉叔）、周作人（启明）四位，其留平是得到北大校方承认的，初期还每月寄送津贴五十元。只是日后的发展大不一样，前三位守住了节操，周作人则不幸落水。

北大史学系教授孟森，今日多以明清史专家著称，其抗战中的表现，其实更值得表彰。弟子商鸿逵为其编辑《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编》，后者附有商鸿逵遗著《述孟森先生》，提及“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企图灭亡中国，独霸东亚。先生留守北京大学，目睹敌人暴行，忧愤成疾，延至冬尽逝去。病中吟诗多首，痛发所感。”约略同时，郑天挺撰写自传时，有这么一段：“临走前，我两次到协和医院看望了史学系孟心史（森）先生，他当时已患胃癌，生命垂危，但他见到我，尚以病榻日记相示。日记中无时不以国事为念，并以诗讽刺郑孝胥。临别时尚执手殷殷，潸然泪下。我往日所作清史论文，颇得先生奖饰，已感不安。今见先生如此如此，我亦深受感动，为之动容。不料两月后，孟先生即遽归道山。”再往前推四十年，罗常培在《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中称，“十一月十四日，我离平的前三天，到协和医院向先生辞行，他给我看他近作三首讽刺郑孝胥的诗，我当时就在病榻旁边把他们抄下来”，诗中有“君不见贵由赵孟何如贱，况有《春秋》夷夏辨”，老先生委托罗常培“带给南方的朋友们看看，以见我心境的一斑”。其实，留守北平的孟森教授如何病中吟诗表达民族气节，以及怎样忧愤而死，在罗常培、郑天挺、罗庸1939年的怀念文章中已经提及，只不过半个世纪后重读，依旧让人感怀不已。

相对于孟森的广受表彰，中文系教授马裕藻的故事则不太为人所知。北大人物中，“三马二沈”名气很大，其中尤为关键的，是长期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的马裕藻。这里不说他的学问与性情，就说“留平”一事。当年的助教吴晓铃日后回忆：“马幼渔（裕藻）先生在学术界居五马之首，在日本时曾和鲁迅先生同师章太炎。我在离开北平时去向他辞行。他用古体文写下了如下几句赠言：‘余病居边城，远跂云岭，临岐恫苦，赠处无言，惟祈晓铃默识余衷，互相砥励而已。’真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对于我则是鞭策。老人不久便抑郁而终。”抗战期间同样留住北平，与马裕藻多有接触的张中行，日后在文章中提及“他爱国，有时爱到有近于宗教的感情”，其中有个细节很生动：“有一次，同学李君请马先生写些字，留作纪念。马先生沉吟了一会，不好意思地说：‘真对不起，现在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什么。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马先生可谓言行一致。北京大学迁走了，他借贤内助善于理财之助，据说生活没有困难，于是闭门读书，几年中不仅不入朝市，而且是永远不出大门。”

北大留平四教授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外文系教授周作人。很可惜，正是此君没能挺住，落水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受到国民政府的审判。抗战刚爆发，周作人多次与郑天挺等北大同人聚会，商议如何面对危机。八九月间，给南方朋友写信，既说“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又说“请勿视留平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就在北大同人即将离平前夕，周作人写一打油诗：“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诗后有同年12月11日的自注：“一月前食炒栗，忆《老学庵笔记》中李和儿事，偶作绝句，已忘之矣，今日忽记起，因即录出。”对于曾歌吟过“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诗人陆游来说，记录李和儿炒栗子事，自然是寄托遥深。毫无疑问，选择了“苦住”北平的周作人，此时以及日后之所以多次撰文谈论李和儿的故事，既表明其天人交战的内心世界，也希望此中心迹能广为人知。周作人最初确实保持某种独立姿态，选择译书为业，且接受燕京大学的聘约，可1938年2月9日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后，越陷越深，终于不可自拔。

关于周作人落水经过及原因的探求，从1938年起就不断有文章问世。在最初的一片惊愕、愤怒、质疑声中，朱光潜的《再论周作人事件》态度最为温和，带有某种辩解成分：“他是已过中年的人，除读书写文之外，对事不免因循。以他在日本知识界中的声望，日本人到了北平，决定包围他，利用他，这是他应该预料到的。到现在他还滞居北平，这种不明智实在是很可惋惜。他滞居北平的原因我想很多，贪舒适，怕走动，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要说是他在北平，准备做汉奸，恐怕是近于捕风捉影。”随着“元旦的刺客”失手，周作人没有“杀身成仁”，反而进一步陷落，先当伪北大图书馆馆长（1939），后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这个时候，远方的朋友以及身边的弟子们也都无话可说了。

芦苇辩

正是有感于周作人的处境格外严峻，远在英国伦敦的胡适，1938年8月4日寄诗给知堂老人：“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这首“劝驾”诗，9月20日到北平，第二天周作人即作和：“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只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家累重是真的（家中共九人，包括鲁迅的母亲及第一任妻子朱安女士），但最关键的还是意志与信念。说实话，即便无如此家累，周作人也未必愿意离开舒适的北平。而只要不离开北平，作为文化名人，周作人是无处藏身的。俗话说得好，“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正如朱光潜所说，以周作人的名望，日本人肯定会“包围他，利用他”。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周作人本人不懂？当初吴宓也曾希望留在北平读书写作，1937年9月23日，他步行至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陈宅祭吊陈三立，而后与陈寅恪商谈南下事：“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一年之办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陈、吴之所以不得不走，是考虑到已被日本人盯住了，留在北平，要不死难，要不落水，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而周作人当年的名气远比陈、吴二位大，无论最初如何精心规划，覆巢之下，想保持独立与自尊，只能说是一厢情愿。改“苦雨斋”为“苦住庵”，只是聊表心情而已。大时代中人，一旦身处风口浪尖，是没有多少自主选择的空间的。

这就说到周作人对于“人”作为“会思想的芦苇”的独特理解。1937年冬，曾在北大进修的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重来北平，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一阵闲谈之后，先生说道：‘法国的帕斯卡尔说过，人是思考的芦苇。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大风一来，便被吹倒了。’先生的话，好像平常一样柔和低沉，可是很庄严。”这不是周作人第一次谈论此话题。1929年5月，周撰《伟大的捕风》，其中有：“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人可以当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虚空尽由它虚空，知道它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接下来，便是引用“法儒巴思加耳（Pascal）在他的《思想录》”的一段话，在别人是读出人的伟大，在周作人则看透人的脆弱：“只须一阵风，一滴水，便足以弄死他了。”

如何理解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1670年出版的散文集《思想录》中的这段话，历来见仁见智。吉川幸次郎回日本后请教专家，据说周作人的理解是对的。但在我看来，会思想的芦苇，既可能脆弱，也可能坚强。大风刮过来了，有的一吹就倒，有的屹立不动，有的踉跄了几下，最后挺住了，有的则犹豫了好一阵子，最终随风俯仰。

作为会思想的芦苇，危机时刻的选择，并不关涉“知识”，而是“气节”与“情怀”。好在兵荒马乱中，大部分北大教授做出了英勇的选择，无愧“读圣贤书”的称谓。抗战烽火中，大部分学识渊博的教授听从政府号令，辗转内迁，历尽艰辛，借用文天祥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所坚守的，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职责，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与信念。近年学界颇有为郑孝胥、汪精卫的诗文叫好的，所谓体贴其“自我牺牲”，理解其“民国乃敌国也”的立场，还有“拯世济民”的初衷，我以为不可取。大风起兮云飞扬，无法要求所有人都宁折勿弯，但不该将所有芦苇全都设想、描述成不堪一击。对比明清易代之际的读书人，抗战初期北京大学的教授，其表现，更为可圈可点。

资料来源：博览群书杂志，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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