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改变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对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人口就业等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数字鸿沟不断拉大的背景下，要实现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收入分配通常被划分为三个层次：初次分配由市场机制主导，再分配由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实现，第三次分配则依赖社会慈善与公益力量。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的当下，这一框架正遭受挑战。
*本文作者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教授、宏观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董兵兵，文章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26年08月12日 第 08 版）。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就业格局：一方面自动化处理大量常规任务，另一方面为具备互补技能的劳动者创造新的高价值岗位，但中间存在巨大的转型鸿沟，使得初次分配失衡加剧。在再分配环节，传统财税工具的局限也日益凸显。数字经济的无形化和全球化使税基严重侵蚀。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在稳定雇佣关系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时代的零工经济和平台就业正在冲击这一基础。而第三次分配又高度依赖高收入群体的自愿，无法形成制度性的再平衡力量，更加难以追赶资本积累的速度。
这需要各方在观念变革、工作制度重构和分配机制创新上进行重新思考和设计。
◉ 一是重新审视“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工业革命以来，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主要由其劳动贡献决定。但当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生产性任务时，将人的价值等同于其劳动市场表现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社会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共识：社会财富的分配还应基于公民权利或社会价值，而非仅仅基于市场贡献。
◉ 二是摆脱工作时间的桎梏。工作时间的缩短是技术进步的伴随物。人工智能时代为工时缩短提供了新的技术基础和现实紧迫性。缩短工时可以将生产率提升转化为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维持充分就业。
◉ 三是建立技术进步收益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制度性联结。数据应被视为一种劳动产品，数据的生产者（即普通用户）应当获得相应的报酬。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需要打通技术进步收益与社会保障体系之间的障碍。具体而言，当人工智能提高了特定行业或企业的生产率时，由此产生的超额利润应通过制度化渠道部分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
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是所有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挑战，但各国应对这一挑战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高度数字化的社会基础设施，为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各级政府部门在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具有更强的连贯性和执行力，为减轻分配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去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成为全球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引擎。各类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惠及民生。
中国的产业政策能够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将分配目标内嵌于产业发展战略之中。例如，在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时，政府部门积极引导技术成果优先服务于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而非完全由市场需求决定技术扩散的方向。同时中国在数字支付、社会信用体系和公共服务数字化方面的领先地位，为实施新型分配政策提供了技术基础设施。
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政策挑战不是技术本身，而是“谁来决定技术为谁服务”。中国的优势就在于其制度设计能够更直接地将技术进步的收益服务于全体社会成员。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背景下，中国有望为世界贡献更多关于红利分配的方案。
内容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图片来源｜千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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